三、书局和杂志的有意策划

作者出现了，读者也出现了，现在就差一个外在力量的帮助。30年代这个推动者也适时现身了。书局和杂志为了扩大影响和盈利，看中了青年读者对新权威的认同，不仅在杂志上为加强新名人的想象出力，还积极策划自传的写作。

书局早就无意中推动自传的现代转型了。首先，它们译介了大量的外国自传，为现代自传写作准备了样本。1924年15卷6号《小说月报》刊登《一个文学革命家的供状》（太戈尔著，徐志摩译）；1925年16卷8号登了《我作童话的来源和经过》（安徒生）；9号《安徒生的童年》（安徒生）、《安徒生童话的来源和系统》（安徒生）；上海美的书店于1928年出版《忏悔录》（卢梭）；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盲聋女子勒氏自传》（海伦克勒原著，高君韦译述）；还有光明书局的《韦尔斯自传》；上海启明书店1930年4月出版《我的自传》（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上海光明书局1931年1月出版《墨索里尼自传》（佩萱、魏谷译）；少年书局1933年的《顽童自传》（［美］Alderich）等等，另外在刊物上发表的简短自传性文章更是不胜枚举。它们成为中国现代自传作者学习的范本。有的作者则与之对话，形成自己的自传追求。郭沫若在《我的童年》的《前言》中说：“我不是想学Augustine和Rousseau要表述甚么忏悔，我也不是想学Goethe和Tolstoy要描写甚么天才。”^[20]可见，郭沫若不仅实在受到外来范本的影响，同时还希望超越范本，但是无论如何国外范本都在中国自传转型中发挥巨大作用，这方面书局和刊物的功绩无法抹杀。

书局推动自传发展，并做出巨大贡献的地方却在于敦促作家写自传和树立自传意识方面。1933年书局有意识地鼓动名人写自传。《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1933年1月）登出《作家自传》，载有丰子恺、柳亚子、高语罕、柳克述、巴金、谢六逸、孙俍工、王独清、徐悲鸿、章克标、熊佛西、胡秋原和编辑王礼锡的自传、自述。胡秋原写道：“写这小传者，勉应光华书局之嘱而已。”王礼锡说：“我的不足纪述的生平，为了应光准［应为“华”］书局的征求来写小传，一提笔就觉得很惭愧。” ^[21]柳亚子说：“承神州国光社编译所的不弃，厕我于中国现代名人之列，要我写一篇自传出来。” ^[22]这些话都在告诉大家，他们集中写作小传的行动背后有书局作为推动力。郭沫若在《北伐途次》序白中说该书“本是应沪上某书店写出的”；^[23]郁达夫则说过“有一家书铺，自从去年春天说起，说到现在，要我写一部自传”。^[24]林语堂也是应书局的推动才从事自传写作的^[25]。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本来是1931年到1934年间在杂志上零星发表的，后来赵家璧为她命名，让她尽快写好交给他出版。^[26]

《宇宙风》47期的补白说“下列各界名宿‘自传之一章'从下期起陆续登载：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何香凝《我学会烧饭的时候》，陈公博《我生平的一角》，叶恭绰《四十年求知的经过》，黎锦熙《自传之一章》，陈衡哲《我幼时求学的经过》，王芸生《一个挨打受罚的幼稚生》，徐悲鸿《自传之一章》，周作人《关于我自己》，老舍《小型的复活》，丰子恺《不惑之礼》，谢冰莹《贫困的大学生活》”。^[27]从篇名看，黎锦熙、徐悲鸿的根本是命题作文，别的人也只是匆忙想起的题目。由此可见这是一次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书局和刊物在“挤”名人写自传。

总之，很多中国作家是在外界推动下才写自传的，原因是中国作家当时囿于自谦的心理，还没有写作自传的自觉性，如果没有书局的鼓动，不会主动写自传。还有一方面的原因是文学革命以来写作中明显增多的自叙因素，使得自传的写作不是那样具有特色，如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等人创作自叙传式小说，小说本身写作方面的自由使自传显得比较弱势。自叙传式虚构作品的写作既 是这些作家的长处，又成为他们写作自传的阻碍因素。因此，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帮助，他们未必会主动投入自传写作。

这种仓促推动的结果之一是影响了自传契约的签署。所谓自传契约指的是作者在文本里试图与预期读者“签署”的契约关系，写作与阅读最后达成默契。现代自传契约的内容是，作者写出个人感情与心理生命的历程，而读者则应感受这个独特个性的历险轨迹。因为书局的仓促推动，作者尚未做好准备，因此造成对自传契约“条款”的更动。比如，在刊物上发表的简短自传都加了副标题“（自传之一章）”。明知道自传是较长时期的成长经历的叙述，但又迫不及待地把记忆较深的事件都归入自传的内容，这样一来把自传的内涵窄化，使自传写作泛化，成了“名人写自己”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