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笔者认为，以传记文学为中心和代表，叶永烈的创作特点可以概括为“新五性”：主体虔敬[2]、守真求实、题材庄重、融情于理、文史兼容。下文以他的传 记文学为例证对此进行分别阐述。
一、“主体虔敬”。所谓“主体虔敬”，主要是指作家严肃的写作态度、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独立的批判精神与严格的“非虚构”追求。这一点，确是传记文学等纪实文学不同于小说等虚构文学的独特之处。因为，传记文学等纪实文学写的是真人真事，必须经受历史和读者的考验，因而不是“崇高”人事进不了写作视野，不以“严肃”之态写不好崇高人事。尽管受商品经济影响，当今纪实文学中也存在媚俗、“拜金”等现象，但它毕竟不能像小说那样，形成所谓“躲避崇高”和“下半身写作”之类的颓废主义思潮，相反，人们总是一再肯定其“说真话”的“实录”精神。[3]也就是说，虽然小说等虚构文学也要求“主体虔敬”，但总的来说，一是其要求没有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那么严格，二是它不像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那样，其是否“主体虔敬”将影响到文体的性质及其成就——相反，它也允许并不“虔敬”的轻松、浪漫、调侃与“休闲”之类存在。而传记文学尤其是报告文学，如没有严肃、负责的态度与严谨求实的精神甚至沉重的责任担当，则不但不具备“认识”、“教化”与“宣传”、“启蒙”等功能，相反，将承担名誉、道义甚至法律等方面的责任。而叶永烈则正是在这方面表现了他的超凡脱俗。如在回答读者“你为什么从科普创作转向纪实文学”的问题时，他认为主要是对“国家命运”、“历史时代”与“社会政治”的深切关注；[4]认为他写传记的主要目的，“不是为某人立传，而是要透过传主的命运折射历史”，他“更为关注的是时代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5]这就说明：他的传记文学之所以选择“红”“黑”首脑人物和著名科学家、艺术家等“名人”为传主，不但不是媚俗或猎奇，而且是有自觉的责任担当，即力图通过他们反思历史、批判现实、干预政治。
二、“守真求实”。以上所论“主体虔敬”之点，实际与“守真求实”紧密相连，或者说，“主体虔敬”也包括作家对“非虚构”的严格要求，即对历史、对传主与对读者的高度负责。无论是报告文学还是传记文学创作，叶永烈都坚持“一主”、“两翼”、“两确”的原则，即“以采访为主，以档案馆和图书馆为两翼”，注重“立论正确、史实准确”，[6]以此来保证其资料的翔实与“言必有据”以及严格求实的科学理性。然而，因许多历史当事人已不在人间，而需要的绝大部分档案又被视为“禁区”，且散乱各处，查找十分困难。但他不辞辛劳地辗转于全国各档案馆与图书馆，查找、抄写、复制资料。其中包括阅读江青的所有文章及其报道，查阅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所有文稿，参考各种不同版本的《林彪选集》、《江青文集》、《中央首长讲话集》等。正因如此，他不但保证了“言必有据”，而且还订正了不少史实，纠正了某些传讹与错谬。同时，他还以抢救文物古迹的精神，四处采访“文革”中的蒙冤受屈者和“文革”大员，如《陈伯达传》就是他多次当面采访陈伯达后的产物。尽管如此，也有人指出他创作中存在“失实”之处。[7]对此，笔者认为：第一，传记文学中的“真实性”是一非常复杂的难点问题，它要经受包括当事人、知情人在内的广大读者的严格审查，很难保证在细节等方面挑不出一点毛病。如传主的影响越大、越为读者所熟悉，其关注度就越高，其写作的难度就越大，如叶永烈所写的毛泽东、江青等“红”“黑”人物就是这样。正是如此，有的传记家知难而退，有的则干脆标以“传记小说”。而叶永烈能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其精神可嘉。第二，在批评文学创作尤其是传记文学等难度大、风险高的创作时，我们不但应持宽容态度，更应从整体出发，防止以偏概全。就叶永烈创作而言，他在整体上是严肃认真、“守真求实”的。如其“黑色”系列，他从《“四人帮”全传》等到《“四人帮”兴亡》，几十年来不断修改，其内容不断充实，其“真实性”也不断提高。再加上《陈伯达传》等，他的确以其厚重、扎实的长篇系列，在“文革文学”与当代传记方面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三、“题材庄重”。传记文学与报告文学等一样，它们与小说等虚构文学的最大不同，是首先在“写什么”而不是“写得怎样”，即是“七分题材三分写”而不是相反。因此，“题材庄重”也是其重要特征，正如他所概括：他追求的是“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8]所谓“大题材”，是指他选择的大多是重大的政治、现实 或革命、历史题材，如中共建党、红军长征、反右运动、“文革”以及改革开放等；所谓“高层次”，是指他选择的传主大多是毛泽东、邓小平、蒋介石、钱学森、马思聪以及“四人帮”、陈伯达等高层或“顶级”政治、历史、社会人物；所谓“第一手”，则既指其写作大多是第一次“原创”，也包括他用的是第一手资料。而这样的题材选择也必然带来另一特色，即作家有意识地通过传主生平来反映特定历史时代，因而叶永烈认为他开创了“党史文学”。[9]
当然，就所谓“党史文学”而言，主要是指叶永烈选择和描写了一批中共党史中的“红”、“黑”首脑人物，并通过他们反映了中国现当代历史。在这方面，首先要提到的是“红色三部曲”。应该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毛泽东热”而导致的“纪实文学热”中，叶永烈的“红色三部曲”与权延赤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等有其开创之功。但与权延赤有意识地让毛泽东等领袖走下“神坛”，即着重写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凡人小事”不同，叶永烈直面中共建党、遵义会议与重庆谈判等重大历史事件，通过资料的挖掘与考证，在国共两党斗争以及复杂的国内外政治风云中，从正面再现陈独秀、毛泽东、蒋介石等历史人物形象。其中《毛泽东与蒋介石》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将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对比描写，通过他们半个多世纪的合作、斗争及其胜败结局，从宏观上概括了国共两党的关系史、发展史与斗争史，尤其是从战略上揭示了其历史规律，突出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与远见卓识等。叶永烈此后又继续描写了邓小平、陈云与胡乔木等“红色”领袖。其中《邓小平改变中国》在简述邓小平一生经历的同时，重点突出了他在最后一次复出后，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历史功勋与伟大贡献。《陈云之路》描写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实干家陈云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重大贡献。《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则详述了胡乔木成为“中共中央一支笔”的全过程，尤其着重写了他在“文革”中被批斗与冷落，邓小平复出后被重新启用等经历，从而也展现了他一生的非凡历史。当然，与前述创作稍有不同，《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从毛泽东的六位秘书的角度，也写了毛泽东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即着重从日常工作与生活的角度，从侧面揭示了毛泽东的丰富内心与多面性格。
在当代传记文学中，较早的“黑色”之作有徐铸成的《杜月笙正传》、《哈同外传》与泰栋、罗岩的《魂断武岭——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等；此后，有少华、游胡的《林彪的这一生》等。然而，真正将此题材拓展而又影响广泛、最具代表性者，是叶永烈的“黑色系列”——《“四人帮”全传》与《陈伯达传》等。它们通过描写“文革”元凶“四人帮”与陈伯达等，从一特定角度较全面、系统地揭露了“文革”秘史，包括高层的复杂政治斗争及其“文革”发生发展的经过与原由等。其中《四人帮全传》以多样笔法、从不同角度，再现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复杂、多变的人生，尤其是重点揭露了他们在“文革”中的丑恶表演与历史罪行；《“中央文革”三支笔——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合传”形式，再现了“文革”所诞生的时代“怪胎”——王力、关锋、戚本禹的人生，尤其是他们在“文革”中的拙劣表演。而《陈伯达传》则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具体描述了陈伯达如何从一个进步青年变成政治野心家的人生历程。
除“红”“黑”系列外，叶永烈传记文学创作的另一题材内容是“名人”系列（或“知识分子”系列）。该系列通过揭示知识分子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悲剧命运，在肯定他们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的同时，也反映了“当代历史的光辉和阴影”。其中《非命——女作家戴厚英之死》叙述了上海知名女作家戴厚英的坎坷一生；《傅雷与傅聪》写了傅氏父子的“乖戾命运”；《追寻彭加木》叙述了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的传奇人生；《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深情抒写了大音乐家马思聪不幸而坎坷的悲剧命运；《钱学森传》则再现了钱学森在中国火箭、导弹、航天等领域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中华民族的卓越贡献。总之，“名人系列”是特殊时代知识分子人生的生动写照，它与“红色系列”、“黑色系列”等前后映照，相互补充，在复杂的历史中解读了人性的光辉与幽暗。从这里，我们的确可见出叶永烈选择传主的原则：“一是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二是透过传主可以折射中国当代一段重要的历史；三是没有人写过。”[10]这就再次说明：他的传记文学创作在题材选择等方面，的确具有重大、独创与正面反映时代政治等特色。
四、“融情于理”。除资料的翔实与严格的学术考证，以及通过传主人生对历史与文化进行反思外，叶永烈还对传主进行理性批判，即将人物放在历史的大天平上进行远距离观照与客观考量。就此而言，他的创作也表现出鲜明的“融情于理”。如肯定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中共建党中的作用，抨击向忠发的节操不如一个妓女（《红色的起点》）；指出华国锋虽然坚持“两个凡是”、不愿邓小平出来工作，但忠厚老实、联系群众，不搞阴谋诡计（《邓小平改变中国》）；认为“蒋介石一生，虽始终反共，但也做过三件好事：一是领导北伐，二是领导抗战，三是退往台湾之后，坚持‘一个中国'，并着力于发展台湾经济（虽然台湾的经济起飞是在蒋经国时代）。至于毛泽东，既写他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赫赫功绩，也写他晚年‘左'的严重错误和他的经济失误”，[11]等等。
五、“文史兼容”。不仅如此，叶永烈还“力图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文学和史料双重价值”，或者说，“取史学的科学性，取文学的形象性，融为一炉”。[12]因此，他的传记创作在“文史兼容”方面更为典型。因“史”的方面前述较多，下面着重谈谈“文”的方面。综观叶永烈的传记创作可知，在传统“文学性”方面，他除追求“趣味性”与“可读性”外，还表现出艺术形式的丰富多样。
首先，在人物描写方面，他注意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尤其是尽量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如概括“红”“黑”领袖与“名人”们的“共性”：或理想坚定，或野心膨胀，或品德高尚；同时又突出其个性：如毛泽东的坚定、睿智与大度、幽默，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与奸诈、权谋，以及马思聪的忠贞爱国，陈云的求真务实，江青的凶狠变态，等等。尤其是在《陈伯达传》中，作者寓同情、批判于一体，尽量客观再现传主人生与心灵的复杂，挖掘其性格畸变的家庭与社会原因，既写出了反面人物之“恶”的类型性，又展示了其丰富的独特个性。因而，在陈伯达身上，我们见到的是一个变动不拘而又前后一致的矛盾统一体，是时代政治这一“沃土”孕育出来的“恶之花”；是个别、具体的形象，也是特定时代投机者阿谀、善变、见风使舵的真实写照。
其次，在叙事视角上，“全知”与“限知”灵活运用。叶永烈的系列传记，常以第一人称“我”为“全知”视角，叙述他收集、查访材料的经过与故事发生的来龙去脉，又以“限知”等视角观察传主，因而形成多重叙事视角，即力求在“一个新的由全知、限制和转换视角三足鼎立的平台”[13]上，使其叙事生动活泼。如《江青传》采用全知视角叙述江青的身世，以及同她有密切关联的人物如黄敬、徐明清、康生等，将她辗转于上海、延安等地，密谋篡权、妄图成为“红都女王”等一一交待。但也不时运用限知视角，通过其他有关人物进行全方位观察。如通过长期与她接触的李银桥、徐明清等，描叙“她骄傲、她爱出风头、她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之上”，“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等等。《陈伯达传》以全知视角叙述陈伯达如何揣测与迎合毛泽东，以及如何利用职权反向倒戈，批判刘少奇、陆定一与陶铸等；与此同时，作家也不时由“全知”转入“限知”，以传主及其他相关人物的眼光来观察一切，立体、动态地描写传主的人格形成、发展与变化。如以“公务员眼中的陈伯达”、“秘书眼中的陈伯达”等为题进行描写，等等。
再次，在语言与细节描写等方面，作品也尽量典型和个性化。如《张春桥传》写于会泳在面见江青前，“不断地在家里踱方步。一会儿扮演江青，一会儿扮演自己，排练着见江青时该保持什么样的姿势，预计江青会向他提些什么问题”。这就使这位“江记喇叭”的丑恶嘴脸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又如《江青传》写江青为了清除知道她底细的郑君里，对叶群说：“你替我拔去眼中钉，我帮你干掉私敌。”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的“骄杨”使江青醋意大发，因而她对毛泽东大叫：“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在批斗刘少奇时，江青狠毒地说：“要审死，死就死!一定要狠狠的斗!”。如此等等，其凶狠、残忍的性格跃然纸上。又如《陈伯达传》写道：陈伯达对王实味发动的批判得到毛泽东认可时，他“高兴得直搓手，连说：‘跟上了!跟上了!'”，而秘书怕他着凉而给他送衣服时，他“脸色十分严肃：‘你怎么知道我在主席那里?'”“以后不要给我往那里送衣服!”——他害怕毛泽东对他印象不好；他给毛泽东起草文件，定稿后 往往要把自己写的手稿撕掉。如此等等，也生动地表现了陈伯达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的心理状态。
最后，在创作风格上，作品表现出刚柔相济与凝重、朴实。叶永烈早年毕业于化学系，曾撰写过《十万个为什么》等，养成了缜密、求实的思维习惯，因而在后来的纪实文学创作中，特别注重资料考证与调查采访。而党史人物尤其是国共两党的“红”“黑”领袖等，他们不仅地位高、影响大，而且与现当代的复杂政治、历史紧密相连，且有极大的敏感度。因此，在为这些人物立传时，作家不得不小心谨慎，尽量依据扎实、准确的史料而力避过多的主观评述。另一方面，由于叶永烈所选取的大多是在中国现当代史上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红”“黑”领袖或党史人物，他们的生平经历实际上就反映或包括了整个中国现当代历史，因此，作家在写他们的传记时，必然采取大开大阖和以人带史的方式，借传主命运来折射历史、反映政治。即使是《钱学森传》，也由于其传主的显赫地位与卓越贡献，实际也从国防高科技的角度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当代历史与时代精神。因此，题材的重大、主题的严肃、资料的翔实与结构的恢宏，就使叶永烈的传记文学呈现出粗犷、庄重的阳刚之美，形成其凝重、朴实的主导风格。
当然，在“名人系列”中，除《钱学森传》外，就总体而言，它所表现出的写作风格主要还是阴柔美。这是因为，“名人系列”中的传主，无论是科学家、艺术家还是一般知识分子，他们在现当代历史中，大多遭受了极左政治的打击迫害：或被打成“右派”而受磨难，或被无端陷害而以死抗争，或被迫逃亡而被视为“叛国者”；等等。而作为同是知识分子或文化名人的作家本人，对他们的命运不但感同身受，而且深表同情。因而他和石楠等一样，在为这些“苦难者”立传时，也融入了自己深重的主观情愫，即带有鲜明的为他们平反、“正名”的主观愿望与倾向。正是如此，作家不但真实、细腻地再现了他们的苦难经历与不幸遭遇，而且自觉不自觉地强烈抒情。这一点，在《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以及《傅雷之死》等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作家以饱蕴哲理的抒情笔调，在对历史与时代的反思中，表达了对传主即知识分子的热情歌颂、深切理解与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