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第二版前言5
19世纪中叶之前是否存在对社会主义观念——即生产资料及其衍生品的社会化，由社会，更准确地说是由国家机构集中控制全部生产——的清晰认识，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答案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把对全世界的生产资料实行集中管理的要求视为社会主义计划的本质特征。昔日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小国寡民的自给自足是“自然的”，认为任何超出它们地域的商品交换都是“非自然的”和有害的。只是在英国的自由贸易鼓吹者证明了国际劳动分工的优越，并通过科布登注108运动普及了他们的观念之后，社会主义者才开始将村社的和地域的社会主义观扩展为民族的最后是世界的社会主义观。但是，除去这一点，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些被马克思主义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作家，已经相当清晰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当时，对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各种方案有广泛的讨论，但讨论并没有沿着他们所赞成的方向进行。这些空想家们未能设计出经得起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批评的计划社会的结构。从他们的方案中很容易找出漏洞，很容易证明按这些原则构建的社会肯定缺乏效率和活力，肯定不符合人们的期望。因而，大约在19世纪中叶，社会主义观念似乎已被抛弃，科学以其严格的逻辑证明了它毫无价值，其信徒也提不出任何有力的反驳。
就在此时，马克思出现了。他熟知黑格尔的辩证法——一个极易被热衷于思想控制者的狂想和烦琐玄学所滥用的体系——他积极地为身处困境的社会主义者寻求出路。科学和逻辑已经驳倒了社会主义，因而迫切需要为它设计出一个可靠的体系，以对抗那些讨厌的批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承担起的任务。它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否认逻辑对全人类和所有时代的普遍有效性；它宣称，思想是由思想家所属的阶级决定的，是他们的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驳斥社会主义思想的推理方式被“揭露”为“资产阶级”推理，是对资本主义的辩护。第二，它断言，辩证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全部历史的目的和结局就是通过剥夺剥夺者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否定之否定。第三，它规定任何人不得像乌托邦社会主义者那样，为“社会主义未来乐土”的建设提出任何明确方案。鉴于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科学最好还是放弃所有确定其性质的企图。6
在历史上，从没有任何教义像马克思主义这三条原则那样被迅速而完全地接受。它取得的巨大而持久的成功被普遍低估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这个称号习惯上仅用来指那些自封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式成员们，他们发誓要一字不差地忠实于其各自派别所解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义，认为这些教义是关于社会的全部知识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和出发点，是政治行动的最高准则。但是，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名称去指称所有那些接受马克思的基本原则——阶级决定思想、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对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存在和运行的研究是非科学的——的人，那么在莱茵河以东的欧洲，非马克思主义者就所剩无几了，甚至在西欧和美国，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也多于反对者。虔诚的基督教徒攻击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主义，保皇派攻击他们的共和主义，民族主义者攻击他们的国际主义；而这些人又分别希望自己被称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和民族社会主义者。他们宣称自己的社会主义品牌才是唯一正宗的社会主义——它将会到来，并且带来幸福和美满。他们认为，另一些人的社会主义没有他们这样正宗的阶级出身。同时，他们恪守马克思为探索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定下的戒规，试图把现存经济体制的运行理解为按照历史进程不可抗拒的要求朝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当然，不止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强调自己是反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都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方式思考问题，并且接受了马克思那些武断而毫无根据、很容易被驳倒的教条。一旦他们执政，他们将完全以社会主义的精神进行统治和开展工作。7
马克思主义取得的空前成功，是由于它承诺要实现那些自远古以来就埋藏在人类灵魂深处的渴望和梦想。它许诺了一个人间天国，一个充满幸福欢乐的至福乐园；令生存竞争中的失意者更加开心的是，所有出人头地者都将遭到贬损。逻辑和理性被弃之如敝履，因为它们会揭露这些天堂和复仇之梦的荒谬。在与理性主义建立起来的有关生活和行为的科学思想的所有对抗中，马克思主义是最激进的一派。它确实应以“科学社会主义”之名而享有科学的声誉，因为它在攻击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构建所取得的所有科学成就时利用这种声誉，在控制人们的生活和行为上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功。
在这个做了不少修订的新版本中，我采用科学的方法，即借助于社会学和经济理论，考察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问题，向广受尊崇的马克思主义戒律提出挑战。想到那些在此领域中以他们的研究为包括我本人的研究在内的全部工作开辟道路的先驱，我心存感激；我有机会破除马克思主义在这些问题上设立的科学禁区，这令我感到满意。自本书第一版以来，此前被忽略的问题已居于科学兴趣的前沿；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讨论已被置于一个新的基础之上。以往那些对社会主义将会带来的福祉只满足于发表一点模糊议论的人，现在不得不去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问题已被锁定，不可能再对它熟视无睹。
可以想见，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从最激进的苏维埃布尔什维主义者到西方文明中那些“风雅社会主义者”（Edelsozialisten），注109都想驳倒我的推理和结论。然而他们并没有得逞，他们甚至未能提出任何我不曾讨论和证伪的观点。当前对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科学讨论，是沿着本书的研究路线在进行。8
我在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进行经济计算时作出的论证，引起了特别广泛的关注。本书第一版问世的两年前，我在《社会经济学文献》（Archiv fur Sozialwissenschaft , Vol. ⅩLⅦ, No 1）注110上发表了我的这一部分研究，内容跟本书的两个版本几乎一字不差。这个此前很少被人触及的问题，立刻在德语国家及其他国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也许确实可以说，这场辩论已经结束，今天几乎没有人再反对我的论点了。
本书第一版问世不久，古斯塔夫·施姆勒的继任者，“讲坛社会主义”（Kathedersozialisten）的领袖海因里希·赫尔克纳发表了一篇文章，在全部实质问题上支持我对社会主义的批评。注111 他的言论在德国社会主义者及其文丐中引起轩然大波。在鲁尔的灾难性斗争和恶性通货膨胀期间，它导致了一场很快便以“社会改革政策”危机闻名的论战。交锋的结果实在无味。一位热情的社会主义者早已注意到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不育症”，这一次表现得尤为显眼。注112鲍尔、阿道夫·韦伯、罗普克、哈姆、苏尔茨巴赫、布鲁斯库兹、罗宾斯、胡特、柏恩等人的大作，证明了对社会主义问题无偏见的研究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果。
但是，对社会主义问题只进行科学探讨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打破当前阻碍对这些问题进行公正研究的偏见壁垒。社会主义措施的拥护者都被视为“善良”、“高贵”和“道德”之友，是必要改革的无私先驱，一句话，是无私地服务于自己的人民和全人类的人，更是热情而勇敢的真理追求者。这种思想方式的最奇异之处是，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与大众福利的关系问题早就解决了——当然是把社会主义视为善，把资本主义视为恶；其实这是只能用科学研究加以解决的事情。经济研究的结果遭遇的不是争论，而且是“道德怜悯”，我们从1872年埃森纳赫代表大会注113的邀请书中就能见到它，社会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者也只能拿这种怜悯做挡箭牌，因为对这些用科学征服了他们的教义的批评，他们没有还手之力。9
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旧自由主义认为，整个工资劳动者阶级的物质条件，只有通过资本的增加，才能得到持续的提高，而这一点只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给予保证。现代的主观主义经济学用它的工资理论强化和证实了这一观点。现代自由主义完全赞同这个较早的学派。然而，社会主义却认为生产资料社会化是一种惠及全体的制度。对这些相互对立的观点，必须以冷静的科学加以考察。
确实，对今天的许多人，或许对大多数信徒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宗教信条。而科学批评的崇高使命，莫过于粉碎错误的信仰。
为使社会主义理想免于这类批评的毁灭性打击，近来人们在努力完善“社会主义”概念的公认定义。我本人对社会主义的定义，即它是一种以建立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社会为宗旨的政策，与科学家们关于此类问题的所有论述一致。我认为，这是过去100年间社会主义唯一的显著标志，看不到这一点，必定是史盲；唯有在此意义上，浩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过去和今天才有“社会主义”之名。可是，何必纠缠于称谓！如果有人愿意把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理想称为社会主义理想，由他去好了！只要高兴，他尽可以把猫称为狗，把日说成月。但是，颠倒这类尽人皆知的词语含义，除了制造混乱外别无益处。我们这里面对的是生产资料社会化问题，是天下人为此进行了长达百年残酷斗争的问题，是我们时代的首要问题。10
声称社会主义除了生产资料社会化以外还有其他内容，比如说，声称我们成为社会主义者是受某种特殊动机的激励，或者声称还存在着另一个目标——大概是一个同它密不可分的纯粹的宗教观念，以这种借口来回避对社会主义的明确定义是不行的。社会主义的支持者认为，只有出于“高尚”动机要求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派别，才无愧于社会主义的称号。其实，那些社会主义的所谓反对者，那些仅仅出于“卑劣”动机而主张生产资料国有化的人，也必须被冠以社会主义标签。宗教社会主义者说，真正的社会主义与宗教密切相关；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者则坚持要把上帝和私有财产一起铲除。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运行，与它的拥护者是否崇拜上帝、与某位先生从私见出发对他们的动机作出“崇高”或“卑下”的判断完全无关。浩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每一个派别都自诩为正宗，把其他党派一概视为异端；他们理所当然地强调自己特有的理想与其他党派的分歧。我敢说，我在自己的研究中已经提供了对这些主张必须给予的一切说明。
在这种对各种特定社会主义倾向的特征的强调中，它们对民主和独裁的取向显然起着重要作用。对于本书讨论这一问题的部分（第3、15、31章），我也没有需要补充的。这里只需指出一点，拥护独裁的人试图建立的计划经济，与自称社会民主党的人宣传的社会主义，是一模一样的社会主义。
我相信，按帕斯菲尔德爵士注114和韦伯女士的用法，经济民主一词出现之后，仅仅是用来指由作为生产者的工人而不是由消费者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体制。倘若不是这样的话，那就不妨说，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民主的实现。而前一种状态，就像由政府官员而不是人民来决定如何治理国家的政治制度——当然，我们习惯上把与此相反的制度称为民主——一样，根本不是民主。我们称资本主义社会为消费者民主，其含义是，属于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处置生产资料的权力，只能通过消费者每天在市场上的投票获得。每个孩子对玩具的选择，都是在向票箱里投票，这个票箱最终决定着谁能当选工业首领。诚然，这种民主中的选票是不平等的，一些人有多张选票。但是，要想取得和保持高收入所包含的较大的投票权，也必须过选举这一关。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作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反应，才能获取和保有财富。因此，富人的消费大大超过穷人的消费——虽然对富裕阶级的消费多于大众消费的部分，存在着夸大其辞的强烈倾向——这本身就是“选举的结果”。因此，成功商人的财富只能是消费者公众投票的结果。财富一旦获得，只有以消费者认为对他们最有利的方式加以运用，才能保持财富。普通公众在作为消费者作出决定时，较之他作为政治选民更加知情和更不易收买。可以说，如果选民面对的是在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之间、金本位制和通货膨胀之间的选择，他们对这种选择的含义没有能力看得很透。但是，对不同种类的啤酒或不同品牌的巧克力作出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却是轻松胜任的事情。11
社会主义运动经常不辞辛劳地为根据其理想建立的国家更换标签。用旧了一个就再换一个，不断唤起对社会主义无望解决的基本问题能够获得最终解决的希望——直至人们认识到这不过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把戏。最近的时髦字眼是“国家资本主义”。人们尚未普遍认识到它与通常所称的“计划经济”和“国家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国家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和国家社会主义与“古典的”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只有枝节上的差别。本书对一切可以想象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作了不偏不倚的批评。12
只有与社会主义有着根本区别的工团主义需要给予特殊对待（第16章第4节）。
我希望这些评论能够让不求甚解的读者也相信，我的研究和批评不只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所有的社会主义运动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较之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我将较多的篇幅用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认为自己已经考察过对这些问题有实质性影响的一切，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纲领的特点也作了详尽的批评。
本书是一项科学研究，而不是政治论战。我分析基本问题，尽量忽略当下的全部经济和政治斗争以及政府和政党的政治调整。我相信，为理解以往一二十年、尤其是未来的政治发展，这是最好的基础准备。只有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全面的批判性研究，才能理解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进程。
在论述经济事务时对问题浅尝辄止的风气的蔓延，已经激发起公众关注人类社会命运重大问题的热情，并且把政治直接导向摧毁全部文明的邪路。对经济理论的排斥始自德国历史学派，而今在美国制度学派中亦有鲜明表现，它摧毁了在这些问题上的真正思想权威。今天的人们以为，对于以经济和社会学面貌出现的一切，人人都能指手画脚。人们以为，工会官僚和企业家的身份就使他们有资格决定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个层次的“实干家”，甚至那些经常造成失败和破产、口碑甚差的人，也享有经济学家的虚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除这种局面。避免言辞刻薄的善意，绝不是妥协的理由。现在是揭去这些外行假面具的时候了。
解决当代许多经济问题中的每一个都需要思考的过程，只有那些理解经济现象普遍的内在关系的人具备这种能力。只有对事物追根问底的理论研究才有真正的实际价值。讨论当前问题时陷在细节中不能自拔的论述概属无用，因为它们太专注于特殊和偶然，看不到普遍和本质。13
常有人说，对社会主义的所有科学研究都是无用功，因为除了少数受过科学思维训练的人，没有人能够理解它们。据说，大众一向缺乏理解力。对大众来说社会主义口号娓娓动听，人们强烈渴望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预期它能带来彻底的救赎和满足他们的复仇欲。所以他们将继续效力于社会主义，从而促使西方各国数千年建立起的文明不可避免地衰落。因此，我们必然遭灾受难，坠入野蛮和毁灭的深渊。
我对这种悲观论调不敢苟同。它也许发生，但也许未必发生。不错，人类的大多数难以接受艰苦的思维训练，对于那些连最简单的命题都难以掌握的人，没有任何教育能帮助他们理解复杂的命题。但是，正是因为不能独立思考，大众才追随我们所谓有教养的人。明白了这一点，也就胜券在握了。但在此我不想重复本书第一版最后一章结尾处所说的话。注115
我十分清楚地知道，不能指望通过逻辑论证使那些社会主义思想的信徒相信，他们的观点是怪诞的。我也很清楚，他们不想听，不想看，尤其是不想思考，他们拒不接受说理。但是，有眼光、善动脑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他们将站在无私和公正的立场上看待事物，他们会权衡和审视，他们将本着未雨绸缪的精神进行思考和行动。本书是为他们写的。
十分接近于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延续了数代人之久，使世界的财富有了巨大增长。资本主义把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了我们的祖先想都不敢想的高度。破坏世界经济基础的干涉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努力已经干了数十年。我们就站在可能吞噬我们文明的悬崖边上。我们的文明是陷入万劫不复，还是在最后一刻免遭噩运，重返唯一可能的获救之道——我是说，在无条件承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重建社会——这就是未来数十年必须采取行动的一代人所面临的问题。支持着他们行动的观念将决定这一点。14
1932年1月于维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