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西方传记中，转折点叙述有着深厚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最初就出现在信徒的传记或自传中，主要描写信徒从没有信仰到皈依上帝的过程和经历。英文conversion一词的主要含义“转变、转换、转化”或“宗教或信仰的改变、皈依”即由此而来。^[3]

转折点叙述在自传中的突出地位和它的源头有关。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被认为是西方第一部伟大的自传，它奠定了西方自传的重要传统——忏悔，无论在历史记录、哲学沉思还是文学表现等方面都成为后世西方自传的样板。^[4]《忏悔录》第八卷中描写了奥古斯丁转向基督教信仰的详细过程，是其自传忏悔话语的核心，也奠定了后世自传转折点叙述的基本模式。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叙述了自己思想发展的曲折历程，从文本的结构看前七卷的内容似乎都在为第八卷的转折点叙述做准备。此前已有较长一段时间，奥古斯丁处在矛盾之中。他一方面留恋世俗生活，特别是男女情欲，另一方面又敬仰那些完全投身于精神生活的人，想皈依基督教。转折点就是他内心的矛盾斗争发展到顶点的结果，他最终选择皈依上帝，放弃尘世的一切，开始了人生道路中的一大转变。

奥古斯丁对这一过程的描述成为了转折点叙述的模板。一天，奥古斯丁在米兰的一个朋友家里，偶然听到朋友讲起不久前两个权臣毅然放弃荣华富贵皈依天主的事，他联想到自己的处境，受到强烈的刺激，在花园里的一棵大树下泪如泉涌，内心陷入激烈的斗争。后来他听到隐约有孩子的声音在他耳畔响起：“拿起，读吧”，绝望的他把这看作是上帝的神秘启示。他冲回房间，看到桌上有本使徒书信，他随手翻到保罗《罗马书》的第十三章中的一段，他觉得正是说的他。这仿佛来自神的声音解答了他所有的疑问，他最终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奥古斯丁的转变其实酝酿已久，正等待这最后的催化剂。他人的影响、《圣经》的话语、上帝的神秘启示等多重因素的汇合最终使这一生死攸关的时刻得以发生。奥古斯丁的转折点叙述包含了大量的内心活动和情感体验的内容，充满戏剧性。

奥古斯丁之后，转折点叙述很长时间在西方自传中十分普遍。后来逐步出现了世俗自传，其中的转折点叙述出现某些变化，这既来自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因素，也和人们自我意识的发展和自传意识的增强有关，并和文学的发展同步。

宗教自传以教义来解释人生，有意义的转折事件相对较少，其意义也很明确。宗教改革后的新教自传出现世俗化的倾向，如17世纪英国新教文学家约翰·班扬（1628—1688）所著自传《丰盛的恩典》（1666）。班扬于1660年被捕入狱，罪名是非法传教。《丰盛的恩典》是班扬狱中的作品。与奥古斯丁不同的是，这部自传中出现了多次转折。这一时期，基督教内部教派林立，班扬入狱就是教派之争的结果。班扬对自我是否能够获救并不十分肯定，显示出自传世俗化的倾向。不过，作为宗教自传，与奥古斯丁相同的是他的转折点叙述所要表达的意义依然是：他是蒙上帝救恩的罪人。

世俗自传中的转折性事件明显增多，而且它们的意义不像宗教自传那么明 确而单一，不同的转折点在传主成长的过程中承担了不同任务。卢梭的自传《忏悔录》被认为是西方现代自传的奠基之作。卢梭在其中叙述了自己遭遇的多次转折性事件，解释了这些事件对自己的不同意义。童年时在他寄读的家庭教师家里发生的“梳子事件”就是其一：女教师的梳子不见了，大人们怀疑是卢梭和同伴偷了，但他们坚决否认。后来，人们发现了被折断的梳子，不由分说就认定是他们的恶作剧，两人受到了惩罚。多年后卢梭在回忆此事时指天发誓自己和梳子折断没有丝毫关系，但对他的影响却堪比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下原罪而失去伊甸园。卢梭深信人性本善，是社会的压迫和不公使人由善变恶。梳子事件的意义对卢梭是重大的，它是社会和他人对他犯下的第一个罪行，使他纯真美好的感情第一次受到严重的伤害，并日渐脱离善良的本性，陷入罪恶的深渊。另一方面，这一事件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印象如此深刻，使他对不公正产生了深深的憎恶，为他日后宣传真理埋下了种子。从这两个方面看，这一事件都具有转折点的意义。再比如卢梭深情地描述了他和华伦夫人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从此成为夫人的养子，在夫人家里度过了青春的关键期，接受了上流社会的教育，通过艰苦的自学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还和夫人发展为情人关系。这段经历对他的情感生活、性心理、婚姻、事业都产生巨大的影响，他到临死前都在感慨自己是华伦夫人的作品。卢梭写作《忏悔录》就是希望人们认识真实的他，与华伦夫人相识是他人生又一转折点，所以必须着重描写。卢梭经历中同奥古斯丁米兰花园皈依最接近的事件，是1749年夏他第一次看到了第戎学院的征文，该征文的题目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卢梭回忆道：“我登时就看到了另一个宇宙，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 ^[5]此次参加征文改变了卢梭的一生，既使他一夜成名，也使他走上一条众叛亲离、不为世人所容的道路。卢梭选择了不同的转折点进行叙述，说明它们对自己个性形成、思想发展和人生道路的影响，建立起了世俗自传的忏悔传统。

随后的一些世俗自传家同样写出了自己人生中的转折事件，但也出现一些变化，不再把它们放在自传的枢纽位置，如富兰克林和歌德。这和他们的价值目标以及对自我的评价角度有一定的关系。

18世纪号称美国“国父”的富兰克林在自传中向青年人介绍了自己成功的经验。富兰克林一生发生了许多大起大落的变化，从一个印刷工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再成为政治家和公益人士，并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组织才能投入到科学发明和国家建设中，获得巨大的成功，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名人。他的一生当然有许多转折点，但是他在这些地方却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而将重点放在自己成功的经验上，特别是关于美德的培养。事件的选取也是从正反两方面来说明美德的意义，比如写他年轻时感情不专，说明不谨慎、不节制给自己带来的害处；写他与李德小姐的重归于好、相濡以沫，说明及时纠正错误的重要。具有清教精神的富兰克林将节制和谦虚作为美德的重要部分，为避免染上骄傲的毛病，他在许多读者可能认为是关节点的地方采取了克制叙述。讲求实干的富兰克林深信成功需要切实的努力，他不相信突然的好运，他对许多小事格外关心和留意。他这样说道：“造成人类幸福的与其说是千载难逢的巨大的幸运，倒不如说是每日发生的细小的方便。”^[6]

歌德在自传《诗与真》中突出了重要事件、重要人物对自我形成和发展的重大影响，如他与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赫尔德尔的交往，他青年时代的几次恋爱，他对这些经历作了诗化的描写，精心构思、着力渲染。但这些大事件都没有奥古斯丁和卢梭自传中转折点叙述的分量。与这些事件同等分量的是歌德对自己的环境、时代、探索经历的叙述。歌德认识到人生不是几个节点串起来的线，而是逐渐演变和发展的，其中还有回旋和反复。他生平叙述中那些很细小的部分也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从中可以归纳出他的发展之路，又展开许多人生的横断面。歌德对关节点的选择和渲染是自传结构或主题的需要，他需要借此完成对自我身份的确定，这体现了“诗”的特点和传记整一性的要求。同时对“真”的要求又使他不得不关注他人生发展的许多细微之处并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他的自传呈现错综复杂的面貌，“诗”与“真”的双重目标有时会产生冲突，带来结构松散和臃肿的毛病。

20世纪以来，许多自传家追忆往事时不认为自己的人生轨迹有清晰的线索，他们认为人生不过是许多偶然的聚合。有的干脆将生活片段化，如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就是诗意地描述记忆中的片段。符合传统标准自传形式的纪德自传《如果种子不死》也有“生活化叙事”的特点，纪德重视自己成长过程中与人交往的一个个片段和场景，他笔下的人物也具有鲜明的个性。纪德深感自传的线性叙事对自己的束缚，认为或许小说比自传更真实。^[7]在这些自传里要么没有突出的转折点叙述，要么即便有也不再承担传统自传中那么重要的作用。

自传转折点叙述的变化折射了自我意识的发展和自传意识的增强。奥古斯丁、卢梭等自传家认为自我是稳定的，是能够描述和把握的；一些现代自传家认为自我是变化的、多层面的，是难以把握的。这也同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存方式的变化有关，现代生活常常给人一种变化不定、缺乏恒定价值的感觉。“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人生是否存在转折?”这类问题使人们感到困惑。在某些现代自传中，突出转折点的传统叙事形态依然可见，但是从总体而言，其功能在逐渐弱化，不再具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