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理论基础

这一节我们着重说明认知语法的基本原则和分析手段。此外，因为本书也从句式多义性的角度讨论上古汉语的与格句式，因此在这一节里也会说明语义地图模型能如何帮助我们对句式多义性进行讨论。

1.3.1 概念化和主观主义的语义观

认知语法对语义（meaning）的认识体现了一种新的切入角度，并且突破了客观主义语义观的局限性，认为人类的主观思维在语义处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Langacker（1991b：2）提出了这个主张：

意义等同于概念化（Meaning equates conceptualization）

虽然这个句子很简单，但它却准确地指出了语言分析中的意义并不仅仅等同于客观世界的物或事，而且还包含认知主体（即人）对客观世界的物或事的认知过程。我们把这个认知过程叫作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而按Langacker（1987，1991a）的分析，概念化就是以不同的方式构想和描绘相同客观情景的能力。他要传达的最基本信息是，意义不能简单等同于真实世界的客观内容，它是由客观内容（content）和主观识解（construal）相互作用而成的。一个经常被用来说明这个道理的例子就是hypotenuse（即直角三角形的斜边）。Hypotenuse这个词语确实只不过是一条直线，但是我们也知道任何一条直线并不都是hypotenuse，原因就在于它是直角三角形的一边，因此要理解这个词语，就必须在大脑中激活（activate）直角三角形这个客观内容，而hypotenuse 就是这个客观内容的某个被凸现的部分。采用认知语法的特定术语来分析hypotenuse，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词语以直角三角形为其基体（base），而由于词语的意义等同于概念化，因此在这个基体上被“注意的焦点”或被突显的部分就叫作勾勒（profile），而勾勒就是这个词语所标示（designate）的那一部分述义。^注47这个分析可用下图来表示，粗线部分表示概念化过程中的勾勒，而勾勒也就是这个词语的意义。

图 1.22

必须指出的是，hypotenuse 和right-angled triangle （直角三角形）这两个词语的意义虽然不同，但它们其实都拥有了相同的基体，这就说明了主观认知在语义分析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就right-angled triangle，我们以下图来说明它的意义：

图 1.23

基体和勾勒是认知语法进行语义分析时最重要的两个术语。一个语法形式必然激起某种基体，而这个基体就包含了一组概念性的内容。在这个基体中，某些子结构会被突显，这就是勾勒。因此，如果共同基体上被勾勒的部分不同，那么激起相同基体的语法形式也自然而然地拥有不同的意义。Above（上）和below（下）这对反义词就常常被用以说明上述的道理。这两个词语意义虽然不同，但是却激活相同的基体：

图 1.24

由于这两个词语表达的都是两个物体之间的一种空间关系，并且拥有相同的基体，因此为了说明它们的意义，基体中的两个物体在不同的词语中就必须获得不同的突显和勾勒。认知语法中的射体（trajector, tr）和坐标（landmark, lm）都是表达勾勒关系的重要术语，是用以标明基体中被勾勒的物体所具有的不同突显度：最突出的物体被称为射体，是被论述或评估的对象，也是勾勒关系中的主要焦点，而另一个物体一般就被处理为次要焦点，即坐标。利用这两个术语，我们就能说明above（上）和below（下）虽然基体相同，被勾勒的对象也相同，但是意义却不相同：

图 1.25 （图左为above，图右为below）

我们在前一小节中说明了以动词为中心的句法分析模式的局限性，进而提出须以自上而下的以构式为中心的句法分析模式来对上古汉语与格句式进行讨论。这个研究取向应该是正确的，认知语言学界以外的学者也逐渐支持与认可这个取向（Croft 2001, 2012；LaPolla 2012）。这里我们就尝试说明主观主义的语义观和以构式为中心的句法观的关系。

认知语法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就是词语形式和句法形式没有本质的不同，均是音义结合体。根据这个认识，每一个句法形式都有自己独立的意义，而不同的句法形式即使所编码的是客观世界中的相同事件，它们的意义也并不一定得相同。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认知语法强调了意义不是客观的，而是在基体中的主观勾勒。这个道理在我们上边讨论hypotenuse等词语时就已清楚说明了。一旦把握了这个道理，就能明白为什么Langacker（1987：39）不同意转换生成语法对现代英语中的与格交替现象所做的分析：

按照与格转移规则，（13）（a）这样的底层结构可衍生出（13）（b）这样的句子。

（13） （a） He sent a letter to Susan.

（b） He sent Susan a letter.

这些句子真值相同，描述同一个事件时可互换使用，但我认为它们在语义上是不同的（参看Goldsmith 1980）。由于（13）（a）使用了介词to，它强调了在以Susan 为目标的情况下，该信件经过的路径。相比之下，（13）（b）强调的是Susan 成为信件领属者的结果；我假设这种领属关系以Susan和a letter 的并置以及线性顺序为象征。我不认为（13）（b） 缺少路径概念，也不认为（13）（a）缺少领属概念：两种概念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句中。事实上，我认为这些概念在上述两句中相对突显（salience）的不同，这是因为它们分别由to 和名词性成分并置进行象征化。语法结构的不同致使每个句子突出所构想情景的一个方面，而牺牲另外一面；我觉得两个例句是通过不同意象（image）来表达事件的。^注48

Langacker（1987：40）还进一步指出：

句法自主理论对真值语义有一种自然倾向。基于真值而等同意义和语义，会使13（a）-（b）这对句子同源而生的观点变得合理，并忽略了语素和句法所提供的语义。但对于认知语法而言，意义存在于规约意象的层级。我们不能忽略to 这样的语素所表达的语义，即使它代表的只是一种受空间关系制约的，更抽象化的比喻意义的延伸。语法构式强制性地赋予概念内容特定的结构，照此来看，把两种方式视为相同材料的不同表述是没有意义的：在那些材料是什么以及要表达什么内容方面，它们体现了在实质上截然不同的构想。^注49

在认知语法中，句法形式所具有的独立地位是明显被提高了，而且由于对意义的理解已有了新的角度和观点，因此表层不同的句法形式编码的虽是相同的客观事件（如主动句和被动句，又如参与与格交替的不同的与格句式），但由于它们的概念化过程并不相同，因此具有不同的句式意义。从这个角度着眼，如果我们采取一种以句式为中心的研究策略，焦点自然而然就会落在揭示语法系统中不同句式之间的功能差异上，以及回答为什么客观世界中的不同事件会采取同样的一种句法编码方式。这个研究角度目前尚未见于当前的上古汉语语法研究中。当前的研究范式由于坚信意义和客观世界中的概念内容一致，因此认为不同的句法形式只要在客观意义上一致就必然是同义的，而这些不同句式之间也就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图 1.26

下图展示了在这一个范式下如何构想语法组织这一更为复杂的问题。只有粗线方框代表当前研究范式感兴趣及关注的问题，以此揭示某种特定语言的语法组织：

图 1.27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研究范式所关注的是直接对应客观世界中的事件的意义而非句法形式本身，因此即使面对第三种句法形式被用以表达客观世界中的两个不同事件，采取这一研究范式的学者也并不认为这个现象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正因为我们的焦点已转移，更关注语法系统中的句法形式在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当我们发现在没有亲属或接触关系的语言中，某种句法形式和多个意义之间的配对关系经常反复地出现，也即是在句法的层面上出现了上文中所提到的相同的“同音”现象，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认知语法所强调的句式确实在人类语言系统的语法组织上有其重要的作用：

图 1.28

在上古汉语语法研究中，这无疑是一种新的研究角度和新的句法分析模式。我们认为这是个值得尝试的方向，因此本书将立足于上述的理论基础，说明上古汉语的不同与格句式实际上是具有不同的句式意义的。此外，由于句式如词语一样也是个象征性单位，因此本书也会从概念化过程的角度探讨不同与格句式所展示的句式多义性。我们希望这能帮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上古汉语语法系统的组织方式，而且本书所揭示的这种组织方式也不违反人类大脑在认知上的内在运作。

1.3.2 句法形式及其意义等同于句式

前面提到，语法形式（包括词语形式和句法形式）在认知语法中享有重要的地位。必须指出的是，句法形式本身虽是一种复杂的语法形式，但在展现图式（schema）和示例（instance）的范畴化关系上，和其他范畴（category）并没什么两样。其特征可概括为：

单位〔A〕是〔B〕和〔C〕的图式；〔B〕和〔C〕例示，或详细阐述〔A〕。示例继承图式的规格，但以更多具体细节充实图式。不同示例以不同方式充实图式。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说，图式把所有示例的共同点抽象化。下面是图式和其示例间关系的“图式化”表达。^注50

（Taylor 2002：124）

上述的说明可由下图来表示：

图 1.29（取自Taylor 2002：125）

由于范畴有大有小，因此这里就以一个最简单的词语所构成的范畴来使上述的说明更为具体：

图 1.30

两个示例〔B〕和〔C〕间是由相似性产生关联的；“〔B〕和〔C〕相似，正因为两者继承了〔A〕图式的规格”（Taylor 2002：125）。^注51图1.31 进一步说明了上述的图表：

图 1.31

图1.31 表明，只要把不同动词代入图式的“V”中，就能使复杂的语言形式进一步具体化。由于give和hand都是表领有权转移的动词，两个示例是基于相似性而建立关系的。这纯粹是句法形式的范畴化关系。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尚未在讨论中纳入这些示例的语义极（semantic pole）。随着意义的引入，问题将变得格外复杂：

图 1.32

我们也可用同样手段处理上古汉语中以介词“于”为标记的与格结构：

图 1.33

一旦纳入语义极，就不能平等地对待同一图式的三个示例，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称。为体现这些示例间的不平等关系，我们必须修改图1.29：

图 1.34

须注意的是，〔B〕和〔C〕之间现在变成单向箭头，以表现两个示例间的不对称关系。和〔C〕相比，〔B〕在该范畴中较为基础与中心，被称作原型成员，而〔C〕则是同一范畴的边缘成员。图1.34 中，某一范畴的定性是在两个不同层面进行操作的，较为抽象的图式层面和更加具体的原型层面（categorization by schema and categorization by prototype）。认知语法中“名词”范畴的语义特征最能说明这个问题（Langacker 1991a），而句法形式的语义特征自然也不例外。

先来看Goldberg 从构式语法角度对现代英语双及物结构（即我们所说的双宾语结构）的分析，这也许能为我们解释图1.32 的例子提供新见解。简单来讲，Goldberg（1995：31—39）认为，双及物结构和一组密切关联的意义相关，而不是具有单一固定的抽象意义。因此，她提出双及物结构的中心意义是“施事者成功地使接受者接受受事”（Agent successfully causes recipient to receive patient），如Terry gave Ben a book等例子所示。这一中心语义通过语义延伸纳入另一密切相关的意义，即“施事者有意识地使接受者接受施事”（Agent intends to cause recipient to receive patient），如Terry baked John a cake所示。显然，Goldberg 基本上是在原型和延伸的层面来对双及物结构进行分析的。此外，她也认为“主语+动词+宾语₁+宾语₂”这个句法形式（Goldberg 的术语是论元结构构式）编码了“X 使Y 接受Z”（X causes Y to receive Z）的基本事件，即从更高的图式层面涵盖上述两个示例的抽象意义。下图表示了现代英语双及物结构的形式和意义之间所具有的象征性关系：

图 1.35

Goldberg的分析虽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但由于现代英语双及物结构的成员中并不包括上古汉语的使动类双宾语结构（如“饮之酒”等），因此我们这里就面对一个如何有效说明这类双宾语结构的生成过程的难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Newman（1996）提出的。根据他对于不同语言中的通用给予动词（即如现代汉语的“给”等）的调查研究，双宾语结构的语义延伸可由与格用法而来。因此，致使意义可看作双宾语结构众多密切关联的意义中的一种。Newman（1996：173—174）认为：

“给”的一种延伸涉及操纵他人，以便让那个人做某些事情；这种意义就好比英语里的have someone do something, get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和arrange for someone to do something，即具有“操纵”意义。这种由“给”承载的意义可见于不少语言……不仅有从给予者到致使者的映射，也有从接受者到受使者的映射。给予者和致使者不仅都牵涉到人，而且那个人是拥有意志力并挑起行动的施事者。接受者和受使者的共同点在于，有人因他人的行动而经历某些行为变化。如果把事件行为的责任识解为把实体交给受使者，人们或许也能看到客体间的平行关系。照此看来，“给”框架中的三个显著实体全部对应操纵框架中的实体。^注52

认知语言学中还有另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为双宾语结构设置某种高度抽象与图式化的意义。若采取这个方法，我们首先得把构式而不是原则视为语法的基本单位。这种观点认为语法是“有组织的规约语言单位的总汇”（structured inventory of conventional linguistic units），既然一个单位“为说话者组构‘预先包装好’的配件”（constitutes for the speaker a “prepackaged” assembly），它“不要求创造新结构所需的结构上的努力”（does not demand the constructive effort required for the creation of novel structures）（Langacker 1987：57）。Talmy（2000a：1）也明确阐释了这一想法：

语言的基础设置是它拥有两个子系统，可称作“语法”和“词汇”（下文将进行定性）。原则上，语言被设想为只有词汇这一单个系统，那为何还需要这种普遍性分支呢？本章的解释是，这两个子系统有不同的语义功能，这些功能不可缺少且相辅相成。为进行更进一步的解释，我们首先需要注意，句子（或话语中的其他部分）激起听话者某种特别的经验性复合体，此处称为认知表征（cognitive representation）或CR。句子的语法和词汇子系统概括性地说明CR 的不同部分。句子的各语法元素共同决定CR 的大体内容，与此同时，各词汇元素则提供内容要素。因此，语法规格为句子提供了概念框架，也可将其想象为由词汇说明的概念材料的骨骼结构或棚架材料。^注53

根据这一方法，我们可把原型和延伸层面的具体意义归入一种高度抽象与图式化的意义中：

图 1.36

然而，图式化意义从何而来呢？Langacker（1987：381—382）认为：

我们对图式化网络的定性强调了它们的“静态”特征，然而，把它们视为动态、持续发展的结构也很重要。语言使用的压力会定型、维持与修改图式化网络。这种压力的定位是编码，即互动关系，是已经形成的规约单位和由它们引起的特定用法之间的范畴化行为。^注54

Langacker（1987：382）针对图式化网络的增长提出如下的观点：

我们必须把影响网络进化的多种能力归因于语言使用者。其中最基本的也许是提取图式的能力，这些图式体现了较为具体结构的共性。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每种经验都将自成一体；它使说话者通过消减特殊细节以及调整独特性的具体程度来合并某些经验，并将之归入某一相同的普遍类型。初始范畴原型的产生被定性为低层图式的提取。我还说过，图式化是第二基本能力，即促成延伸的可被察觉的相似性。范畴从原型向外的增长因此伴随着高层图式这一向上增长的形式。^注55

Langacker有关图式化网络增长的理论假说可由Israel（1996）关于Way构式增长的实证研究获得进一步的补充。他（Israel 1996：225—226）专门指出：

定性way-构式增长的基本动向看似非常直截了当。早期与该构式有关的谓语显得更加寻常与图式化，而后期的谓语则包括了临时形式——拟声动词，以及许多不寻常和非常特殊的次级词语。由于其用法开始包括越来越多不常见的动词，该构式的概念范围也渐渐扩大：该构式初期只限于同运动或路径直接有关的动词；后期，该构式也接纳了那些仅能勉强或偶然和表达实际运动沾边的动词。^注56

根据这些极富新意的想法，我们认为可将上古汉语双宾语结构这个范畴里的关系做如下处理：

图 1.37

图1.37较Goldberg 的方案而言，能解释更大范围的跨语言材料，并且能把和给予意义相关的句法形式范畴化。看待最高次序的图式意义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将其当作双宾语结构的三种意义的抽象化意义，另一种方式虽然比较复杂，但却是通过更为动态的角度，把范畴向外增长归因于最高次序的图式意义。不论采取哪一种解释，背后的基础都是给予类事件是人类的基本经验，而为表达这一基本经验则需要具体的句法形式。这一句法形式一产生就成为语言系统中“有组织的规约语言单位的总汇”的一分子，因此是人类语法组织中预先准备好的单位，而这个单位就和词语一般地固着（entrenched）。涉及三个核心参与者（如使某人喝酒）的致使事件对于人类经验来说，要比给予类事件生僻得多。因此，要编码这一事件，要么得创造独立的句法形式，要么为了经济的缘故，说话者可以使用自己语言的语法系统中已存在的资源来完成这一任务。照此看来，选择最初编码给予类事件的句法形式正是因为它为编码其他涉及三个核心参与者的非基本经验提供了模板。Kemmer & Verhagen（1994）对致使式语法以及事件的概念结构的研究证明了这一观点。他们在大量跨语言证据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最好把分析型致使（analytic causative）结构当作简单的表达式的延伸。其中，及物谓语的致使（即causatives of transitive predicates，如He had the servant taste the food）被视为以包含三个参与者的简单小句（如I gave Mary a flower或She broke it with a hammer，主要是双及物和工具小句类型）为模型。

须指出的是，我们这里虽提出了个方案说明以句式为中心的句法分析模式如何处理句式内部的范畴化关系，而表面上看来，这个方案似乎肯定了具体的句法形式和具体的图式意义之间存在着普遍性的关联（如人类语言中的双宾语结构和某些特定意义相联系），但据目前本书所提供的材料来看，这仍不是定论，而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的内容中借助语义地图模型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多的讨论。

1.3.3 辐射状范畴下的语法范畴（句式以及句法关系等）及其局限性

在正式讨论上古汉语的与格句式及其延伸之前，我们得总结目前为止讨论过的内容，并进一步阐明一些关键性的想法。贯穿上文的重要线索是，句法形式和词语一样，在本质上具有象征性的特点，也展示了多义性。务必注意的是，句法形式所承载的多个意义，也和词语所承载的多个意义一样，它们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且存在着原型和非原型的范畴化关系。我们在上边虽已初步引用了原型理论以说明句式这个语法范畴的内部范畴化关系（即句式所编码的不同客观事件之间虽相关，但地位并不平等），但我们在这里还是希望对“原型”（prototype）这个概念再加以说明，原因就在于认知语言学对于所有的语法范畴的分析和处理都坚守了这样一种范畴化关系，这当然也包括了对不同词类和句法关系的分析和处理。此外，我们也希望借此说明从原型理论出发来分析句式多义性虽然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而这个局限性使得我们必须把认知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中所探讨的多义性的最新分析模式结合起来。该模式就是语义地图模型（semantic map model）。

我们在上边曾以“椅子”为例说明原型范畴下的范畴化关系，而根据Lakoff（1987：41）的观点，书桌椅（desk chair）是“椅子”这个范畴中最具代表性的原型成员，而摇椅、理发椅或电动椅等其他边缘成员和原型成员之间的关系就属于延伸的范畴化关系，如图1.38 所示：

图 1.38

原型成员和边缘成员显然不等同，但它们的确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因此被归于同一个范畴。由于从认知的角度所进行的语言研究已肯定了语言在组织上运用的是一般认知能力，而不是特殊的语言机制（参看Tomasello 2003；Tyler 2012），因此很自然地，在语言描写和分析上的众多范畴，如名词、动词、主语、宾语等，必然也体现出原型效应。张敏（1998：87）就此指出：

实际上，Langacker 的名词定义正是由较原型的具体的可数名词出发，逐渐扩展到物质名词（mass noun，如“water”）、集合名词（如“archipelago、team”）、表心理活动的名词（如“love、envy”）以及由动词经名词化而来的名词（如“arrival、explosion”）等。

不仅词类体现原型效应，就是句法关系也是如此。Bates & MacWhinney（1982）通过语言习得的研究提出原型理论可以用来定性主语的句法关系。他们指出：

原型主语既是施事者，又是话题。

在以原型理论为基础的范畴化关系中，和原型成员非常接近的事物绝大多数都属于该范畴，并且是相对较好的例子，但即使不属于原型施事者或话题的名词短语其实也能成为主语，只要它们具备施事者或话题的某些特征（参看 Langacker 1987，1991a；Croft 1991，2001）。这个看法体现在下图中：

图 1.39

由此可见，词类和句法关系等语法范畴都体现了原型效应，而我们也可以把具有这个性质特点的范畴称为辐射状范畴（radial category）。不仅如此，根据之前的讨论，句法形式这个语法范畴也具有相同的性属特点。Hopper & Thompson（1980）就有力地证明了及物句式也是一种辐射状范畴。Hopper 和Thompson 确立了及物性的十个参数，每个参数都规定了可以衡量小句的等级，并根据这些参数确定了及物句式的原型和非原型成员（参看Langacker 1987，1991a，1991b），而我们可用下图来表现及物句式作为辐射状范畴的特点：

图 1.40

采取原型范畴或辐射状范畴的角度来看待与格句式，那么很自然地，我们就会得出和Goldberg（1995）相似的结论：

图 1.41 （取自Goldberg 著、吴海波译 2007：38）

图1.41和图1.36、图1.37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它们都显示了与格句式是个体现原型效应的范畴，因此我们这里就以图1.41 为主来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根据图1.41，Goldberg 认为现代英语的双及物结构（即等于本书的双宾语结构）有一原型成员，而其他的成员都是由原型成员延伸和发展出去的。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语言的句法现象，必然会有不同于以动词为中心的分析模式的新发现，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分析本身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在处理句式多义性时，它无法有效地证明双及物结构下不同成员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具体而言，就是上述的分析无法有效地说明原型成员和非原型成员亲疏远近的关系。我们只要仔细观察图1.41，就能发现Goldberg（1995）对于为什么不同的非原型成员都必须从同一个原型成员延伸发展出来，而非原型成员之间完全不存在相互的延伸发展关系的结论缺乏既必要又有效的证明和论述。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讨论，因此不论是Goldberg（1995）对现代英语的双及物结构所做的分析（图1.41），还是我们之前对上古汉语与格句式所做的分析（图1.36、图1.37），都严格遵守了以句式为中心的分析模式，而所面对的问题也是一致的。

有鉴于此，我们引入语言类型学中的“语义地图模型”来补充认知语法和构式语法等在处理句式多义性方面的这一弱点。只要稍微比较下列Malchukov, Haspelmath & Comrie（2007，2010）所提出的双及物结构概念空间，就能发现它和图1.36、图1.37 以及图1.41 在处理与格句式内部的范畴化关系上有着明显的不同：

图 1.42 双及物结构的概念空间（取自Malchukov, Haspelmath & Comrie 2007）

由于“语义地图模型”还是一个较新的分析手段，其主要是用来分析语素或词的多义性，而现有的研究又极少以之来探讨体现在句式层面上的多义性，因此我们将在下一节对语义地图模型进行简要说明，然后在此基础上说明图1.42的双及物结构的概念空间如何能帮助我们对句式多义性进行讨论。

1.3.4 语义地图和句式多义性的研究

“语义地图”是类型学（typology）中研究多功能语法标记的新工具，也是目前所知的研究多义性最好的方法。前人对于多义性的研究固然有重要的贡献与成就，但大多未能明确说明如何准确判断一个语素究竟属于同音还是多义现象，而语义地图能为一个多功能语素建立起二维的构架，并揭示这些功能之间亲疏远近的关系，也能从历时的角度描写其语义演变的过程。相较于其他方法，语义地图更具优势（参看Haspelmath 2003）。其中两名研究语义地图的重要学者是Haspelmath 和Croft。Croft（2001：92—98）对“语义地图”（semantic map）与“概念空间”（conceptual space）做出了区分，而Haspelmath（2003）则在很多时候并不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本书将采取Croft（2001）的区分。

“概念空间”反映人类的大脑如何组织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它通过跨语言比较研究而建立，并假定是为世界语言所通用的（language-universal）。图1.43 即是与格（dative）与相关功能的概念空间。

图 1.43 与格与相关功能的概念空间（取自Haspelmath 2003：213）

“语义地图”则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泛指语义地图模型（Semantic Map Model）这一方法，二是强调它是与特定语言有关的（language-specific）这一特性。就后者，Croft 提出了“语义地图连续性假说”（Semantic Map Connectivity Hypothesis），他（Croft 2001：96）认为：

任何与特定语言或特定构造相关的范畴投射到概念空间时必须是一个连续区域。^注57

图1.44 和图1.45 分别是现代英语to和现代汉语普通话“给”的语义地图。这两个与格介词的多功能占据了概念空间中的某个连续区域，如下图所示：

图 1.44 现代英语to的语义地图（取自Haspelmath 2003：213）

图 1.45 现代汉语普通话“给”的语义地图

1.3.4.1 语义地图模型的建立

语义地图模型的建立有两个主要的步骤：

1.概念的选择

在开始建立概念空间之前，我们必须考虑该把什么概念放入图中。概念的选择并非任意的，而必须是人类大脑所能区分的。在操作方法上，只要有一个语言使用不同的形式来分别表达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这两个概念就能在概念空间中被区分开来（Haspelmath 2003：217）。^注58例如德语使用zu 或nach来表示方向（direction），而用“与格”来表示接受者（recipient），因此“方向”与“接受者”这两个概念就必须在概念空间里被区分开来。

2.概念的排列

概念的排列必须符合以下的操作原则：概念的排列必须使每个多功能语素（multifunctional grams）能够占据概念空间中的某个连续区域（Haspelmath 2003：241）。^注59假如有任何语法语素的多项功能投射至概念空间时无法形成连续的区域，并出现断链的现象，那么这个概念空间将会被证伪。接下来，本文将以实际的操作方法，介绍Haspelmath（2003）如何建立起“目的”（purpose）、“方向”（direction）、“接受者”（recipient）这三个概念的排列位置。

英语的to能够表示“方向”、“接受者”和“目的”。如果仅看这个语言，这三个概念将会有以下三种可能的排列方式：

（1） 目的—方向—接受者

（2） 方向—目的—接受者

（3） 方向—接受者—目的

根据语义地图的操作方法，只要同一个形式能够表达两个概念，即表示这两个概念是相连的。表1.1表达的是英语to、法语à、德语zu 的不同功能：

表 1.1 英语to、法语à、德语zu的功能表

法语的à能够表示“接受者”和“方向”，因此一旦把法语的资料加入，排列（2）的可能性将被排除。另外，德语的介词zu能表示“目的”和“方向”，但不能够表示“接受者”，这说明“目的”和“方向”这两个概念直接相连，所以排列（3）的可能性也被排除。

上文已提到了Croft 的“语义地图连续性假说”，即任何与特定语言或特定构造相关的范畴投射到概念空间时都必须是一个连续区域（Croft 2001：96）。因此，概念的排列必须使每个多功能语素能够占据概念空间中的某个连续区域。如此一来，我们将得到排列（1）的位置，如下图所示：

图 1.46 目的、方向、接受者的排列位置

除了通过跨语言研究之外，我们也能使用同一个语言来建立起概念空间。Haspelmath （2003：218） 指出：

我们甚至不需要跨语言比较来建立语义地图，因为我们只须用部分功能重叠的语素就能画出语义地图。当然，这些功能分布有所重叠的语素，最容易在检验不同的语言时发现。^注60

例如法语à及一些与格的附着语素（dative clitic）拥有部分重叠的功能，但à能够表示“接受者”、“感受者”、“方向”及“表语持有者”，而与格的附着语素则能表示“接受者”、“感受者”、“受益者”及“外部持有者”（Haspelmath 2003：219）。因此，结合这两个多功能语素，我们能够建立起“接受者—感受者”的联系，而只要加入更多部分功能重叠的语素，我们即能得到一个更加完整的概念空间。下图是Haspelmath 所提出的与格概念空间以及法语à和与格映射在这个空间上的连续区域：

图 1.47 法语à及与格的范围（取自Haspelmath 2003：219）

1.3.4.2 语义地图模型的优点

语义地图模型有下列几点好处：

1. 能够解释语言中的多义性结构

“多义性”存在于每个语言中，它指的是一个语法形式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意义或功能。语义地图的基本前提是多义性并不是任意或偶然的，而是源于概念的相近（Haspelmath 1999：126）。语义地图整理（arrange）及组织（organize）多义词的各项功能，并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回到英语to的例子，to能够表示“方向”、“接受者”、“目的”和“感受者”，而如图1.44所示，语义地图证明了to的多功能并非任意的，而是因为这些功能的概念相近。

2. 能够预测历时的演变

Haspelmath（2003：233）表示除了概括不同语法意义在共时层面的关系，语义地图还是揭示语法意义历时演变规律，尤其是语法化的重要工具。^注61 他还指出语义地图可被看作一套历时演变的途径，而一个标记在共时层面的多义现象只是其历时引申的结果。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语义地图预测历时演变的方法在于其能证明某些演变必须在另一些演变之前。^注62 Haspelmath（2003：233）接着指出：

就如同一个语素在共时层面必须覆盖一个连续的区域，这个语素在历时层面的演变和发展也不能任意地“跳”到相隔很远的功能节点，而必须一步步引申。^注63

因此，根据语义地图的连续性假说，一个多义词在发展出各种新的语义功能时必然是一步一步地扩展，而语义地图这一方法恰能证明哪些语义功能的扩展在先，而哪些在后。另外，Haspelmath（2003：233）还指出：

只要把语义地图中的连接直线换成箭头，就能看到语义演变的方向。^注64

图1.48 是将图1.43（与格与相关功能的概念空间）中的连接直线换成箭头后所得的历时演变图。图中的语义演变方向是已经证实的历时演变途径。^注65

从英语to和法语à的例子看来，这两个多功能语素都是从“方向”引申出“接受者”这一功能，因此印证了图1.48的历时演变途径。

图 1.48 与格与相关功能的历时演变图

1.3.4.3 句式多义性和语义地图

上面我们简单地介绍了“语义地图模型”的大体情形和操作手段，由此不难发现，语义地图在研究语言的多义性现象上还是主要集中在词的层面，而不太重视句式所呈现出的多义性。在这个背景下，Malchukov, Haspelmath & Comrie（2007，2010）所提出的下列概念空间就显得特具意义。

图 1.49 双及物结构的概念空间

须指出的是，Malchukov, Haspelmath & Comrie（2007，2010）并未明确地指出图1.49 是能用以讨论句式多义性的概念空间，而仅说上述这张图体现了动词和双及物结构的搭配关系。虽然如此，我们却也不难发现上述这个空间里的不同节点虽是以动词来做标记，即表现了不同类型的动词和双及物结构之间的搭配关系，但由于这个空间也承认了当不同类型的动词和双及物结构搭配时，能导致句式意义产生细微的变化（如概念空间右上角的BUILD 节点），因此这其实和构式语法所倡导的句式多义性并没有本质的区分。有鉴于此，我们认为立足于跨语言比较所得出的双及物结构的概念空间正好补充了构式语法在处理句式多义性上的弱点。我们可以图1.49 中的GIVE、SEND、THROW 和BUILD 等四个节点来说明这个作用。和前三个节点有关的例子如下：

〔76〕GIVE节点：She gave him a book. 给他一本书。

〔77〕SEND节点：She sent him a book. 送他一本书。

〔78〕THROW节点：She threw him a ball. 扔他一个球。

Goldberg（1995）认为这三类动词和双宾语结构相互搭配时，就构成了双宾语结构的原型成员，表达了“施事成功致使接受者收到受事”的中心意义。据此（见图1.50），这三类动词虽然在意义上有一些不同（如“给”类动词表达了“内在地表示给予动作”，而“扔”类动词表达了“造成瞬间作抛物线移动”等），但在和双宾语结构的搭配关系上并没有任何不同。

图 1.50 现代英语双宾语结构的原型成员

张伯江（1999）对现代汉语的双宾语结构的分析和Goldberg（1995）相近，分别把“给”类（GIVE）和“扔”类（THROW）的双宾语结构等同视之，并认为这两类动词皆是双宾语结构句式的原型成员，而由“寄”类（SEND）动词所构成的双宾语结构则是从原型成员扩展出来的。这个特点可从图1.51 的粗线椭圆形的区域中看到：

图 1.51 “远程给予”双宾语结构源自于“给予类”和“抛物类”双宾语结构

若把图1.50、图1.51 和图1.49 进行比较，我们可发现双及物结构的概念空间对于这三类动词的处理确实显示了它们之间的亲疏远近的关系，而且也进一步地揭示了这三类动词在和双及物结构搭配上的蕴涵关系。根据图1.49，上述的三类动词之间的关系应是：

这表示了如果“给”（GIVE）类和“扔”（THROW）类动词都能进入某种类型的双及物结构，则“寄”（SEND）类动词也是如此。可见，图1.49的概念空间整理及组织了双及物句式下的不同意义，并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须指出的是，这样的整理和组织并不是依靠隐喻或转喻的语义演变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完全建立在跨语言比较的实证基础上。这说明了句式多义性并不是任意或偶然的，而是源于概念的相近。如果我们把这三类动词视为三种不同的客体转移的情景或事件（例如“给”是实时当场的客体转移，而“寄”和“扔”虽然也表达了转移事件，但却不是实时当场的转移），那么我们其实就可发现上述概念空间所提供的序列其实是不同的客观情景或事件之间的亲疏远近的关系。Croft（2001）就提出了概念结构和概念化结构的区分。根据这个认识，概念结构是全人类共通的，而概念化结构则因语言而异（也因同一语言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识解而异）。本书接受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假说，承认句式有意义，而不同的客观事件如果采用同一个句式（或抽象的句法形式）来编码，那么这些不同的事件必须具有共通的意义。这个共通的意义就是Langacker（1987, 1991a）所谓的意象（imagery），也是Croft（2001）的概念化过程。根据图1.49，一旦我们结合语言类型学的研究视角，就不难发现所谓的意象或概念化过程，并非完全是任意的，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例如，给予（GIVE）和抛掷（THROW）两类客观事件都和客体转移有关，如果它们之间要采取同一种编码方式（即句式），其中的规律就体现在寄送（SEND）的客观事件也必须采取相同的编码方式（或句式）。有鉴于此，我们认为语义地图模型的最新发展恰好弥补了从句式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现象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