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哲学(第二十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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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主编的话

2014年12月20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三校西方哲学教研室学术交流会,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召开。会议主题是:西方人如何研究哲学?中国人如何研究哲学?中国人又如何研究西方哲学?

会议围绕这三个主题,与会者以世界哲学研究的大背景为依托,反思哲学研究以及目前国内哲学研究的状况,发出哲学研究陷入危机的警告,呼吁哲学自身的改革。与会学者出于对哲学学科的热爱和使命感发出的呐喊,让人颇为动容。真是“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将这样一群普通的、无权无势的哲人视为当今中国学术的脊梁,应该不过分吧。受这种忧患意识的感染,《外国哲学》编辑部组五篇笔谈,置于“学术批评”一栏,郑重发出重新反思哲学研究的呼吁。相信阅读这组笔谈的读者,也会产生类似的共鸣。

“希腊哲学研究”一栏由两篇论文组成。李章印教授“为什么要以更古老的方式重新解读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一文,以较大的篇幅梳理近代对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研究,阐释了近代最终拒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原因,提出彻底摆脱近代影响,回到希腊,按照古希腊思想重新解读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作者表明,这一尝试是基于海德格尔思想。吕纯山博士“《形而上学》对质料实体地位的三次描述”一文,以较为细腻的笔触,对《形而上学》Ζ3、Η1以及Λ3中亚里士多德对质料实体地位的三种不同描述进行分析比较,以期证明,Ζ3认为质料是终极主体和实体的谓述对象,但不是这一个(τόδε τι)和分离的(ἔσχατον),而Η1认为质料是潜在的(δυνάμει) τόδε τι,到Λ3中他认为质料是表面的(τῷ φαίνεσθαι) τόδε τι。作者认为,这三种描述逐步深入地刻画了质料的实体地位。

“中世纪哲学研究”收入徐龙飞教授一篇长文,“论奥古斯丁时间哲学的思维方式”。文章以洋洋洒洒三万字的篇幅,深入探讨奥古斯丁的时间学说。作者指出,奥古斯丁的时间学说,集中体现在他的名著《忏悔录》(Confessiones)第十一卷中,其学说的核心一言以蔽之:时间是永恒的图像(或曰肖像),上帝不仅是在时间中的永恒,而且是永恒的当下。作者尝试从语言所表述的哲思意蕴、本体形上的出发点以及认知论的基础等方面提出问题,以探讨奥古斯丁时间哲学的思维方式,希冀提示其在人文、精神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的研究中所深蕴的方法论价值。

“印度哲学研究”由两篇论文组成。分别是姚卫群教授“《摄一切见论》中记述的顺世论思想”和米媛博士的“古印度几种主要的‘极微论’及其同异”。姚卫群教授指出,顺世论是古印度重要的哲学派别,但由于其独特的理论倾向而受到历史上许多派别的排斥和打压。这也导致其本派的系统文献没有流传下来。《摄一切见论》是一部记述古印度各主要哲学派别基本思想的文献。这部文献对顺世论的事物本原理论、认识论观念、社会伦理思想等作了比较全面的记述。作者依据《摄一切见论》记述,不仅清晰地阐释顺世论主要思想,并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也证明了《摄一切见论》的史料价值有着其它文献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值得后人重视和加以特别研究。

米媛博士的“古印度几种主要的‘极微论’及其同异”探讨印度哲学中的极微概念。作者认为,“极微”观念在印度古代哲学中有重要影响。印度历史上流行的多数哲学派别都对其给予了关注。较早在文献中论及极微的是耆那教。耆那教是第一个在文献中明确提出极微论的印度哲学派别。由于它注重分析事物的构成,因而它的极微观念主要包含在其对非命我的论述中。婆罗门教哲学派别中最为关注极微问题的是胜论派。胜论派是印度的一个自然哲学派别,它所说的极微的基本形态是地、水、火、风。佛教文献中也论及了极微,但不同佛教分支对此又见解不一。文章虽然简单,但也清新可人。

“日本哲学研究”有王杰博士提供的一篇论文:“日本江户时代的朱子学受容——以贝原益轩的天道思想为例”是一篇精致的论文。作者以相对丰富的论据阐明朱子学说在日本江户时代进入日本,并且以天道思想为考察线索,通过对学问上颇具特色的贝原益轩思想的分析,考察其天道思想的思想内涵、特点、形成根源等问题,以期呈现江户时代朱子学者受容朱子学的真实面貌。由此勾勒出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发展状况。论文颇具日本哲学界文风细腻,小心求证的特点。

“青年之窗”有两篇青年新锐提供的论文:李兆勇博士所著“论前期海德格尔追问存在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孙铁根博士的“存在的超越与视域的敞开——海德格尔前期的‘现象学发现’”。两篇论文均探讨海德格尔前期思想,“论前期海德格尔追问存在问题的基本思路”探讨海德格尔前期如何解决存在意义问题,认为前期海德格尔采取了这样一种基本思路:首先,他通过“意向性-超越性-时间性”的三步走进程,以追问此在的存在意义;其次,通过从时间性上升到时态性,他试图由此实行“转向”,以把握存在本身之意义。这一思路隐含于相关时期的著作之中,但其困境将导致海德格尔向后期思想的转向。“存在的超越与视域的敞开——海德格尔前期的‘现象学发现’”一文更关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问题。作者认为,海德格尔的前期著作是现象学的。通过对胡塞尔的范畴直观以及观念直观、一般化以及形式化等的分析,海德格尔前期才得以发现“先天超越的发生”以及“视域的敞开”,并将这样的发现贯彻到他对康德的先验哲学的解读之中。

“理论热点”是本期特意追加的内容。之所以刊登列奥·施特劳斯的两篇译文,是因为国内哲学界对列奥·施特劳斯的兴趣形成了一个小气候,大有趋之若鹜之势。这与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政治哲学热和回归古典热有一定的关系。这种热,对于促进中国哲学界的施特劳斯研究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不过,也有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中,真正理解施特劳斯的作者还是比较有限的,误读误解者大有人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The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和“老友对话”(A Giving of Accounts: Jacob Klein and Leo Strauss)两篇文章文风简洁。“现代化的三次浪潮”是施特劳斯解读现代性的经典文献,虽然篇幅不大,却陈言直抒,从此这篇小文,可以清楚地看出施氏思想的立场。“老友对话”是施特劳斯和雅各·克莱因在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一次演讲的录音稿,二人分别自述自己思想的缘起,同时阐释自己对对方的理解。这篇口语化的文章对于理解施特劳斯思想大有裨益。编辑部想通过施特劳斯自己的解说,让读者毫不费力地知晓施特劳斯学说到底想干什么。如果通过这两篇文章,推动读者进一步理解施特劳斯思想,那是再好不过的,即便不成,哪怕有些许推动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