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序

前辈中国戏剧史专家王芷章教授（1903—1982），字伯生，号二渠，毕生与同时期的戏剧学者求教交往，勤奋耕耘，严谨治学，不仅探书海积文献，而且访民间作调查，相辅相成，铸为佳作。

王芷章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陆续有戏曲研究的专著问世，1934年完成第一部专著《腔调考原》；之后，在北平图书馆工作期间，相继完成《北平图书馆藏升平署曲本目录》，出版了《清升平署志略》（1937年，商务印书馆）和《清代伶官传》（1936年，中华印书局）。又继数十年的调查研究，精心编撰，至1982年逝世之前一年，完成巨著《中国京剧编年史》、《中国戏曲声腔丛考》与《京剧名艺人传略集》。这些业绩，丰富了戏曲及其历史研究的宝库，对清代、民国年间的戏曲研究尤为珍贵。

王芷章先生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业绩，首先在于先生自己。诚如刘复（刘半农）先生在《腔调考原·序一》所称赞的，他在治学上有一种“披沙炼金的工夫”和“不怕难的精神与勇气”。这种敢于克服困难的治学精神，是首先值得人们学习与景仰的根本所在。

特别是上述一系列的专著中，对清代、民国时期的宫廷与民间演剧的变迁，对雅部昆腔与花部乱弹的交替，对京剧的渊源、形成、兴盛与发展、流布，都作出了有理有据的表述，从而确立了自己的戏曲史观。这一史观，在《清升平署志略》第一章引论中，王芷章先生就作出了明确的表述：

历来乐官所典，为庙堂之乐，良辅所制，为雅士之乐，而元人弦索与清代乱弹，斯乃民间之乐也，统论清三百年杂剧传奇，其作风既步明人后尘，而被于管弦者，又无不用昆山腔歌之；惟乱弹所取戏文，虽亦有出于元明之作者，但亦化雅为俗，改繁为简，而大部则出自无名氏之手，真正民间文学之色彩，自应于此求之；……清代戏曲之盛者，正谓此俗讴民曲之发展，为他代所不及也。

这一看法，客观地表述了元、明、清中国戏曲总体流变的轨迹，表露了他重视“民间之乐”、推崇“清代乱弹”的观点。这正是王芷章先生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戏曲史观。他体现的是民间广大群众热爱民族戏剧的感情与观念。这种戏剧理念既摈弃了“崇雅抑花”的旧思想，也抵制了那种“全盘西化”否定民族民间戏曲艺术的错误思潮，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王芷章先生的上述著作中，可以领略到他专攻的重点领域有三：一是戏曲腔调源流的考辨；一是清代宫廷演剧；一是京剧历史编年。

《腔调考原》是有关中国戏曲声腔系统研究的早期研究专著之一，之后，又以《中国戏曲声腔丛考》进一步拓展了声腔系统的研究成果。它们都具有开创、建设戏曲声腔学科的研究意义。戏曲声腔是构成戏曲艺术形态的基础，它不仅是一种戏曲品种的唱腔曲调、演唱方法和伴奏（文、武场），具有旋律性与节奏性的音乐元素，而且是由它的形式与体制决定这一戏曲品种的剧本文学形式和体制，由它的旋律性、节奏性规范这一戏曲品种的表演程序、身段与演出风格与特点。一种声腔，就是一种完整的戏曲表演形态，同时也集中体现为一个戏曲品种。这个戏曲品种，在不同地域的流传，在接受各地观众习俗、爱好与方言语音、民间音乐的作用下，又会发生地方化的演变，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方剧种与声腔系统。正因为如此，声腔的研究，无论从研究戏曲历史，还是结合研究现状与戏曲创作实践来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王芷章先生的专著，就是在梳理文献史料与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昆、弋（高腔）与西皮、黄腔、汉调、弦索、吹腔、二簧、徽调、秦腔、梆子、勾腔、柳枝腔、罗罗腔、四平腔等诸腔的腔调特征、结构体制、演唱特点、流行地域等方方面面进行的考辨，得出自己的见解与论断。精辟的论断不仅发人深省，而且把需要进一步考察研究的问题也提示出来。这正是其学术价值的所在。

《清升平署志略》成书的由来，在该书1935年朱希祖“序”中有明晰的交代，赞誉其史观、主旨，寄后来者以厚望。全书分“引论”、“沿革（南府、景山、南府景山之合并）”、“升平署之成立”、“分制（总管、内学、中和乐 钱粮处、档案房）”、“职官太监年表（附民籍学生年表）”、“署址”六章，全面地记述了升平署的成立、管理体制及职官太监、民籍学生情况；又系统地表述了其演变过程。联系到《清代伶官传》和后来的《京剧名艺人传略集》两部专著可以看出三点：（一）表述了由清中叶至清末，在南府和升平署为宫中演戏的主要艺人的生平、师承、代表性剧目，与内廷承应戏、连台大戏演出的时间与地点，及其所扮演的人物、所演唱的声腔。这对研究清宫戏剧演出活动的全貌、变迁极其重要；（二）结合伶官、名艺人的传略，看他们演剧活动的基本状况和走向，就可以清楚显现戏曲演出由昆腔、弋腔的兴盛走向衰落，而梆子、皮黄从民间兴起走向城市（北京），步入宫廷，而逐步取代昆、弋在民间与宫廷的地位。从这一戏曲演变的基本状况，可以看出清中叶以来，戏曲史上“花雅之争”的兴衰更替在宫廷演戏中的表现，以及统治者上层欣赏趣味的变化，以至由此而产生的对京师舞台，对各地戏剧发展的深远影响。（三）从清中叶至清末的艺人传记中（如大家熟知的侯俊山、想九霄等梆子演员；谭鑫培、王瑶卿等皮黄演员）恰恰反映了从乱弹在京师兴旺到皮黄戏脱颖而出，由“徽班”、“汉调”演变形成“京调皮黄（京剧）”，并走向成熟的历史轨迹。从中也看到清宫演戏对京剧形成发展的影响。

关于王芷章先生的京剧编年史专著，我曾在为该书写的序中，讲到这本书稿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其系统性表现为，从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徽班进京”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以年为序，记述了京剧经由徽、汉两调，集乱弹诸腔及昆、弋之所长，演化、形成京剧皮黄戏，并走向兴盛、改良的历程，不仅有充实的史料，而且论证、表述了自己得出的结论与见解。其全面性表现为，在简要涉及历史背景与京师特有环境的情况下，对有关事件、班社、科班、艺人（演员、鼓师、琴师、衣箱、容装、检场等）、腔调、剧目、表演、服饰装扮、演出习俗、演戏规制、管理机构等的各个方面，对宫廷、官府演戏与民间演戏，都加以包容。并且，注意到以北京为主，兼及天津、上海、山东、江苏等地区京剧流传、演变的活动。这两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足以使人们意识到《中国京剧编年史》在京剧史论建设，乃至中国戏剧史学学科建设上的重要价值。

应该说，以上三个方面的成果，都贯彻和体现出他的戏曲史观与戏剧理念，成为后来的学者们开拓戏剧史论、宫廷演剧、京剧史、声腔剧种研究的重要的参照系。

余 从

2010年5月2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