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能够提出有科学价值的问题，即使提出者本人没能最终解决，但问题为后人指出了努力方向，这本身就是对科学的贡献。对社会主义经济学来说，米塞斯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可能具有此类价值。
当然，米塞斯不是问题的最初发现者。但在他之前，总的说，人们对这一问题或没有充分重视，或感觉到问题的重要性，但对问题的性质似乎没有真正把握。这里不去赘述相关讨论的历史注42，就读者的兴趣所在，还是先看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见解。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谈到过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计算问题。总的说，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经济计算或资源配置的困难。恩格斯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一个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个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100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100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劳动小时。”注43
对于靠日常经验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自然不会作为重大课题提出来，只是在一个派生问题上，即如何对不同性质的劳动进行量的比较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时，恩格斯才感到有对问题进行讨论的必要。后面我们会较为详细地谈及此问题。
同恩格斯一样，十月革命前的列宁也把事情看得极为简单。他在《国家与革命》中写道：“在一些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做到人人都识字，其次是千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业等庞大的、复杂的、社会化的机构里‘受了训练并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的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在列宁看来，“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注44。
十月革命后的列宁对问题的看法有重大变化，这集中体现在《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一文中。此时，对生产和分配实行最严格的计算和监督成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成了“主要的困难”。但是，列宁感觉到空想主义的计划经济遇到的困难，不等于他真正理解了困难的性质；他把困难归咎于人民群众千百年来养成的“对国家的一切极端仇视和不信任”，表明他没有理解经济资源配置的真正困难何在。唯物主义者列宁竟然想依靠人们“诚实地计算自己的生产和消费”注45等道德手段来解决经济计算这类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基本问题！
如前所述，对于这个使列宁感到棘手的经济计算问题，米塞斯不是指出其重要性的第一人。但正如奥·兰格指出的，正是由于米塞斯的挑战，才使许多社会主义者觉察到问题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米塞斯的挑战，才迫使社会主义者认识到经济计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意义，在欧洲大陆上“使社会主义者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的功劳完全属于米塞斯教授”注46。
米塞斯的贡献不限于提出问题，而且做了相当系统的论证。要对他的论证进行略为详细的分析，不能不涉及皮尔逊、M.韦伯、哈耶克等自由主义者与O.兰格、M.多布、M.泰勒、H.狄金森、P.斯威齐等社会主义者围绕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论战。事实上，这需要一部关于20世纪前半期那场论战的历史。这里只能在篇幅限内述及要点。
米塞斯强调市场价格在经济计算中的核心作用。进行经济计算，必须有某种方式对经济活动的效果进行评估。在市场秩序下，这种评估是以价格为尺度进行的。商品价格反映着供给和需求；取消市场，取消了商品货币交换，不可能在性质不同的生产过程、不同的产品之间进行成本和效益的比较，这势必造成经济生活的混乱和浪费。米塞斯的这一判断在苏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的后果中得到了出色的印证。
米塞斯还预见，“社会主义也不一定完全废除货币。可以设想在消费品交换中允许使用货币。但是，由于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的价格不以货币来表示，货币无法在经济计算中发挥作用。”在米塞斯看来，问题正出在这里：“较之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货币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的作用范围要无可比拟地狭小。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交换本身的重要性非常有限，它仅限于生活消费品的范围。生产性物品不进入交换领域，所以它没有货币价格。货币在自由经济生产中发挥的会计功能，在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存在。”注47米塞斯这一观点在日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改革中得到了多方面证实。后来的苏联拒绝承认生产资料的商品性质，只是在生活消费品领域里实行商品交换，这一点还被斯大林上升到所谓的理论层面。生产资料非商品化的理论和政策导致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无法实行合理的经济资源配置。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取向经济改革，曾一度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还是以失败告终，原因之一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主要限于产品市场。波兰经济学家W.布鲁斯和K.拉斯基曾就匈牙利的改革批评道：“1968年蓝图的主要缺点是，它甚至在原则上都把市场力量的作用范围只局限于产品市场内，而把生产要素市场，尤其是把资本市场摒除在外。”注48 相比之下，市场取向改革从消费品市场的发展合乎逻辑地推进到生产要素市场的培育，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相对成功的原因之一。
但是，既然市场在要素配置方面优势明显，何不在公有制条件下建立起要素市场？米塞斯指出，“社会主义者相信，可以通过建立一个生产资料的人造市场解决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有了这样的安排，社会主义就能和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一样，不费力地进行核算”。米塞斯批评说，“这些方案的支持者没有看到（也许是不愿看到），不可能把市场及其价格形成机制同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功能分离开……形成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整个过程的动力是，资本家和企业家通过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不停地追求利润最大化。没有风险投资家（包括股票持有者）对利润、地主对地租、资本家对利息、工人对工资的追求，整个机制的功能的成功发挥是不可想象的”；“社会主义者有关‘人造市场’和以人为竞争解决经济计算问题的全部设想的根本缺陷是，他们坚信只靠生产者的商品买卖就能形成生产要素市场。取消资本家对资本供给的影响和企业家对资本的需求，而又不摧毁生产要素市场本身，是不可能的”注49。这里，米塞斯事实上以更明确、更具体的方式提出了使学界和社会主义改革者长期感到困扰的社会主义与市场能否兼容的问题——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这样一个一般性问题，在米塞斯的语境下转换为公有制与生产要素市场能否兼容这样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事实上，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败的关键。
现在断言生产资料公有制与要素市场不能兼容，为时尚早。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只是证明，没有私有经济相当程度的发展，就不能有健全的生产要素市场。但是，不能反过来说，这些经验已经证明生产资料公有制与有效的生产要素市场不能并存，就是说，社会主义者和米塞斯们之间谁是最后的赢家，还需要若干回合才能见分晓。就社会主义者一方来说，能否有说服力地回应米塞斯在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之初就提出的挑战，是能否制胜的关键。
要对米塞斯的挑战做出有力的回应，首先要理解问题的性质。但事实可能正如哈耶克在本书序言中指出的，米塞斯的论敌们没有弄明白的是，经济计算不在于摆弄数字，而在于建立起合适的指示器，使经理们在相互协调行为的整个结构中确立自己的角色。哈耶克这里的概括并不十分准确。这里不只是经理们的事，尽管他们的角色很重要；这里事关经济活动的每个参与者。事实上，米塞斯的眼睛也没有只盯住经理们。就拿普通劳动者的角色来说，计划经济体制无法合理确定劳动定额和相应的分配标准，因此，“任何这类通用规定必将完全是武断的。各个行业的工人在这件事上绝不会达成一致。每个人都会坚持说分派给他的工作太多，都会尽力减少给他规定的工作量。工人的平均素质、平均技术、平均力量、平均的努力、平均的勤勉——这一切都是无法精确规定的模糊概念。”怎么办呢？尽管可以在各种场合大唱赞歌，在学校和教堂大肆鼓吹，还有荣誉称号、物质奖品甚至同胞的崇敬，等等，最终还是导致工作上的敷衍塞责，绝不会使人尽心尽力注50。米塞斯在这里连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某些生活细节都和盘托出了。再说管理机构吧，“数不清的官员，人人尽力自保，不让任何人染指自己的地盘，同时又拼命推诿责任”；“官员的选拔不是以真才实学为标准，而是遵循某些形式，如通过了什么考试，进过什么学校，在下级岗位当差多少年，等等”注51。原来，在我们熟悉这些面孔和行为方式之前，米塞斯早就给他们画过像了。
哈耶克的概括未必准确，但在主要点上他是对的：米塞斯的论敌们没有真正理解问题的性质。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层次上，经济计算本质上是经济关系、经济利益的协调，是经济活动每个当事人的利益博弈，而不仅是管理机构的会计学意义上的数字运算。“在任何社会制度下（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生产什么消费品和生产多少都是很容易决定的。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但是，一旦做出决定，仍然存在着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现有生产资料来生产这些产品的问题。”注52 一旦事关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现有的生产要素，立刻就开始了生产当事人对自己利益的计算，这直接涉及所有权、收益索取权等根本问题，即米塞斯所说的整个机制的动力问题。20世纪30年代经济计算论战中社会主义一方的主将奥·兰格直到最后似乎也没有弄清楚这一点。兰格在其一生最后一篇论文《计算机与市场》中写道：“如果我今天重写我的论文，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我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可能是：这有什么难处？让我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的解。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琐的试验似乎过时了。实在可以把它看成是前电子时代的一种装置。”在兰格看来，市场不过是“另一种计算机，用以求解一个联立方程体系”注53。像兰格这样的人物也把市场首先理解为某种计算工具，也难怪东欧国家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会走进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