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社会主义》一书在1922年初版时，它的冲击是深刻的。它逐步但也是根本性地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返大学校园的许多青年理想主义者的信念。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们感到，我们成长于其中的那个文明已经崩溃。我们立志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正是这种再造社会的渴望，鞭策我们投身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许诺给我们一个更加理性、更加公正的世界。此时，《社会主义》问世了，我们的信念坍塌了。《社会主义》对我们说，我们的方向错了。
这一心路是我的许多同辈都经历过的，他们后来很知名而当时互不相识，德国的罗普克和英国的莱昂内尔·罗宾斯是这当中的佼佼者。我们当初都不是米塞斯的学生。在奥地利政府一个临时机构工作时我开始认识他，该机构负责落实《凡尔赛条约》中的某些条款，他是我的上司，是该部门的主任。
当时，米塞斯以反通货膨胀的斗士而著名。他的意见早已引起政府的注意；他以维也纳商会金融顾问的身份奔走呼号，力劝政府采取唯一还有可能避免金融彻底崩溃的措施（在他手下工作的前八个月里，我的名义工资比最初的数额上涨了200倍。）
在1920年代早期的我们这些大学生眼里，米塞斯看上去是个深居简出的大学讲师，此人十多年前出版过一本书注96，该书以出色地运用奥地利边际效用货币分析理论而著名，被马克斯·韦伯誉为有关该课题的最令人满意的著作。或许我们本应该知道，在1919年他还出版过一本很有思想和远见的专著，涉及社会哲学的很多方面，如民族、国家和经济等注97。但是，这本书从来不广为人知，我也是在维也纳的政府部门当他的属下时才读到它。不管怎么说，《社会主义》的出版注98使我殊感吃惊。因为就我所知，此前极度繁忙的10年间，他不可能有闲暇埋头学术研究。然而这却是关于社会哲学的重要著作，它见解独到而证据详尽，他的评述表明，他熟知这个专题的大部分文献。
本世纪最初的12年间，直到服兵役之前，米塞斯致力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如同20年后的我辈，他是被当时对“社会政策”（Socialpolitik）——一种与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相近的思想——的时髦关切带入这些题目的。还是维也纳大学年轻的法学学生时，他就出版了第一本书注99，该书充满了致力于“社会政策”问题的德国“历史学派”主流经济学家的气息。他后来甚至还加入过其中的一个组织，该组织曾鼓动一家德国讽刺周刊给经济学家们下定义，说他们是一帮忙于丈量工人的住所然后说房子太小的人。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在作为法学研修内容之一的政治经济学课堂上，他通过已近退休的卡尔·门格尔教授的《经济学原理》注100而接触到经济学理论。正如米塞斯在自传残稿注101中所言，是这本书使他成了经济学家。这也是我曾经历过的，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米塞斯原本的兴趣主要在历史方面，所以，他的一生是理论家中罕见的具有渊博历史知识的一生。但是，不满意于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解释史料的方式，最终他转向了经济理论。有一个人是他的灵感的主要来源，即从奥地利财政部长位置上卸任重回大学执教的欧根·冯·庞巴维克。大战前的10 年间，庞巴维克的研讨班是讨论经济理论问题的重要中心。它的参加者包括米塞斯、约瑟夫·熊彼特、著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托·鲍威尔，后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捍卫在很长时间主导着讨论。在此期间，庞巴维克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似乎有了较大发展，超越了他早逝之前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论文。无疑，这个时期为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独到见解打下了基础，尽管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货币和信用理论》（1912）一出版，进一步系统研究的机会随着他投身一战的炮火而消失了。
米塞斯军人生涯的多数时间是作为炮兵军官服役于俄国前线，但在最后几个月里他供职于国防部的经济处。想必他是在卸掉军职之后开始《社会主义》的写作的。他很可能是在1919—1921年间写出了大部分内容；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计算的关键章节，事实上是被奥托·诺瑞1919年出版的一本书所激怒而写下的。米塞斯引证了该书。在当时那种局势下，他哪来的时间潜心于综合性的理论和哲学研究，这至今对我仍是个谜。至少在这一时期的最后几个月里，我几乎天天看到他公务缠身。
前面说过，《社会主义》一书震撼了我们这代人，尽管我们对其核心论点的接受是缓慢而痛苦的。当然，米塞斯继续思考着该领域中的问题，他的许多新思想在《社会主义》出版以后开始的“私人研讨班”中得到了发展。两年后，当我结束在美国一年的研究生学习回国时，也加入了研讨班。最初只有几个忠诚的追随者，但他还是引起了年轻人的兴趣和钦佩，吸引了他们当中对社会理论与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问题感兴趣的人。学术界对这本书的反应或漠然，或仇视。对《社会主义》一书的重要性予以肯定的评论，我印象里只有一次，那还是当时健在的上世纪的一位自由派国务活动家作出的。他的反对者的伎俩不外是把他描绘成孤家寡人的极端主义者。
米塞斯的思想在此后的20年间成熟起来，并在著名的《人类行为》（1940）一书德文第一版中达到高峰。但对我们这些经历过第一波冲击的人来说，《社会主义》永远是他的决定性贡献。它向一代人的观念提出了挑战，改变了许多人的思想，尽管过程是缓慢的。米塞斯维也纳小组的成员不是门徒，来到他身边时，他们多数是已经完成了基本的经济学训练的大学生，他们只是逐渐地被他那不同寻常的观点所折服。也许，他们受到了他准确地预言当前经济政策全部后果的令人难堪的习惯和他论点力量的双重影响。米塞斯并不期望他们接受他的全部观点，讨论所取得的主要收获是，参与者只是逐渐地缩小他们的歧见。只是到后来，他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米塞斯学派”发展起来了。他的体系的充分开放性丰富了他的思想，也使他的一些追随者能够把它们朝着不同的方向加以发展。
米塞斯的观点并非总那么容易理解。要完全领会它们，有时需要直接与他接触和讨论。他的文笔乍看上去似乎简单清晰，但字里行间蕴含着对经济过程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力不是每个读者都具备的。这一点，我们在他的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计算的不可能性的关键论点中看得最清楚。在阅读米塞斯的论敌的作品时，人们会有一个印象：他们没有真正弄明白为什么这种计算是如此必要。在他们看来，经济计算问题似乎仅仅是一种使社会主义的经理们对受托经营的资源负起责任的方法问题，而与他们应该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问题完全无关。每一组神秘的数字都足以使他们监控那些尚无法摆脱的资本主义时代过来人的诚实可靠。他们似乎从未理解，这里问题不在于摆弄数字，而是要确立起最合适的指示器，使经理们在相互协调行为的整个结构中确立自己的角色。因此米塞斯愈来愈清楚地意识到，他与他的批评者之间的距离不仅是对特定事实的解释不同，而是他对社会和经济问题有着独特的思维方式。要说服他们，他必须让他们知道全新的方法论的必要性。这自然地成为他关注的重点。
1936年英文版很大程度上是莱昂内尔·罗宾斯教授（现在的罗宾斯勋爵）促成的。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旧日同窗中找到了一位堪当此任的译者，雅科布·凯汉（1900—1969），尽管凯汉本人不从事该专业，但一直活跃在这一代学院派经济学家的圈子里。凯汉曾多年受雇于伦敦一家大的谷物贸易商，后在罗马的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署及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的任上结束了其职业生涯。凯汉的译文打字稿让我最后一次重读《社会主义》一书的全文。在准备这篇前言之前，我再次翻阅过。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一经历必然使人反思米塞斯一些观点的意义。较之当年，这一著作的大部分内容在今天已不那么新颖或具有革命性；它在许多方面已经成为“经典”之一，往往被人当成老生常谈，从中可以学到的新东西已经很少。然而我必须承认，使我吃惊的不仅是它依然与今天的争论如此贴近，而且他的许多论证，我当初只是部分地接受或认为它们过分夸张和片面，结果证明他的论证是正确的。我现在还是不能全盘接受，米塞斯本人也不会不有所改变。他绝不期望他的学生们无批评地接受他的结论而不超越它们。然而，总的说来，我不同意的地方比我料想的要少得多。
我的一个不同意见涉及1951年版第463页上米塞斯的一个陈述。我始终觉得这里的基本哲学表述有些不对劲，直到现在我才能理清为什么会有这种别扭的感觉。米塞斯在这里宣称，自由主义认为，“全部社会合作都是被理性地认识到的效用的表现，在合作中，全部权力以民意为基础，它无力采取任何行动阻挠有思想的人们的自由决定。”我不敢苟同的正是这段话的前一句。这段话中的极端理性主义是他无力摆脱的那个时代的产儿，他或许从未彻底放弃过，而在我看来，它确实是错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绝不是对普遍福利的理性洞察的结果。我觉得，米塞斯想要说的是，我们采用自由制度，并不是因为我们理解了它的益处；社会秩序并非出自我们之手，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智慧去设计它；只能说在对它的作用机制作了长期大量的观察之后，我们已经部分地学会理解它；说人们选择了这种秩序，这仅仅意味着他学会了选择已经发挥作用的事物，通过进一步的理解，能够改进它发挥作用的条件。
米塞斯大可引以为荣的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理性建构主义的起点，虽然这一过程没有完成。在帮助我们理解一些非人工设计的秩序方面，米塞斯的功劳不亚于任何人。
还有一点，今天的读者不可不察。半个世纪前米塞斯所讲的自由主义，其含义与今天在美国——别处的情形更甚——被理解的多少有些相反。米塞斯认同的自由主义是古典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半个世纪前，熊彼特曾颇不情愿地说，在美国，自由的敌人“已经在想，既然自由是极高贵而又无所指的漂亮名称，盗用这个标签不失为明智之举”。
在该书初版25年后写于美国的“跋”中，米塞斯表明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对“自由主义”一词的滥用作了评论。后来的30年极好地证实了这些评论，如同该书初版的最后部分“破坏主义”被证实一样。阅读它时，我被那种过度的悲观主义所震撼。当然，面对书卷，更令我敬畏的不是他的悲观主义，而是他的远见。事实上，今天的读者将发现，较之40多年前第一个英文版面世的那个时期，《社会主义》一书更直接地适用于当代的问题。
哈耶克
197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