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与思者

立场方法的落脚点是思的人物，即通常所说的作者、读者和研究人员。如果说我们在本章的前两部分讲的是“道通天地有形外”，那么此处应该讲一讲“思入风云变态中”。

（一）“文”学之我

这里的“文”学之我重在文，加引号的“文”字，是为了凸显其重要。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我，更多地是群体关系中的一个环扣，是一个网络中的节点；近代西方传导给我们的是主客二分中裂变的个性，是一种撕破面皮的生活。这里，笔者不准备从政治、经济、伦理、道德诸方面综合评价二者的优劣高下，只是紧扣文学的特殊性谈谈思者与立场—方法的关系。作家和读者是借文学的化感通变功能，有意无意地克服立场—方法二分的弊病与整合的强制。他们实际上在营造融会贯通的佳境—缘域。缘域既非宗教所指的天堂，也不是我们憧憬的美好社会，而是瞬间永恒的启蔽，是豁然开朗的灵感，是天人之际的星云，是宇宙时空的变奏，简言之，是命运之神的交响曲。从或然性上讲，我是被抛入的；从存在先于本质而言，我是自为的；从他人是生活的重托来说，我是负责的；在灵感的缘域中，我是与天地人鬼神和鸣的；在共在与此在的异质同构中，我是有我而又无我的。正因为如此，我的喜怒哀乐和利钝成毁均可促使缘域境界的通化。

（二）文“学”之我

上一个文学之我重在文，作家和读者是文中之我。此处的文学之我重在学，作家和读者是学中之我。文中之我，妙于灵感和启悟，落足点在创新；学中之我，要在冥会暗合，聚焦点在贯通。前者主要想说明文学创作是作家与读者在缘域层面向心的呼应；后者旨在阐明文学研究乃是启蔽性的开显。在根本上讲，作者、读者、研究者是同一缘域的成就者，然而在各自的角度来看，又各有千秋。研究者可以不是作家，但是不可没有诗性。诗性是文学的本性，少了祂，研究者只能算是某种主义的工具或人云亦云的冬烘先生。研究者可以不是史学家，但是不可缺乏史学的经纬，没有史学的太空服，便无法穿越时空隧道，往往会局限于此时此刻的现象评说。研究者可以不是哲学家，但是不可忽略究天人之际的哲思，舍此无法摆脱低层次的描述和一般性鉴赏的重复。换句话说，文学的学中之我，既是滴水或可涌泉相报的自我之我，也是可以涵泳于文史哲海洋中的非我之我。

（三）文学之“我”

此处之我是指游走于文学化境之中的我。这个我不是第一种共性领衔之我，也不是第二种由文史哲折射之我，而是文学三本—本根、本真和本命中的小我。就本根而言，这个小我在原道，原反那样一种破天荒而来参造化而在的肇自太极的人文之根，原反那样一种我未在场也不可能在场，但是大道自文在缘域辟合中已给我留有的一席之地。就本真而言，这个小我在体性，体会乾坤交泰人神咸集多元融会的“文之为德”，体会天工开物我夺天工与道俱化的震古烁今的境界；就本命而言，这个小我在通变，通于聆听天命亲顺自然涵摄未来的文学之缘。这个小我是渺小的，不文不名于生存的焦虑烦闷之内，微乎其微于文学的星云河汉之间；这个小我也是伟大的，前呼后应于目击道存的人文巨流之中，龙飞凤舞于时空织就的线形秩序之外；这个小我是化感的，游目骋怀于主客框架解构之时，设身处地于主义对垒的和合之际。我是谁？是道，是文，是命，道文一体，物我交感，时运缘构，金石为开。

回头看，本文完成了对“视脚”投光性的开掘和通化性的拓展。解决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据，反思文学人之为文学人的原道。“视脚”不是“视角”，视角难免有其以偏概全的弊端。“视脚”涵摄诸种“视角”，“视脚”有助于克服挂一漏万的局限。“视角”是看问题的角度，“视脚”则是文学及其文学人安身立命的根基。“视角”局限于视线之侧面，“视脚”反观视野的缘域。在视野的缘域，“脚”在乎其所以立，“视”审度其可能蔽。“视脚”可为“视角”通关解蔽，“视角”或在其中举一反三。我们主张的投光，也非赌场投注，而是偶缘介入，因果根生，如春雨润物无声，似秋实颗粒归仓。“视脚”投入文苑，涉足艺林，吞吐太荒，拥抱大千，投注者，无攫取之贪念，有舍得之情怀，文学及其理论的通化根性，不正在这里吗？

综上所述，我们对立场与方法间关系的追问，揭示了文学研究中立场与方法中的遮蔽与局限，剖析了立场与方法的本根有道且与人文与命运息息相关的深层意蕴。“立场与方法的复合”阐发了补偏救弊的三个基本环节，原道—道化—会通。“立场—方法与思想”的关系聚精会神于化感通变中的那个我，即思想者或曰研究者。本根、本真、本命与思想之我的化感通变关系，本身就是立场—方法的命运交响曲。一言以蔽之，笔者的努力只有一个目的，即突破20世纪社会学文学观、科学主义文学观和人性论文学观的笼罩，化解主客二分、心物对立的认知论构架，在大道启蔽、缘域隐秀、命运诙诡的变奏中，释读争辉日月的文学场域，探索古今通化的学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