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复归与传记的挑战
内容提要：经历了新批评、后现代主义等“反传记”批评的冲击，传记写作与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而日益兴盛，它重新张扬人性、主体与认知，向各种消解理论提出了挑战或“报复”，也激发了各种观念之间的对话和论争，召唤新的研究范式和理念。《传记家的报复》一书的编译出版，就是试图对此问题进行介绍，希冀读者能更深入地理解传记，并拓展传记研究的空间。
关键词：传记理论 主体 挑战
1978年，美国著名传记家、《亨利·詹姆斯传》的作者利昂·艾德尔在夏威夷大学创办了《传记》杂志，这是西方国家第一个从事传记研究的专业刊物，它标志着传记研究进入了大学校园和学术殿堂，传记理论停留在传记家的感想和经验总结，或者由小说家来评价传记的时代成为过去。30多年来，一批传记学者，承袭了20世纪初期由伍尔芙、斯特拉奇、莫洛亚等人开启的“新传记”传统，清理了从约翰生乃至普鲁塔克发端的传记理念，另一方面，又从20世纪西方文学、史学、心理学、哲学和文化批评中广泛吸取养分，对传记理论加以发展。传记研究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并融入了当代国际学术的潮流，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传记成为一个独立的文类，到20世纪90年代传记理论日益兴盛，至今竟能自成一家，与虚构文学批评鼎力相持。
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或有意抬高传记研究的地位。一个重要依据在于，众多专门从事传记理论和批评的学者一直在这一领域探索、开拓，并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如菲利普·勒热讷、詹姆斯·奥尔尼（James Olney）、保罗·约翰·埃金（Paul John Eakin）、托马斯·库塞（Thomas Couser）、奈杰尔·汉密尔顿（Nigel Hamilton）、西多妮·史密斯（Sidonie Smith）等；而且许多哲学家、文学家看似远离甚至贬低传记，其实也都在从不同角度公开地或隐秘地与传记进行对话、争辩，如福柯、罗兰·巴特、德里达、德·曼、纳博科夫、博尔赫斯、君特·格拉斯、库切等人。特别是对后者而言，无论他们主张解构还是强调虚构，以主体的现实性、历史的真实性为标志的传记都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确然存在，无人可以对其视而不见。可以这样说，他们所有的言论其实都是围绕着“自我”、“真实”而发，所谓的消解、颠覆等标新立异之论大多不过是修辞技巧，或是他们言说世界的一种具体方式，根本无法掩盖他们对现实人生的依恋和自我留存的努力。
我们不要忘记尼采早就说过的话：“渐渐的，我弄清楚迄今为止每种伟大的哲学是什么了：它们是作者的个人自白，以及某种无意识的和未被觉察的回忆。”[1]也就是说，那些看似最无个性的抽象话语都深深地镌刻了作者的自我烙印。与此相似，叶芝如是说：“所有的知识都是传记……每个心灵都是独一无二的。”[2]这些似乎都是对那些“反传记”者的预先回答，因为抹杀作者与文字之间的关系，就等于杀死了作者的存在。人们渐渐明白，撬动这个星球的真正“阿基米德点”，其实不在世界之外，而在人的内心之中，即人的意识与自我意识。因此，理解传记问题的基本视点就是，从原则上看，无论一个人在表达什么、掩饰什么，他总是在传达自身，他的所有思想、言论与行为都存在于一个富有弹性的传记之网中。而且，不管如海神普罗透斯（Πρωτεύς/Proteus）般如何变幻，他总是或暂时会有一定的形体和边界，由此也可能被传记家/自传者——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lmann）称之为“不停追逐的猎犬”[3]——所捕获。
当然，现实往往是，“没有捕获到的东西往往多得多”，传记很难如成熟的小说或“佳构剧”那样完美，它常常面目驳杂，品质良莠不齐，因此容易受到批评。有人会批评传记过于文学化、虚构化，违背了客观性和真实伦理，与虚构无异；有人则批评传记缺少文学性和艺术性，只是琐碎的文献资料，是“次等文类”，根本无内涵和美感而言。传记两面都不讨好，其实也正暴露了批评者的内在矛盾与悖论，恰如王尔德曾讽刺的：“十九世纪对现实主义的憎恶，犹如从镜子里照见自己面孔的卡利班的狂怒。十九世纪对浪漫主义的憎恶，犹如从镜子里照不见自己面孔的卡利班的狂怒。”[4]在他们的不同镜像中，传记呈现出被扭曲的面貌。
要公正地对待传记，就必须摆脱上述偏见，细致考察传记中的各种“症候”，就要认识到，造成传记“诗与真”纠葛的原因异常复杂，政治观念、道德伦理、生理机制、现实利害、审美追求等等，都是使传记者容易成为或难以成为传主的“犹大”的重要因素。然而，这些都不能构成否定传记的理由，恰恰应是传记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向度。显而易见的是，经过了后现代观念的冲击，当代读者不再那么容易受骗，他们大多不再将传记视为装有“透明的事实材料”的容器，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其中事实性与审美性、客观性与主观性、外在性与内在性的交互影响，将其视为复杂人性的个体微观展现。也就是说，现代传记是将人生转化为艺术（life into art）的加工整合，使琐细、重复、杂乱的生平具有了整体性和秩序，便于理解和把握，体现了艺术创造的过程，但这一艺术与虚构技艺大大不同，要遵照传记本身的逻辑与性质：传记书写不过是将如艺的人生用必要的艺术手法进行的呈示，在根本的层面上，艺术从属于真实。因为如果深究传记的内在机理及其与人生本质之关系的话，应当可以说：人生本似艺术（life as art），传记即人生。现实人生中的表演性、虚构性一点都不弱于所谓的虚构文本，二者本质相同。传记与人生、文本与世界实则融为一体，不会因为文本中的艺术修辞而丧失传记的认知价值，传主、传记家等主体的人格特性反而由此得以彰显。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就说过：“自传者无法撒谎，因 为无论他们说什么，无论如何虚假，都是有关他们自己的一种真实，不管他们知道与否。” [5]这就超越了对简单的传记事实的真伪考辨，从更高的角度对自传者的心理与自我表现的整体性加以理解；而在严肃的传记中，即使传记家难以非常准确、全面，但都与传主有关，至少能表现出传主身份、人格的某些侧面。“就如同人自身可以具有人造器官但并非虚假的人一样，自传也可以具有虚构性但并不因此而成为小说。” [6]这条界线隐现其间，无法被抹除。
传记饱含着人类的生命气息，其中的一言一行、一枝一节都渊源有自，它无法凭空出现或被“虚拟化”，它最贴近人类生活的本真，社会性是它的根源和母体，各种修辞和技艺都内在于这一社会机体的网络之中，个体与社会在此纠缠得如此紧密，根本无法分离。由是观之，要理解和欣赏传记，依然需要破除的执念就是：斤斤于传记书写中的遗漏、不实或隐讳之处，由此否定传记的真实性与历史价值，甚至宣判其“死刑”。殊不知，对传记的观照与批评需要退一步看，站在传主活动的舞台之外、之上，将其置于更大的背景之中，力图以批评家“上帝般”的“全知视角”来审视传记家与传主的“有限视角”与叙述技艺。研究者需要做的，就是综合考量各种要素，探究传主形象的发生与呈现过程——这一充满“对话、争斗和协商”的过程甚至比结果更接近于传主的真相。而且在这一研究进程中，要具有充分的比较意识，尽可能在不同传记家笔下、不同传记中发现传主的多重面目与身份——人的真相大概正在于此。
传记写作被视为一门“艰险的艺术”，传记研究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基本原则、法度虽在，但实践难度却超乎想象。研究者既要有史家的严谨、耐心和勤奋，善于收集、爬梳各方面的材料，倾听各方的声音，力图超越于传记作者的视野之上，同时又要有艺术家的敏锐和细心，能够从字里行间和叙述修辞中发现“隐微之义”，由此文史兼备、内外结合，方能理解作者材料、意图与修辞的结合方式，也即传记艺术之精妙。同时，现在越来越清楚的一点是，传记是跨学科的文类，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这对传记批评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大多数传记家可能具有文学素养，可归属于文学家一门，但传主（或众多自传者）则不拘身份，不拘领域，包罗万千，是自古以来复杂的人生存在的呈现。由是，要想把握传记的意图以及深层内涵，传记批评就不能拘泥于单纯的语言修辞、社会语境表层，还要一定程度上具备传主所从事的职业或专业上的知识，方能与传记家、传主展开真正的对话。因此，现代传记批评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如针对政治传记、哲学传记、科学传记、法律传记及文学传记等不同形式进行的专门研究，研究者也来自各个不同的学科领域，虽然对象不同，但都在人性这一点汇通，由是均能开人耳目。而在研究范式与角度上，也表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特征，如主体建构、身份认同、自我意识、意图功能、叙述伦理、话语修辞、宗教观念、意识形态、性别政治、法律权益、文化产业、网络传媒等等，传记也表现出了足够的含蕴和空间，值得研究者的进一步关注。
纵观人类历史，人性在某些方面或许有进步发展，但基本的模式似乎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当代的生者大都能在往时的人物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不过在“影响的焦虑”下，每个人的表现又各自不同，这就构成了风情万千的世态人生。所以格奥尔格·米施指出，自传研究的落脚点就是：“将无限变化的自传写作形式同人类心灵的历史联系起来，并置于历史语境下进行审视。”[7]传记研究的整体都是应当如是。对于个体人生的价值，克罗齐曾斩钉截铁地说：“谁想要从历史中删除个人，请认真观察，就会发现他或者一个未删除，或者连历史本身也一并删除了。”[8]传记研究体现的就是对个体、人性的充分尊重，可以让人们在这个忙碌冰冷的世界里找到心灵的知音。在此意义上必须提及的一点是，基于传记的这种普遍人性特征，研究者不能仅仅以“精英主义”的态度认识传记，将其局限于若干伟人、名人身上，这大大背离了传记的本旨。精英/大众，高雅/通俗，精致/粗犷，文字/图像，实体/网络，无论传者何种地位、身份，传记何种风格与形式，都不能被排除在外。伟人与精英的传记固然值得关注，甚至 可谓人生的典范，但西谚说得好：“仆人面前无伟人。”或者如蒙田谈到的，当庞培进入雅典时，人们曾送给他一句话：“正因为你成了神，更应该认清自己是人。”这正是告诫自傲者、将其拉回自身的脱冕意识。反过来说，微不足道的凡人的传记至少都具有民族志、人类学的价值，因为每个个体的“微观宇宙”都有自己的轨迹和光芒，他们共同汇成了变幻万千的大宇宙，书写着关于生命本身的秘密。
最后让我们回到普鲁塔克——他可谓传记这一生命体的一个起点，他早就认识到了传记的存在论意义，认为生命的价值就是“显露”而非掩藏躲避，“在我看来，生命本身——事实上一个人的出生和成形——都是神明为了他被人知晓而给他的礼物”。而且仅仅“存在”是不够的，还要被感知，“‘成为'并非有人所说的‘进入存在'，而是从存在进入被知晓”[9]。用埃金的话说，“自传式生存”就是人的本质，人的一言一行都染上了自我的色彩，人本身就是一种体验性存在，形诸文字或图像的传记正是人之所能“成为”人、并被人长久知晓的必要路径，而传记批评与研究正是对这一复杂的生成状态、“显露”过程的探究，意义自然非凡。
传记理论与批评在西方方兴未艾，为我们拓展了丰富的研究空间，国内学界对此已经有所关注，如杨正润教授在此领域多有著述，也力图建构现代理念下的“传记诗学”。遗憾的是学界对此还缺乏相应的介绍与呼应，许多青年学者也苦于缺乏理论参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记诗学在国内的发展与深入。鉴于这种情况，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编译了这部《传记家的报复——新近西方传记研究译文集》。本书共收入文章17篇，源自英、法、德、俄四语种，基本都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著述，均属于传记研究兴盛时代的成果：理论建构与文本分析兼备，宏观评述与微观细读皆有，既总结传记发展史上的问题，又力图阐明未来的发展方向，作者大都是精研传记之专家、著名传记作家或青年学者，各有其代表性。细心的读者也会看到，多数选文研究的都是自传问题，这是当代传记研究基本倾向的一个反映，并非有意偏颇；特别要指出的是，其中有两篇中国古代自传的研究成果，均出自汉学家之手，相信对理解中国传记的整体都可资借鉴。当然，其具体解读方式是否合理、功力或识见高下如何，读者在书中自然能看出端倪，编者不再赘言。
最后值得说明的一点是，经历了“文化转向”和“理论之后”的21世纪，传记阅读与研究进入了人们的中心视域，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本书译介西方学者的这些研究文章，就是试图传达这种声音：面对各种消解理论和“反人本主义”观念，在繁盛多元的传记现象的基础上，传记研究者们已然接受了诸种现代理念，思想更加开放，这使得那些“反传记”观念反而显得保守顽固，这似乎就是他们提出的挑战，标志着作者、主体和真实在现代观念下的复归，或者用约翰·豪尔普林的话说：“传记家的报复!”
说到消解理论被传记事实所报复，保罗·德·曼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的《涂抹真面的自传》（1979）常被视为经典的“反自传”批评文章，甚至被认为“发出了自传终结的信号”。然而在德·曼死后，人们发现了他在二战初期为纳粹所写的近200篇“反犹主义”文章，这一传记事实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其著述的理解：“德·曼对作者责任的拆解和对自传式自我的逃避，受到了个人需要的驱动：他压制自己的过去的需要。”[10]确实，如豪尔普林在《传记家的报复》一文中所指出的，解构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逃避现实的形式，它试图摧毁传统的价值观、社会契约和自然法则等概念，以便不必再去对付它们，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自欺欺人，那些传记事实会在历史的尘埃中静静地等待着复活，并做出强有力的反击。因此，豪尔普林说：“如果反传记的文学理论最终是由于发现其领袖人物有严重问题的传记事实而被打败，那倒是一种诗意的正义。”对此，我们也深信不疑。
正是怀着这种信念，来自新加坡和国内十几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数十位传记学者共同承担了这一艰巨的翻译任务。各位译校者都有自己的语言背景和专业所长，也都能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完成翻译、校对任务，令编者非常感动，在 此谨致诚挚谢意，他们的名字都列在了相应的译文中，此处不必再罗列。当然，由于视野的局限、版权的限制、时间的仓促等问题，译文集不能非常全面客观地呈现西方传记研究的状况，尚请读者体谅。理论翻译之难众所周知，虽然所有译文都经过多次译校修改，但译笔难免有不甚通达之处，读者如能再参照原文进行取舍，使本书起到“媒”的作用，也亦知足。
为便于读者了解此书，因此不避繁琐，将译文目录附于文后，敬请指教!
梁庆标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兼职副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11ZD138）、国家社科青年项目“当代西方自传理论与批评研究”（11CWW018）阶段性成果。
[1] 尼采：《超善恶：未来哲学序曲》，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9页。译文参考英译做了修改。
[2] See James Olney，Metaphors of Self：The Meaning of Autobiograph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2.
[3] Richard Ellmann，Golden Codgers：Biographical Speculation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1.
[4] 王尔德：《道连·格雷的画像》，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3页。
[5] See Smith，Sidonie，and Julia Watson，Reading Autobiography：A Guide for Interpreting Life Narratives.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0，15.
[6] Thomas Couser，Altered Egos：Authority in American Autobiograph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251.
[7] Georg Misch，A History of Autobiography in Antiquity，London：Routledge，1950，4.
[8]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田时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74页。
[9] 普鲁塔克：《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普鲁塔克文选》，包利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51页。
[10] Linda Anderson，Autobiograph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