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社会主义的科学分析
社会主义学说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起家的。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作家在这方面不是很成功。他们误解了经济机制的作用,他们不理解以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制度的功能。揭示社会主义理论家在分析经济过程时犯下的错误并非难事:批评家们已成功地证明了他们的经济学是一堆严重的谬论。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是否存在缺陷的问题,并不能为社会主义是否能够提供更佳替代的问题得出定论。仅仅证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存在缺陷,说它没有创造一个最完善的社会,这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更胜一筹。试图提供这一论证的社会主义者数量有限,而且大部分论证完全不科学,有些论证则十分无聊。马克思主义一直不满足于把社会主义的到来描述为社会进化的一个必然阶段。如果它满足于这一点,它也许不会在它必须加以处理的社会生活问题的科学分析方面产生那么恶劣的影响;如果它仅限于把社会主义制度描述为可以想象的最优形态,它绝不会造成如此有害的后果。但是,它以诡辩的手段阻碍了对社会学问题的科学研究,毒化了当代的知识氛围。18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们的社会条件决定其思维方式。社会阶级地位决定着作者的观点,他只能在他所属的阶级中成长,他的思想越不出其阶级利益的界限。注120这样一来,不分阶级、适用于全人类的一般科学的可能性便遭到了质疑。狄茨根距离创立一种特殊的无产阶级逻辑只有一步之遥。注121然而,真理是只站在无产阶级科学一边的:“无产阶级逻辑的观点并非党派私见,而是纯粹而简单的逻辑的结果。”注122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保护自己免受各种令人不快的批评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宣称,生产资料社会化是经济演化之自然规律的必然结局;另一方面,它又将这种社会化视为它的政治努力的目标。它以此来阐述社会主义组织的首要原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清晰说明,对于那些希望社会主义能把他们从人间一切罪恶中拯救出来的大众来说,可能会给他们的热情泼冷水。因为没能充分地谈论或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社会主义才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运动。19
对于这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十年间对德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赫尔曼·柯亨(Hermann Cohen)的著作提供了最好的证明。他说:“今天,阻碍我们认识社会问题的病根,从而——哪怕是以难以察觉的方式——阻碍我们认识社会改革政策之必要性的,并不是缺少理解力,而是罪恶或善意的不足在阻止我们这样做。有人要求揭示未来国家的一般形象,并试图以此让党派社会主义难堪。这种不合理的要求只能用存在着人性缺陷这个事实来解释。国家以法律为前提,而这些人却要问国家会是什么形象,而不是问法律的伦理要求是什么。如此颠倒概念,就把社会主义伦理与乌托邦的诗意混为一谈了。但是,伦理不是诗歌,观念有着无形的真实性。形象是只能从其原型中产生的现实。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今天可以被视为存在于大众意识中的普遍真理,即使它仍是一个尚不为人所知的公开秘密。只有赤裸裸的贪欲观念所包含的利己主义——即真正的物欲主义,才不承认它是一种信仰。”注123写下这些荒唐思想的人,被普遍誉为那个时代最伟大、最无畏的德国思想家,甚至他的敌人也尊他为智者。正因为如此,才有必要强调指出,柯亨不仅不加批评地或无保留地接受社会主义的主张,承认不许对社会主义的社会条件进行考察的戒律,而且把那些要求澄清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而使“党派社会主义”难堪的人,说成道德品质低下的小人。一个在其他方面不会让任何事情逃过其批评的思想家,在他那个时代的巨大偶像面前却丧失了勇气,这是思想史上常见的现象——甚至柯亨的伟大楷模康德也为此而受过责备。注124但是,一个哲学家居然不仅把全部持不同意见的人,而且把所有那些触碰让权威人士感到威胁的问题的人,一概斥为不怀好意,性情不良,有着不加掩饰的贪欲——幸亏思想史上举不出几个这样的例子。20
凡是没有无条件服从这种压制的人,统统被打入另册,成了不法之徒。就这样,社会主义侵占的地盘在一年年扩大,却不让任何人对它如何运行刨根问底。如果有一天马克思一派的社会主义终于执掌政权,打算落实它的全部纲领时,它肯定会意识到,它对于自己数十年来努力实现的东西,并没有清晰的想法。21
因此,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展开讨论具有无比的重要性,这不限于理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政策的差异。没有这样的讨论,就不可能理解自从国有化和市有化运动以来形成的局面。迄今为止,经济学——以可以理解但也令人遗憾的片面性——只研究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机制。由此形成的空白必须填补。
社会应当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还是应当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这是个政治问题。科学对此无法作出判断;科学无力对社会组织形态的相对价值作出裁决。但是,只有科学能够通过研究制度的效用为理解社会打下基础。尽管实干家,即政治家们,往往不在意这种研究的结果,但思想者绝不会停止对人类智力可及的一切事物的研究。而从长远看,思想肯定决定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