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离骚》时代问题的商榷

一

《离骚》是我国诗歌史上一座辉煌的灯塔，它照亮了二千年来诗歌发展的道路，它是屈原伟大的代表作品。可是这一伟大作品的产生年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于写作时期的判断不同，势必影响到对内容的理解各异，这是值得提出商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诚如郭沫若先生所说，《离骚》的时代问题很难以确定。但这并不等于说就无从着手，郭先生对此也曾提出前后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有下列几点应该注意：

首先，屈原这首自叙生平的长篇抒情诗《离骚》，是产生于斗争实践之中的。行间字里，不难看出他个人遭遇的因由，不难听到时代脉搏的跳动。因而作品的本身，就会透露出它自己问世的年代。

可是这一伟大作品，是屈原极度悲愤心情和惨痛的客观现实相结合的一个完满的整体。通篇的精神实质，关键脉络，虽然息息相通，但由于情感波动的剧烈，表现形式及语气上，一篇之内，变化极多。我们必须细心体察，以意逆志，从其中窥寻秘奥，找出关于写作时期的内证；而这些内证也必然不是零碎的、孤立的，而是系统的、互相关联的有机体。假如抓住原文的一句一节，断章取义，结果必然会把问题胶着在某一点上而看不到全面，以致形成固执的片面主观见解；而此主观见解，经援引附会，也往往似能自圆其说，于是见仁见智，就各有不同了。

其次，关于《离骚》写作时期的记载，我们也占有一些资料，提供解决这一问题的有利条件。但这些材料，往往因传闻异辞，并不是都能够互相证明，而且有些地方是互相抵触的。我们必须加以科学地整理和鉴别，适当地估计每一材料可靠性的程度，明确地区分主次，在许多材料中找出一个核心。否则必然会将问题引入荆棘丛中，障碍重重，找不到出路。

现存古书中关于屈原生平及其创作的记载，无疑地首推司马迁的《屈原列传》。谁也不能否认，《史记》是一部网罗放失、综合旧闻、经过精密整理、记载一般忠实的历史巨著；而且司马迁距屈原时代较近，关于屈原的生平，我们既没有发现比这篇更可靠的资料，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尊重这篇传记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去深入体会原文，互相印证；并适当参考有关资料，观其会通。这样就不至在头绪纷繁中目迷五色了。

可是《史记》诸篇，往往因人立义，叙次的重点，各有不同，措辞极为灵活，体例的变化亦多，我们必须领会其微旨所在，而不能从文字现象上去机械地理解问题；否则容易发生许多的误解。

基于上面的认识，本文概括诸家不同的见解（综述大意，不一一列举原文），提出个人认为值得怀疑的地方，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

二

绝大多数的人，断《离骚》为屈原早年作品。这一结论，主要是根据《史记·屈原列传》。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

他们认为“王怒而疏屈平”之后，紧接着就说屈原之作《离骚》，下文接叙楚怀王许秦绝齐事。“王怒而疏屈平”，司马迁虽未明言年月，但就文章的叙次来看，是在许秦绝齐的前一年，而《离骚》亦即作于是年。

按：许秦绝齐是楚怀王的十六年（见《史记·楚世家》），即公元前313年。前一年是314年，那么《离骚》就是屈原二十六岁的作品了。（关于屈原出生年月，诸家说法不同。最近浦江清先生有《屈原生年日月的推算问题》一文，根据历法推断为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日或十五日，即阳历二月二十三日，见《历史研究》第一期。今依浦说。下同。）

这一论断，表面上似乎确凿有据，但司马迁的原意，是否就是如此呢？我认为还是值得提出来商讨的。

“王怒而疏屈平”，发生在楚怀王许秦绝齐之前，是没有问题的，但不一定是前一年；《离骚》之作在“王怒而疏屈平”之后，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并不等于就在许秦绝齐以前。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必须先从《屈原列传》的全面分析着手。

在《屈原列传》里，司马迁是以他的卓越史识先确定了屈原的历史地位，再来写这一篇传记的，所以他在篇末这样说：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这样就将屈原与一般“从容辞令”的文士们划分了一个极其明显的界线。基于这一论点，于是他就在这篇传记里将屈原一生划成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是以屈原文学上的创作为叙写核心，而当时楚国国内外情况的发展变化，以及屈原个人的遭遇则始终紧紧地围绕着这个核心，来说明屈原作品的政治意义。

第一个阶段，屈原为怀王左徒，是他一生在政治上最为活跃的时期。宫廷里，他是参与机要的大员，因而他的文学天才也就在这一方面发展。所以司马迁一再说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怀王使屈平造为宪令”，而没有提到他的私人创作。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这个时期他没有写过私人文章，例如《九章》中的《橘颂》，可能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但显然不是叙述的重点所在。

第二个阶段，是“王怒而疏屈平”之后。这是楚国情况变化最剧烈的一个时期，是屈原在政治上和亲秦派斗争最尖锐的一个时期，也是屈原在文学上获得最伟大成就的一个时期。张仪的两次入楚，怀王的许秦绝齐，秦楚丹阳和蓝田之战，诸侯的共同伐楚，怀王的被骗入秦，司马迁叙次特详。这些有关楚国国运兴衰的大事，屈原始终是参与其间的。在坚持连齐抗秦的斗争中，他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打击，一步又一步地走向失意，而《离骚》这一伟大作品，就是在这样复杂而又惨痛的现实中产生。《离骚》的出现，无疑是这一时期叙述的重点。

第三个阶段，是“顷襄王怒而逐之（屈原）”之后。在这个时期里，楚国国运日趋没落；屈原已被逐在外，完全丧失了参与政治的权利，而成为行吟泽畔的去国孤臣了。因而司马迁对当时楚国的一切情况都略而不书，只着重形容屈原悲哀的心情，举出反映这种心情的最后一篇作品《怀沙》，来说明屈原“自投汨罗以死”的悲惨结局。

这三个阶段，叙述的重点是明明白白的。我们了解这一基本精神，则对篇中个别问题叙次的方式和方法，用意所在，就不难迎刃而解。

在第二个阶段一开始，司马迁紧接着“王怒而疏屈平”之后说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意思只是说，《离骚》是他政治上失意以后的作品，这里所指的时期是广泛的。即前面所说的第二个阶段，而并没有确定是哪一年。假如《离骚》写作年月司马迁知道很具体的话，他当然要清楚明白地交代出来；正因为他知道的不够具体，不能确定是哪一年，那么将这一问题叙述在这一阶段的开始，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离骚》的出现，不仅是屈原个人在文学创作上的伟大成就，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也是一个重大事件。故太史公引刘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的话，说明《离骚》不但继承而且发展了《诗经》的优秀传统，扩大了文学的领域。这样，首先突出这一个核心问题，正是司马迁的“史笔”。可是这一伟大作品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因而下面他就接着叙述作品的时代背景，作者在当时所处的复杂的斗争环境。只有在这样复杂的斗争环境里，屈原的爱国热情才会在残酷的考验下得到高度的发展；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才有可能出现这样伟大的诗篇。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许秦绝齐及以下一连串的事实，是“王怒而疏屈平”之后的情况分析，是《离骚》的写作时代背景，绝不是《离骚》出现以后的事实记述。这是首先应该弄清楚的一个问题。

司马迁为了避免使读者发生误会，特地在“其后秦欲伐齐”的前面加上“屈平既绌”一句，使与上文“王怒而疏屈平”取得直接联系。假如不是这样，而是顺序写来的，则这一句岂不成为多余的吗？

司马迁的用意，虽极深微，但只要我们能够细心体察，就会感到他的文章脉络是这样的明晰，下笔是这样的有分寸，这样的丝丝入扣！

《离骚》是一篇体魄雄伟、气息深厚、冠绝古今的鸿篇巨制。作品的本身在文学上的成就，就证明了作者在生活上、精神上都有充分的酝酿。要说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就能写出这样的诗篇，未免有点不近情理吧？

屈原的被谗，《史记》载明仅仅为了夺稿一事。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毁谤屈原的罪状，也只是夸功，问题并不太严重；“王怒而疏屈平”，也仅仅是“疏”之而已，两者之间的情况是吻合的。有人据洪兴祖谓“疏”一作“逐”，《文选》李善注引“疏”作“流”，谓“疏”乃“逐”字或“流”字之误。这种说法，不但与事件的本身情理不符，而且也和下文联系不起来，显然是不能够成立的。因而屈原这次的被谗，结合下文“屈原既绌”，“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来看，不过是由一个言听计从的机要人员，变成一般的贵族；离开了左徒的重要职位，但并未脱离楚国的政治舞台。这仅仅是他在政治上失意的开始。假如断《离骚》为这一年所作，则作品的内容，和作者当时的心情是不相符合的。

《离骚》的忧愤深广，不必举例说明，只要读过《离骚》，都会感到这一点。假如一个刚在政治上遭受一点打击的人就会有这样的表现，这样的“忧愁幽思”，甚至想到死，（“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句，钱杲之释为“犹言从古人于地下”，最得原意。）这岂不是真如班固所说“露才扬己，怨怼沉江”？特别“老冉冉其将至兮”一句，无论怎样多愁善感的二十多岁的青年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尤为明显。

不但如此，和当时的客观情况，也有很大的矛盾。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数化”一句。屈原被谗去职以前，一直为怀王所信任；同时，这之前，楚国的局势也是一直稳定的。“王怒而疏屈平”，才是怀王对屈原态度变化的开始；而十六年的许秦绝齐，才是怀王在国策上变化的开始；以后一连串的变化，愈变而屈原愈见疏远，楚国的国运也愈变而愈益削弱了。假如《离骚》作于被谗去职的那一年，则“数化”一句的背景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和上文“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句为层次：“信谗怒”是指“夺稿见疏”；“灵修数化”则更进一步概述见疏以后个人遭遇和楚国情况长期而复杂的演变过程；“数化”的后果是怎样呢？更应该和再前面“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联系起来。“灵修数化”为什么可伤呢？屈原追述当时的心情，他所考虑的绝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整个楚国国运的兴衰。按：怀王十七年楚秦丹阳之战以前，楚国不但未曾打过败仗，而且破魏攻齐，在国际上一直处于胜利者的地位（十一年合六国攻秦，至函谷关退兵，但亦未溃败）；十七年以后，损兵折将，才史不绝书。这里虽然是说“恐皇舆之败绩”，但寻绎语气，结合下文，我们可以肯定当追忆这一问题时，是在“皇舆”已经败绩之后。正因为无情的现实已经不幸地证实了他的预见，所以他才说得这样的沉痛而悲哀。从这，也说明了《离骚》绝非屈原被谗去职初期的作品。

有人认为《涉江》有“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的话，与《离骚》“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句相吻合。因而据《涉江》中的“幼”字证《离骚》为屈原少作。

我想，这两处是可以互相参证的，但决不能刻舟求剑，据以推断《离骚》的作年。《涉江》所说的不过是屈原自述其不肯同流合污的个性，从幼便是如此，到老也还是这样而已。即“余独好修以为常”之意。《离骚》里出现的这两句，只能说明屈原伟大人格的统一性，与它的作年无关。因为从幼到老，包括了一生整个的过程。这样的话，少年或老年的时候固然可以说，壮年和中年以后又何尝不可以说？比如孔子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但我们能否据此而谓“我学不厌”和“发愤忘食”就是孔子十五岁时候所说的话呢？

三

另有一部分人则认为《离骚》是屈原放逐以后的作品。这种说法虽是有较多的根据，但同样地令人怀疑。

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

（1）司马迁《报任安书》：“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2）《汉书·贾谊传》：“屈原者，楚之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

（3）《新序·节士》篇：“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

（1）《风俗通·六国》篇“怀王佞臣上官、子兰斥远忠臣屈原，作《离骚》之赋。”

这四条中，记载较详的要算《新序》。据此，则《离骚》作于怀王之时，其时屈原已遭放逐。但这一材料的本身漏洞甚多，实在不能令人信赖：屈原在怀王时代未遭放逐，说已详前，郭沫若先生有更详细的论证；而且这里所叙的事实，全部与《史记》抵触。张仪两次来楚，在屈原使齐之前，在“王怒而疏屈平”之后，《史记》的记载是有本有末，非常明白的。假如《新序》所指“使齐”不是《史记》所说的那一次，而是被谗见疏以前，任左徒时的另一次，“张仪之楚”，主要是为了离间怀王和屈原的君臣关系，则此等重大事件，司马迁在本传上断无略而不书之理；更不会化大为小，详叙夺稿进谗的始末。足见刘向是掇拾旧闻、东拼西凑、任意夸大之辞。而且这些记载不同而又无法调和统一的材料，摆在我们面前，势必有所否定，而后才能有所肯定；斩绝枝蔓，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无论是谁，无论用什么标准与尺度来决定取舍，我想，总不会据《新序》的零星杂录而推翻《史记》的《屈原列传》吧。

值得商讨的倒是《报任安书》“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一句。同是司马迁的话，为什么这样自相矛盾呢？这一问题，从表面看来，似乎不易理解，但如能从两篇文章性质的不同，细加研究，则似可进一新解。

《屈原列传》是一篇历史传记。作者一个最基本的立场，必须尊重客观事实，在叙述上，必然是一丝不苟的。《报任安书》则是私人信件。而且司马迁写这封信给任安，主要是为了发泄主观上的悲愤心情，对个别事件的援引，也只是为了说明这种心情而已，当然不会详加考核的。《离骚》是屈原失意以后的作品，而失意的终极，则是放逐在外乃至自杀的悲剧；《离骚》是后人最景仰、最熟悉的诗篇，放逐是最为引起后人同情的事件，这两者很容易因联想而混淆起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这句话，从文学角度来看，是很自然的表现；从考证的角度来看，则不足为据。在这封信里司马迁不但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同时也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均与事实不符，难道我们能据以一一否定他在吕不韦、韩非本传上所记载的吗？班固既将《报任安书》录入《司马迁传》，则《贾谊传》所云，显系据此立说。《风俗通·六国》篇一句含糊的话，大概也是同一来源。

有人认为《报任安书》后于《屈原列传》，《报任安书》所云，可能是司马迁否定了旧日的见解。但值得我们怀疑的是《史记》一书，乃司马迁毕生精力所寄，他自己说，要把这部巨著“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都大邑”；同时《报任安书》的内容，正是说他自己如何在“发愤著书”。《史记》在当时尚未完全定稿，如果他有新的发现，为什么不及时加以修正呢？

《涉江》、《哀郢》诸篇，记述放逐的途程、年月以及沿途所见景物，至为详尽。《离骚》是屈原唯一长篇抒情诗，事实上就是一篇自叙传。观其开首，追溯世系，详纪生年，接着叙述平生，反复咏叹，有本有末，赅括无遗。假如屈原当时已遭放逐，则篇中必然有具体的记载，细致的描写。可是在《离骚》中一句也找不到，所看到的只有被谗见疏而已。例如：

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

既然“离”是指心情，则“同”必然是指形迹，即“同舟胡越”之意，形迹上并未分离；既然说“将远逝”，可见尚未远逝；既然说“自疏”，可见怀王虽已疏远他，而他尚未自疏于怀王，与《史记》本传所叙忻合无间。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句出现在最后的一节。假如是在前面，我们尚可解释为过去心情的追叙；而这是最后结尾的一节，是和“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两句相呼应的。这更有力地说明了屈原作《离骚》时并未离开郢都。又如：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这里屈原说明为什么被谗见疏，而没有离开的原因。从“不难离别”的语气里，也足见尚未离别。再如：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从一“宁”字，我们可以肯定他当时并未“流亡”，当然更未“溘死”。这是更深入一层来表明自己的心情，我们只要把它和“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两句比较一下，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出“謇謇为患”，是从过去的预见，来说明遭遇的现实；“溘死”、“流亡”，是就现实的遭遇，推想可能发生的将来。“固”字与“宁”字，现实和推想，是分得明明白白的。这和前面所举的两个例句，同样地证明了《离骚》是屈原尚未“流亡”时的作品。有人反因此而发生误解，我想，该是不必要的吧。

总之，《离骚》叙述现实的遭遇和心情，终未轶出被谗见疏的范围以外。文章的变化虽多，语气则始终一贯。只要熟读深思，自能心知其意，证实这点。例句太多，不胜枚举。

《离骚》中有“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的话。有人据此说这是屈原因流放沅、湘而联想到大舜。屈原后来确曾在沅、湘一带过着长期的流放生活，并且在沅、湘流域时也确曾说过类似这样的话，《涉江》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即其一例。但这并不等于说，说这样话的时候，屈原一定是在沅、湘流域。《离骚》的全文是幻想与现实的交织，其中有现实的叙述，也有幻想的驰骋，二者是不可混淆的。幻想虽然是在现实的基础上产生，但幻想并不等于就是现实。这就是说，在幻想中主观的现实心情，和文章表现的语气是密切相配合的；可是在幻想中客观上的时间、空间、人名、地名则信手拈来，忽上忽下，胡帝胡天，难以究诘，“昆仑”、“县圃”、“宓妃”，“二姚”即其明证。我们必须把它和现实的叙述区分开来，更重要的是从上下文搞清其因果关系。这里屈原受了他所最亲近的女申申告诫之后（女和屈原的关系究竟怎样，是另一问题，但无疑的她是屈原当时唯一的最亲近的人），他的孤怀幽愤在人世间已找不到一个同情者，于是他就不得不“依前圣以节中”了。在“前圣”中，大舜是他最所景慕的人物之一，而“舜崩于苍梧之野”，既然要“就重华而陈辞”，就不得不“济沅、湘以南征”。沿此线索，于是下面又出现了“朝发轫于苍梧兮”一句。这是极度悲愤中心理活动所构成的幻境。幻境中出现的人物，可能和作者的所在地有偶然的联系，但不一定都有联系。这种例子，《离骚》中俯拾即是。假如我们能从篇中其他的地方发现了一个主证，证明《离骚》确系屈原流放沅、湘时的作品，而以此为佐证则可；倘若并无其他坚强论证，则它就无所依附，是不能够独立地说明问题的。

又有人认为《离骚》中“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返。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四句，是屈原放逐在外，离郢都还不远，希望召回的意思。这一意见之所以产生，问题的症结是在一个“返”字上。其实这里所谓“返”，是返到哪里呢？下文已明白告诉我们，“退将复修吾初服”。正视现实，摆在面前的是“伏清白以死直”的一条道路；逃避现实，则尚可退隐以保一身。这一节是屈原在彷徨失意时一种极端复杂的矛盾心情的反映。在剧烈的思想斗争中，他终于打消了退隐的想法，而以“虽解体其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作结。往复低徊，深情若诉，欲留不可，欲去不能，当时的屈原，何曾离开郢都一步！

我们在《离骚》中既找不出一点放逐的痕迹，而且断《离骚》为放逐后所作，则篇中语气也不符合于他的年龄特征。

屈原之遭放逐，是什么时候呢？司马迁在《屈原列传》里是这样记载的：

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返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这里的“放流”并不等于流谪，郭沫若先生论之甚详。那么屈原之被放逐，就是这里所说的“顷襄王怒而迁之”了。可是司马迁并未明言年月，《史记》惯于用详略互见的笔法，我们要知道屈原被放逐的具体时间，必须参合书中有关记载，加以推断。在《楚世家》里有这样一段：

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楚绝。六年，秦使白起伐韩伊阙。……楚顷襄王患之，乃复谋与秦平。七年，楚迎妇于秦，秦楚复平。

联齐抗秦，是屈原坚持不变的一贯的政治主张。楚国国策的变化，和他个人的遭遇是密切关联的。顷襄三年是“秦楚绝”的一年，以情理论，屈原之被放逐，绝不可能发生在这年。而且从“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这一句中的“卒”字加以寻绎，则令尹子兰指使上官大夫阴谋进谗，陷害屈原，是经过相机而动的一定过程的。顷襄六年是楚国统治集团酝酿降敌的开始，七年就实现了。这正是亲秦派从政治上排挤屈原一个最好的时机，《屈原列传》所说“顷襄王怒而逐之”，最大的可能是在顷襄七年（公元前292年）。假如断《离骚》为放逐后的作品，则那时屈原最低也是五十左右的人了。可是《离骚》中有“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等类的句子，这对五十左右的人来说，语气是不切合的。

有人据“老冉冉其将至兮”一句，谓古人七十称老，屈原至少必须是五十以上才能说得这样的话。

我想，对这一问题，似乎不能看得太固定。七十称老，是礼节上的标准辞令，反映在文学上，因心情和环境的不同，就会有很大的出入。失意的人，对老的精神威胁似乎特别敏感，屈原根本没有活到七十，可是涉江里已出现了“年既老而不衰”的句子；杜甫四十称翁，尤为明证。因此“老冉冉其将至兮”，对屈原来说，五十以上，固然可以；四十左右，又何尝不可；除非三十以前，这样的话说不出口而已。这并不是说，从这句话里找不出一点关于年龄的消息，我们可以肯定这不是六十以上或三十以前所说的话，可是要再具体一些，就不可能。因为它所暗示的范围，实在是太广泛了。但假如把它和“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联系起来，加以推断，则我们很有理由把说这句话时的屈原的年龄，推前十年左右。《涉江》里的“年既老”和《离骚》里的“老将至”必然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距离。《涉江》作于六十左右，可以肯定，那么《离骚》就不会是五十以上的作品了。

有人以《离骚》中的称呼君上，前说“灵修”，后面忽说“哲王”，因谓“灵修”犹言“先帝”，是指已死的怀王；“哲王”犹言“今上”，是指现存的顷襄。据此，断《离骚》成于怀王死后，是放逐时期的作品。

这一论点，就其本身来看，确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如就原文作更全面的研讨，似乎还有商榷的余地：第一，《离骚》前半部称呼君上的，除了“灵修”之外，还有一个“荃”，是不是能作同样的解释？第二，“哲王”为什么只出现一次，而且是最后的一次？

我认为“荃”、“灵修”、“哲王”都是指怀王。“荃，香草，以喻君。”旧说无误；“灵，善，修，长也。称君为灵修者，祝其所为善，而国祚长也。”王船山的解释，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二者，或以物喻人，或缘情托意，都是隐而不显的。可是这两个隐而不显、只有作者“心知其意”的词汇，终于要把它点明。于是“哲王”必然出现在最后的一次；而且只要出现一次，也就能点明了。用词的前后变换，作者微意所在，似不难探索。同时，在《离骚》全部叙述过程里，我们只看到屈原所念念不忘的一个怀王，并无顷襄的存在。

四

关于《离骚》的时代问题，综上所述，可以知道古今研究屈原的人们，都是从寻绎原文参证史料着手，而得出结论的。在还没有发现确凿不移的铁证以前，事实上也只有如此。不过对问题的看法，各有不同罢了。

据我个人的管见，《离骚》产生的时代，可能在楚怀王二十八年至三十年之间（公元前301—前299年），是屈原三十九岁以后四十一岁以前的作品。究竟是三年中的哪一年呢？那只有本“阙疑”之义，存而不论。

为什么不能说在这之前呢？按，《史记》怀王十八年，屈原谏释张仪。二十年，齐楚复交。二十四年，又“倍齐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二十五年，怀王入关，与秦昭王盟于黄棘，秦复与楚上庸。二十六年，齐、韩、魏共伐楚。秦遣客卿救楚，三国兵引去。自二十七年楚太子杀秦大夫逃归，秦楚始绝交。从十八年到二十八年的当中，怀王虽然主张不定，但一般地说，楚国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的。《离骚》之作，绝不在谏释张仪以前，已详前论：同时，也不可能是这十年之中的作品。因为寻绎《离骚》语气，大声疾呼，痛哭流涕，它已显示出楚国的危机全部呈露，而不是像那样的潜伏着。

为什么不能说在这之后呢？因为怀王三十年即被骗入秦，从此一去不返。这是楚国最大的国耻，广大的楚国人民对此莫不表示最大的愤怒与哀痛。《史记》记怀王之死，一再说“楚人怜之”，“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以屈原和怀王关系之深，他当时的心情，更可想见；而且《屈原列传》里明明说他“系心怀王，不忘欲返，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可是《离骚》里却一句也没有提到。不但如此，《离骚》最后还有“哲王又不悟”的话。怀王被骗入秦后，如果他能接受秦国割地要盟，很快地就可以回国；正因为他拒绝了屈辱的要挟，才长期囚系，最后客死；这种坚决行为的本身，就是悔悟心情的表现。假如《离骚》之作，是在怀王入关以后，则这句话，又是怎样解释？凡此均足证《离骚》是怀王三十年以前的作品，而本传所谓“系心怀王”，则是另有所指。

从怀王二十八年到三十年，这三年之间，是楚国最危急的一个时期。从二十八年开始，秦、齐、韩、魏共伐楚。楚国一方面向齐国求和，另一方面，则不断遭受强秦的侵袭，弄得两头不着岸，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屈原当时正是四十左右的人。四十左右是一个人生命力最旺盛充沛的时期，在不断的政治斗争中，眼看着祖国的命运一步步地发展到这样田地，不可抑制的悲愤心情，暴发出这样像长江大河一般雄伟的诗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文学创作的表现及其成就言，也是符合于作者年龄的特征的。

《离骚》乃千古至文，它所包孕的丰富而复杂的、真挚而深厚的情感，往往难以领会。但假如弄清了它的写作时期，使历史社会背景和作品取得直接联系，循是以求，则篇中一章一节，一字一句，无一非作者现实心情的反映；而文章的意绪脉络，也就轩豁呈露在我们面前，艰深一化而为平易；对理解原作，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