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十大商帮
商帮是商人以地缘为纽带组合而成的松散群体。其地缘范围大可至数省，例如山（西）陕（西）商，或称西商；小可至数乡，例如洞庭商。商帮的组织形式是会馆。商帮兼有血缘与业缘的特征，大体说来，商帮的地缘范围越大，则其血缘色彩越淡，而业缘色彩越浓。如汉口的山陕会馆，包括了许多行业和山西省内的区域帮商人，即太原帮、汾州帮、红荣帮、合荣帮、卷茶帮、西菸帮、闻喜帮、雅帮、花布帮、西药帮、土果帮、西油帮、陆陈帮、匹头帮、皮货帮、众帐帮、核桃帮、京卫帮、均烟帮、红花帮、当帮、皮纸帮、汇票帮，其业缘色彩甚浓。而洞庭帮则由几个家族所控制。
明清时代，商业发达地区的商人多以商帮的群体力量参与竞争。全国各地的大小商帮不计其数。其中，较为著名的商帮有徽商、晋商、陕商、江右商、龙游商、宁波商、洞庭商、临清商、闽商、粤商，号称“十大商帮”。其实，有名的商帮远不止十个，例如苏商、绍兴商、北京商、南京商等均为强大的商帮。而且大商帮中又可分为若干小帮。如西商可分为晋商与陕商。就是晋商，也是由经营盐业的运城帮，及经营一般商业的平阳帮、泽州帮、潞安帮，经营票号的平遥帮、太谷帮、祁县帮等诸帮所组成。
商帮的崛起与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同步，商帮的形成意味着商人阶层已以群体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商帮活跃于流通领域长达四个多世纪，对16世纪后的近世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商帮的兴起
综观十大商帮兴起的原因，除了商品经济发展、商业竞争激烈这一共同的历史背景外，主要有下列四点：
1.地理环境。商帮的兴起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至为密切。十大商帮所在的地区大多土地贫瘠、地少人多。徽商源地的徽州府：“本府万山中，不可舟车，田地少，户口多，土地微，贡赋薄”注120；“郡邑处万山，如鼠在穴，土瘠田狭……其势不得不散而求衣食于四方，于是乎移民而出”注121。产生洞庭商帮的洞庭东、西山也是“土狭民稠”之地。明代正德初年做过户部尚书的洞庭东山人王鏊曾说：“湖中诸山，以商贾为生，土狭民稠，民生十七八，即挟资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注122据统计，嘉靖初年，洞庭东、西山合计有一万八千八十五户，九万九千九百七十一人，山林田荡一千四百四顷五十五亩，平均每人只有山林田荡一亩四分余注123。这就迫使两山之人不得不出贾以谋生路。龙游商帮是指浙江衢州府所属龙游、常山、西安、开化、江山五县的商人。龙游多山少田，王世贞说：“龙游地呰，薄无积聚，不能无贾游。”注124其他四邑的情况也相类似，例如常山，嘉靖《衢州府志》称该地“地狭民稠，习尚勤俭，业事医贾”注125。宁波商帮是指宁波府属鄞县、慈溪、镇海、定海、奉化、象山、宁海七县的商人。宁波府地处沿海，山多田少。如镇海县“滨大海，居斥卤之中，其土瘠而无灌溉之源，故耕者无终岁之给”注126。慈溪县“人稠地狭，丰穰之岁犹缺民食十之三”注127。所以，“宁波之民半游食于四方”注128。粤商即广州帮，是指珠江三角洲（包括今番禺、顺德、中山、斗门、珠海等县的全部，三水、新会、南海、东莞等县的大部分，高鹤、增城、宝安等县的一部分，和广州、佛山、江门三市）的商人，珠江三角洲是人口密集的区域，其人口密度为广东之首，人均拥有土地一点八亩，其中南海县人均仅一点五亩注129。晋商所在的山西，也是“土瘠天寒，生物鲜少”，尤其是“太原以南多服贾远方，或数年不归，非自有余而逐什一也。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注130。可见，区域性的不利地理环境与该地农民弃本逐末以及商帮的兴起是直接相关的。
2.交通条件。商帮的兴起，还与交通条件紧密相关。徽商所在的徽州府虽然处于群山环抱之中，但是有水道与外界相通。新安江是徽州最大的水系，顺新安江东下可达杭州。由绩溪境内的徽溪和乳溪顺流而下可出江南。西部祁门一带则由阊江入鄱阳。江南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也是徽商最为活跃之地。临清商处于京杭大运河之畔，从事南北商品的交流与销售，自然是得天独厚。龙游处于三省（浙、闽、赣）交界的交通要道，明人徐复初说：“邑当孔道，舟车所至，商货所通，纷总填溢。”注131宁波商、闽商、粤商都在沿海地区，良好的港口以及内河、外海的便利交通是这些商帮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宁波位于东海之滨，全国海岸线的中端。从宁波港起航，商船可以利用大洋环流的影响，借助风力往来于南北；又可以循甬江、余姚江、曹娥江及浙东运河直抵杭州，进入京杭大运河。广东商所在的珠江三角洲三面临海，港汊分歧、河道密集，水运交通十分发达。嘉靖元年（1522）明政府封闭了泉州和宁波两港口后，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大港，以广州为起点可抵达福建、南洋等地，珠江三角洲还是东江、西江、北江的汇合处，而东、西、北江又同各支流如桂江、贺江、琶江、南江、绥江、潭江、韩江、南溪江、鉴江、汉阳江、南渡河等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内地交通网。闽商所在的福建沿海，海岸曲折，有泉州、漳州等许多天然良港，还有岛屿一千一百多个，极有利于海外贸易。复杂的地形，还为走私贸易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处于内地的山西，地理位置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山西地处西北与东南的连接地带，“路当孔道”注132，其东面是全国政治中心北京和商业大都会天津；北边连接蒙古，出大同，经绥远、归化二城可至恰克图，这是清代通往欧洲的重要国际商路；西经西安，沿河西走廊可达新疆、中亚，即为有名的丝绸之路；南面连接河南，可通东南诸繁华之地。这种“四通八达，无往不宜”的地理位置，使山西成为北方物资的重要集散地，为晋帮商人的崛起提供了条件。
3.政府的政策。明政府开中制的实施是山西商人迅速兴起并进而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商业集团的主要条件。明初为了解决北边军镇的粮饷供应，减轻民运粮的耗费，遂利用国家所控制的食盐专卖权，规定商人只要把粮食运到边境粮仓，便可向政府换取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政府规定的销售区去销售食盐。明初北方的边镇均设在长城沿线，距山西最近，晋商捷足先登，借助纳米中盐政策的实施，首先进入北方边镇市场。据《明经世文编》卷447载：“延绥镇兵马云集，全赖商人接济军需，每年有定额，往往召集山西商人，领认淮浙二盐，输粮于各堡仓给引，然后前去江南盐运使司，领盐发卖，大获其利。”这为晋商日后进入全国市场奠定了基础。晋帮的正式形成是在明代中叶。弘治五年（1492）户部尚书叶琪变法，把开中制改为折色制，将本色（粮食）中盐改为折色（银两）。于是原以北方边镇市场为活动舞台的晋商逐渐向内地转移，尤其是向盐业居全国之首的两淮江浙地区转移。当时，许多山西富商徙居淮浙，向有关运司纳银领取盐引，演变为内商。除两淮外，长芦、山东、河东等产盐区，亦有山西商人的足迹。这样，山西商人便以两淮为中心，以盐业集散地扬州为基地，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向全国市场渗透，从而形成为一个大商帮。
开中制改为折色制，对徽商的兴盛意义也甚大。淮浙两地原是徽商的势力范围。开中折色之后，徽商利用地利之便，纷纷转为内商，并逐步成为内商的主体。万历《扬州府志》卷11载有当时内商的组成情况：“内商多徽、歙及山、陕之寓籍淮扬者”，可见前者重于后者。作于万历三十三年的《扬州府志》序文也说：“扬，水国也……聚四方之民，新都（徽州）最，关以西（陕西）、山右（山西）次之。”与此成对照的，万历《歙志·货殖》也说：“今之所谓大贾者，莫有甚于我邑。虽秦晋来贾淮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另外，下列数字亦可供参考。其一，据光绪《两淮盐法志·列传》记载：自明嘉靖至清乾隆期间，在扬州的著名客籍商人共有80名，其中徽商占60名，山、陕商各10名。其二，据嘉庆《两淮盐法志·商籍》统计：明清在浙江的著名盐商共35名，其中徽商就占28名，可见，开中折色对徽商的兴盛具有首要的作用。嘉靖、万历年间，以盐商为主体的徽州商帮终于形成，并独操商界之牛耳。
山、陕商人南下后，因远离本土，商线拉长，消耗了实力，再加上南下进入徽商势力范围，就处处受到排挤、压抑和打击。尤其在两淮地区，几乎无插足之地。于是促使山、陕商人借助联姻，共结“秦晋之好”注133，形成跨省的山陕商帮。这自然是较为松散的商人群体。山西商帮在经营盐业中积累了巨额资本，到道光初年，善于把握时机的山西商人开始经营票号，从此晋帮独领商界之风骚。
政府的海禁政策与开放海禁对于宁波商、闽商、粤商的形成与发展影响也很大。
4.文化背景。商帮的兴起还有文化背景的因素。区域社会整体文化水平高，则该地区商人中有文化知识的人就多。以洞庭东、西山而言，虽是弹丸之地，然明清两代科举之盛却令人瞩目。东山曾出过两名状元、一名探花、两名会元、二十八名进士，西山也出了十二名进士，举人、秀才的人数当然更多注134。在众多的读书人中能取得功名登上仕途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最终不得不另谋生路，他们或则从事农业，但两山地少人多，没有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经商。在洞庭两山的家谱中可以发现大量“弃儒服贾”、“辍读学擅干”、“弃举子业，慨然以四方为志”、“辍学治廛市业”等的记载。所以，洞庭商人中有一大批读过书、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他们习计然、陶朱之术，也就不同于一般的商人。洞庭商人的视野较广，且善于判断，讲求信用，特别是他们有着较浓的宗族和地域观念，能把同乡团结在一起共谋进取。因此，尽管洞庭商帮人数不多，却常常能立于不败之地。由于读书人大量经商，在洞庭两山已很难将士与商截然分开。明朝东山第一个状元施槃，曾“幼随父商于淮上”注135。弘治九年中了进士，后来官至彰德知府的严经，也曾“少贾于沛”注136。还有中了举人后去经商的，嘉靖年间“洞庭西山消夏湾蒋举人某，屡赴春官不第，遂弃去，效垄断之徒而尤之。鸡鸣而起至日之夕，执筹数缗，孽孽惟有货贿是急，居积取盈算入骨髓，周恤义事，虽至亲不拔一毛，不数年称高资矣”注137。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鏊致仕回苏州后，一直跟他在京师的儿子延哲，公然“多所兴殖，数岁中，则致产不赀。诸贳贷子钱，若炉冶、邸店，所在充斥，起大第西城下”注138。王鏊在《震泽先生文集》中，为洞庭商人撰写了大量的传、铭、表。贾儒结合，造成了贾与儒的良性循环。因此，洞庭两山不仅文人迭出，而且还造成了一个强大的商帮。
文化与商帮兴起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商帮兴起之地，往往是文化繁荣之区。明清两朝“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注139。这四个地区正是江苏商、江西商、山陕商和徽商的桑梓之地。书院的兴盛主要是商人慷慨资助的结果。《两淮盐政全德记》云及徽州府治所在地歙县的情况：“歙在山谷间，垦田盖寡，处者以学，行者以商，学之地自府、县学外，多聚于书院。书院凡数十，以紫阳为大；商之地海内无不至，以业盐于两淮者为著，其大较也……大之郡邑，小之乡曲，非学，俗何以成；非财，人何以聚。既立之师，则必葺其舍宇，具其赍粮，及夫释莱之祭，束修之礼，是不可以力耕得之也。”书院的经费来源既然不能靠“力耕”得来，那只有赖“以贾代耕”者的资助了。“非财，人何以聚”与“非学，俗何以成”，讲的便是文化与商业的关系。
有关商帮兴起的原因，还可以列举一些，但举其大端就是上述四者。过去研究者论及商帮兴起的原因时，往往把它归结为单一的地理条件，这是失之偏颇的。每一个地域单位都是相对独立的生存系统，自有其整体功能，这个整体功能是由多种因素交叉综合而成的。一个地区能否出强大的商帮，是由该地区地理、交通、机遇、文化等因素共同造成的。
二、商帮活动的区域及商业网络
商帮以群体的力量参与商业竞争，故其活动的舞台十分广阔。有关各商帮的记载，往往言及其周游于天下。徽商有“遍天下”注140之谓，其行踪“逖而边陲，险而海岛，足迹几遍禹内”注141。龙游商有“遍地龙游”注142之说。据《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2载，16世纪初仅云南姚安府（今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西部）就集中了龙游和江西安福商人三五万人，可见“遍地”之说不为虚言。晋商“致富者在数千里或数万里外，不资地力”注143。福建商，“饶心计者，视波涛为阡陌，视帆樯为耒耜，盖富家以财，贫人以驱，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注144。粤商也是“驾双桅船，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注145。宁波商“虽极远番国也能通之”注146。孙中山先生指出：“宁波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气开通不在粤省之下，且凡吾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指者也。”注147
商人的足迹虽遍天下，但是各个商帮都有其重点活动的区域。洞庭商人主要活动于四个地区：一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二是长江以北，以运河交通线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三是长江中游，以两湖为中心的西部地区；四是闽广和海外地区注148。江右商的主要活动区域有五，一是云、贵、川；二是湖南、湖北；三是北京及北方诸省；四是江浙闽广；五是辽东、西藏注149。晋商主要活动于北部蒙古地区和西北地区，而北京、天津、张家口、武汉、南京、苏州、广州等商埠则是晋商比较集中的地方，同时还把势力伸向了俄国、日本、东南亚地区注150。徽商活动的大本营是江南，所以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其活动的主要区域有五，一是浙、闽、粤；二是两湖、云、贵、川；三是晋、秦、燕、豫；四是日本、东南亚；五是各大商业都会。宁波商的活动基地是浙东和上海。此外，他们在太湖流域、湘、鄂、川和北京、塞北都有相当势力。而交通海外，则更是宁波帮、闽帮和粤帮的专长所在。
各大商帮既有重点经营的区域，又不限于这些区域而周游于天下，这就构建起一张覆盖整个中国的商业网络。当时重要的商业大都会，如北京、南京、济南、临清、淮安、扬州、武汉、苏州、杭州、福州、广州、佛山、长沙、南昌、成都、重庆等，都是各大商帮麇集之地，它们是全国商业网络中的枢纽和基点。在这些枢纽和基点，集中着各大商帮所建立的会馆。我们以商业都会之一湖南长沙府（治所含长沙、善化二县）为例，加以剖析。
在长沙府集聚着十四个省的商帮。当时，在长沙的商人，未见于记载的，除边疆地区以外，内地只有山东、直隶、广西三省。由于直隶、广西当时还没有形成具有一定力量的商帮，因此，除了山东商帮外，几乎全国所有的商帮都在长沙府建立了商业据点。在长沙府势力最大的是江右商，这是占了地利之便。嘉庆《善化县志·风俗》云：“楚民质朴……其智巧不及豫章”，所以城乡各处“操奇赢”者，皆为江西人。嘉庆《长沙县志·风俗》指出：长沙县“其贩卖皮币，金玉玩好，列肆盈廛，则皆……豫章之客商”。广东商在省会长沙、善化经营者也极多，嘉庆年间，善化县“乡无积物，墟厂货物，多取给于城市。（本县人）安土重迁，除装运米谷而外，鲜商贾贸于远邑省。至各省商通于邑中者……广货客几遍城乡”注151。光绪年间，善化城内，有两个广东会馆，一为粤东会馆，在十铺福胜街，为广东商人所建；一为穗都宾馆，在十一铺乐心巷，为广州商人所建注152。山陕商人在长沙的势力也大，“其货毡毛之属”，“繁华垄断”注153。早在康熙三年（1664）山陕商人就在长沙城内西十三铺坡子街建立了山陕会馆，并于乾隆五十九年、道光二十五年，“叠次重修”注154。江浙商人在长沙、善化两县亦多。乾隆时，长沙“南客苏杭，其货绫罗古玩之属”注155。善化有三个江苏商人会馆，即苏州会馆，在十铺福胜街，康熙年间苏州商人建；江南会馆，在十铺太平街，江浙商人建；上元会馆，在十三铺县围后，南京商人建注156。福建商人在善化县西十二铺新街口建有天后宫注157。湖北商人（可以分为蒲圻商、黄州商、武昌商等帮）在善化建有湖北会馆、黄州公寓注158。徽商在善化有太平会馆。云贵商人在善化东十三铺西牌楼建有云贵会馆。河南商人（可以分为武安帮、怀庆帮、中州帮）在善化十铺福胜街建有中州会馆注159。四川商人虽非有力的商帮，因与湖南为邻，故也有到长沙经商的。可见，长沙府在明清时代的商业网络中是众多的枢纽和基点中的一个。各帮的商人在这里建立会馆、店肆。各帮的行商、坐贾相配合，把全国各地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长沙，同时又把湖南的物产输往全国各地。各帮商人均有自己经营的特色行业，因此，他们长途运输的路线各有侧重。经由水路或陆路（在铁路兴起之前，陆路运输始终处于辅助地位），商人们把全国的各大商业都会（也即枢纽和基点）连接起来，从而构筑起一张硕大无朋的商业网络，网络从这些枢纽或基点再散衍到周边的村镇市集。明代徽州商人说：“即山堧海陬，孤村僻壤，亦不无吾邑之人。”注160即便在偏僻小镇，也有商人的活动，也往往有会馆，这些会馆构成商业网络的小基点。商业网络把一个个分散的区域市场沟通起来。明代，这种沟通主要在南、北之间，其主线是沿大运河的一路以及由赣江过庾岭通两广的一路。东、西向主要还集中在长江下游和中游。到清代，东、西区域市场的沟通有了重大发展，尤其是长江上中游的沟通。清代中叶，商业网络已基本上覆盖全国。这张网络疏而不漏，西起西藏，东至海外，北达辽沈，南及两广云贵。在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珠江三角洲、运河与长江沿岸，网络也特别密集。随着商业网络的形成和扩大，突破区域范围的大市场（亦可称为全国性市场，相当于欧洲的民族市场）逐步形成。而大市场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萌芽到成熟的最重要的历史前提。
三、商帮经营活动的特征
各帮商人由于其得以形成的地理、人文背景不同，所以每一商帮群体的心理特征迥异。例如，晋商谨慎、精密、朴实；粤商急进、敏捷、豪放；宁波商具有晋商的特征且不保守，不及粤商果敢决断，但稳健而踏实；徽商贾而好儒，善于结好权贵；洞庭商被称为“钻天洞庭”，极善钻营；江苏商好智术；江右商精推算。心理特征的不同，又造成了各个商帮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但是，十大商帮在经营活动中也有其共同的特征：
第一，由区域市场向大市场进军。商帮所起之时，所营之业，往往受地域条件的限制。徽州多山，盛产木材、茶叶。田地少，户口多，所出粮不足供全府一个月的口粮。徽商最初经营的多为木业、茶叶业和粮食业。其活动范围也就局限于江南这一区域市场。徽州的手工业也与物产相关，徽墨系松烟所制，龙尾砚产于婺源，澄心堂纸为竹木所造。但是，16世纪后，徽州商帮就走出了区域市场，开始从事长途贩运贸易。这种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历史前提之一。因为商人资本的大规模货币积累，要靠长距离贸易，而商帮的形成也必须要有一批拥有大量货币资本的商人为核心。例如徽州木商，在明代中叶以前主要是经营徽木，其主要市场是在浙江和苏南。16世纪后，随着商帮的形成，徽州木商已东走浙江淳、遂、衢处，南下闽、广，北上河套，还溯长江西行，远涉江西、湖广、四川、贵州。其所经营的也不再限于徽木。关于徽州木商向大市场进军的情况，参见下表。
近世徽商长途贩木一览表
龙游商初起之时，所营之业也为山区土产。龙游所产有茶、木、竹、染料、烟、油等山货，所以龙游商最初多为山货商和纸商。明中叶后，龙游商开始突破浙东这一小区域市场，与此相应的是其所营之业也不再限于当地土产。龙游本地丝织品生产不多，龙游商收购苏杭丝织品贩销到湖广等地。李维桢《大泌山房集》载：“李十二汝衡者，越之龙游人也。自其父鹤汀贾江陵，迄今人与年盖两世矣。父子饶心计，趋时不失黍累。至汝衡而资益拓，所居积绮縠纻罽，穷四方之珍异，挽舟转毂以百数，所冠带衣履，遍楚十五郡。”可见，龙游丝绸商在长途贩运中积累了巨额的资本。龙游盛产纸，由纸及书，龙游的书贾遍及吴越。龙游不近海，但龙游海商却不少。嘉靖时走私海商中就有龙游商。据王文禄《策枢》云，走私海商“大约多闽广宁绍温台龙游之人”。龙游商还长途贩运珠宝。王士性说：“龙游善贾，其所贾多明珠、翠羽、宝石、猫睛类轻软物。千金之货，只一人自赍京师。”注161龙游商所贩之珠宝，货源是从海外进口而来，故龙游海商与珠宝商是相关联的。由于突破了区域市场，又突破了土产的限制，龙游商遂有“遍地”之说，从而成为一个大商帮。宁波商、闽商和粤商都是以海商为主的商帮，其参与长距离贩运贸易自不待言。
第二，商帮内部所经营的各类商业之间既相互渗透，又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贸易体系。以宁波商帮为例，其所经营的商业虽然很广泛，但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其一是船运业，这是宁波商人主要的、也是最擅长经营的行业。早在明代，宁波船商已是东南沿海贸易中的主要力量。到清代，宁波船商又发展为行驶北洋的北帮和行驶南洋的南帮。“南船常运糖、靛、板果、胡椒、药材、海蜇、杉木、尺板”，“北船常运蜀楚、山东、南直棉花、牛骨、桃枣诸果、坑沙等货”注162。宁波船商的活动已遍及内河、沿海和外洋。道光年间宁波商人又打入以上海、崇明为中心的沙船业，逐渐排斥江苏沿海的沙船主，进而控制了上海商船会馆的大部分事务。其二是钱庄业。宁波商人经营钱庄业始于乾隆年间。道光间宁波商人开始在上海创办钱庄，并迅速获得发展。据《上海钱庄史料》记载，清季上海钱庄业中宁波商人的领袖“初有赵朴斋、张宝楚、庄尔芗、冯泽夫诸君，继有袁联清、李默君”等人，都是“一时人选，备孚人望”注163。后来，上海形成了九家著名钱庄资本家，其中宁波人就占了五家，基本上控制了晚清上海的钱庄业。此外，汉口、杭州、天津等地，宁波商人也开设了不少钱庄，影响也较大。其三是民信业。民信局是一种以承递银信包裹为主的民间邮递机构。据《中国海关与邮政》载，民信业“在长江南北洋，自乾隆朝创始”。《鄞县通志》说乾隆、嘉庆以后“全国大小信局无虑数千家，其营业范围除国内各都会市镇外，且远及南洋诸岛，而吾甬帮实执其牛耳”注164。这与宁波商号遍布各地、实力雄厚、信誉昭著是相关的。上海兴起后，民信局活动中心转向上海，但仍为宁波商人所控制。宁波的永利、正和、广大、福润、全盛、协兴、靔顺、正大八大信局在上海都有联号。俗谓：“票号是山西人特有，信局为宁波人独占”注165，形象地说明了宁波人在民信业中的地位。其四是渔盐海产、南北货、药材、绸布、服装、木材、粮食、明席、草帽等行业，这些行业均为宁波商人经营活动的重要领域。宁波商人所经营的上述四个方面的行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贸易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船运业提供运输的便利，并成为宁波商帮的主干商业，钱庄业提供融通资金的方便，民信业提供信息，其他各业则展开长短途的购销活动，各业之间既相互渗透，又相互促进，从而使宁波商帮的发展有了内在的经济上的维系力量。其中，钱庄业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宁波钱业会馆碑记》的作者忻江明指出：“吾闻之故老，距今百余年前，俗纤俭，工废著，拥巨资者率起家于商。人习踔远，营运遍诸路，钱重不可赍，有钱肆以为周转。钱肆必富厚者主之，气力达于诸路。”钱庄为长途贸易提供资金周转的方便，以致“气力达于诸路”。同时，钱庄还有为同乡提供借贷资本的功能。可以说，任何一个商帮，如果没有自己的金融业，就难以造成一个贸易体系，就难以为长途贩运提供后援力量，就难以长期维持商业的繁荣。一度十分有名的龙游帮之所以到清代中叶便销声匿迹，就是因为其内部鲜有从事金融业的，也没有形成自己的主干商业。
晋商与徽商之所以长盛不衰，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其内部构成为一个庞大的贸易体系。晋商的主干力量，先是盐商，后是票号商。徽商的主干力量则是盐、典、茶、木商。他们均有自己的金融业。16世纪后，金融典当业基本上为徽商、山陕商所控制。《明神宗实录》卷434载：“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见在河南者，计汪克等二百十三家。”这说明，明清之际徽州典商控制了大江南北地区的金融业。进入清代，晋商所经营的典当业在江北地区已超过徽商。乾隆六十年（1795）山西学政幕僚李燧在日记中写道：全国所设典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注166。乾隆以后，山西商人还创办了账局和票号，这是我国金融业由典当业向银行业过渡的中介形式。账局是经营城镇工商业存放款业务的信用机构，票号则进而经营“会票”的汇兑。账局与票号的兴起是为适应商品长途贩运业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因长途贩运商品，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减慢，垫支资本增加，在自有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求助于借贷；另一方面，埠际间流通频繁，货币流通量扩大，埠际间的货款清算却依靠运送现银，这既不方便又不安全。商人们迫切要求改现运为汇兑。山西票号在国内八十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这是极为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自然得利最多的是山陕商人。山西票号遍天下，山陕商人也遍天下，他们所从事的粮食、食盐、棉布、茶叶、木材等长距离贩运可谓百业俱兴。可见，晋、徽两帮的强盛与其贸易体系内部构成的合理与完善有很大关系。
第三，重视宗族血缘关系。商帮地缘组织的发展，并没有瓦解宗族血缘观念存在的基础，相反却加强了宗族血缘观念，而宗族血缘观念的加强，在很大程度上又有利于商帮的发展，增强了商帮的凝聚力。山陕商在经营活动中是十分注重宗族血缘关系的。张四维的《海峰王公七十荣归序》载：“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注167这是经营长芦盐获得厚利的山西蒲州商人王某传记的一部分，由此可知，从他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李维桢的《赠罗田令王公墓表》，记述了陕西西安府高陵县王克俭经营盐业成功后，资助族人经商的事迹，“其族能任贾者，与之本钱，不问子钱，凡数十人，皆以资雄楚蜀间”注168。吕楠的《南阳府教授封翰林院检讨王先生墓碑》注169有关于陕西西安府鄠县人王儒资助族中三十六人，使之经商的事迹。除了在资金上援助族中贫者出贾外，山陕商人还联结族人共同经营。山陕商在扬州经营盐业的主要是十个大姓，嘉庆《江都县续志》卷12载：“扬以流寓入籍者甚多，虽世居扬，而系故籍者亦不少。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麇至，三原之梁，山西之阎、李，科第历二百余年。至于河津兰州之刘，襄陵之乔、高，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临潼之张，兼籍故土，实皆居扬。”明末清初，张家口的贸易亦为八家山西商人垄断，道光《万全县志》卷10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清代山西票号，其财富多集中在十四家豪门大姓的手中（均为介休、平遥、太谷、祁县、榆次人）。根据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山西多富商》记载，光绪间（1875—1908年）积累30万两以上的大姓是：太谷县的杨姓（30万两）、孟姓（45万两）。武姓（50万两）、刘姓（100万两）、曹姓（400—500万两），介休县的冀姓（30万两）、侯姓（700—800万两），榆次县的郝姓（30万两）、何姓（40万两）、王姓（50万两）、侯姓（85万两）、常姓（100万两），祁县的渠姓（100万两）、乔姓（300—400万两）。咸丰三年（1853）广西道监察御史章嗣衡在其奏折中指出：“山西太谷县之孙姓，富约二十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县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计合族家资约各千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注170可见，晋商无论在经营活动上，还是在财产的积聚上，都与宗族关系密切。
宁波帮中也有不少家族财团，如慈溪严信厚家族、镇海叶澄衷家族、镇海方介堂家族、慈溪董棣林家族、镇海虞洽卿家族、宁波秦君安家族、奉化朱志尧家族、镇海宋炜臣家族、定海朱葆三家族等。这些大家族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深广的社会基础，是宁波帮的主干。以镇海方家而言，自嘉庆年间方介堂在上海创办义和糖行后，方氏举族介入商业经营。方氏有新方、老方两支。新方在上海创办了十七家钱庄，在汉口与宁波又有七家钱庄。老方在上海有八家钱庄，在宁波、汉口有十家钱庄。新方和老方还兼营糖业、沙船、银楼、绸缎、棉布、药材、南货、渔业、书业、地产业等，其经营的地区以上海为中心，旁及杭州、宁波、绍兴、汉口、南京、沙市、宜昌、湖州、镇海等地。正因为宗族的凝聚力在商业经营中有如此大的作用，所以宁波商人致富后几乎毫无例外地出资捐助宗族公益事业。据有关宗谱记载，镇海方氏于家乡置田1200亩，建立了宝善堂义庄，有屋宇57楹。慈溪叶氏用银63 000余两置田1400亩建叶氏义庄。镇海人陈祖诏在《慈溪鸿门章氏宗谱·义田记》中指出：“慈溪两邑，大姓义庄林立。”宁波商人兴办义庄，纂修族谱，建设祠堂，一方面是为了获得乐善好施的美名，使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宗族乡亲的承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宗族关系和宗法观念，使自己的商业活动得到全宗族的支持和关心，以求得更大的发展。重视宗族血缘关系是各大商帮的共有特征。宗族血缘关系在商人的经营活动中所起的具体作用，参见第三章第一节商人的亲缘组织。
第四，重视商业信用和管理。徽商的经营管理分为四个层次：代理人、副手、掌计、店伙或雇工。徽商对商业集团内部的控制主要是借助宗法制度，强调各管理层次对商人（往往兼有宗子身份）的忠信。晋商则不同。晋商也重视乡土家族关系，但在管理制度上却严格得多。明清两代，晋商先后创立了伙计制、联号制、经理负责制、学徒制、股份制等一系列制度。伙计制是晋帮商人最初建立的经营制度，沈思孝的《晋录》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商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丐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大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少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为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所以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这段史料告诉我们，晋商的伙计制是建筑在出资者和伙计（企业经营者）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商人出资并选择品行端正的人做伙计，然后把经营业务委托给伙计去办；伙计对出资者则忠实地履行职责。这样，出资、出力双方互为有利。入清后，随着晋帮的发达，其经营管理制度也进一步完善和严密。伙计制发展为联号制。联号制有类似西欧资本主义企业子母公司之处：大多是由一个财东出资（或以一个为主），财东对所经营的分布于各地的不同行业的商号实行子母形式的管理。联号制的总号均设在山西，分号则遍布各大商埠和城镇。例如山西太谷县曹氏所经营的商号，即通过三个子号加以管理，一是通过励金德账房管理设在太原、潞安及江南各地的商号；二是通过用通玉账房管理设在东北的各商号；三是通过三晋川账房管理设在山东的各商号。这里，形成为三个层次。励金德账房对于曹氏而言是子号，然而对于太原、潞安及江南各地的商号而言则为母号。实际上联号制的管理层次是层层派生的，远不止三个层次。例如励金德管辖的彩霞蔚，是曹氏所属规模最大的绸缎庄，而彩霞蔚又管辖着张家口的锦泰亨、黎城的瑞霞当、榆次的广生店、太谷的锦生蔚等商号，这些商号的经营和盈亏，财东曹氏并不直接过问，而是由彩霞蔚负责，彩霞蔚则向励金德负责。如果彩霞蔚所属的锦泰亨等商号经理想面见财东，须先由彩霞蔚经理引见励金德经理，再由励金德经理引见财东。曹氏办的各商号虽然都是独立核算，但是各商号在上一层次母号的领导之下，无论在信息交换、物资采办、市场销售上都相互支持。在总号与分号之间一般是五天一信，三天一函，互通情报，必要时在财政上也可挪款相助。
与联号制配套的经理负责制、学徒制和合股制也相继建立。经理负责制，是由财东出面聘任经理，财东将商号资本全部交付所聘经理，便不再过问商号事。经理有权决定商号内平时之经营方针，财东既不预定方针于前，也不施其监督于后。逢到账期（三五年不等），经理须向财东报告商号盈亏情况。一个账期结束，这位经理是否续聘则由财东裁定。学徒制规定，凡学徒须由亲友介绍、作保并经面试后方可进号。入号后，总号派年资较深者负责对学徒的培训。培训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业务技术上，主要有打算盘、习字、学外语、熟悉商品性能和业务知识、抄录信稿、写信、记账等；一是职业道德上，主要有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等。学徒期满还要加以考察，然后量才录用。考察的办法有：派远行办事，以观其志；留在总号经理跟前办事，以观其敬；派办烦难之事，以观其能；派办财务之事，以观其仁；试用期两年内不得返籍探亲，以观其能否遵守制度；派往繁华商埠，以观其色，等等。由于学徒制的执行很严格，为晋商培养了许多经营人才，不少学徒经过伙计、顶生意阶段，升为副经理、经理，成为晋帮商人的骨干力量。联号制在实行时，还辅之以股份制以扩大资本来源。股份有银股与身股两种，“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所谓身股即“择齿近弱冠之年少略知写算者使习为伙，历数载，察其可造，酌予身股，不给工资，惟岁给置备衣物之资。三年结账，按股分余利，营业愈盛，余利愈厚，身股亦因之以增。以此人人各谋其私，不检责而勤，不检制而俭”注171。晋帮的管理制度，尤其是联号制，为其经营票号准备了条件。
各大商帮都重视商业信用与管理，这与近世商业经营规模的扩大是相应的，其中，晋商的管理制度最为成熟，已具资本主义企业的雏形。
第五，商帮的组织形式是会馆、公所，每一商帮都有自己崇拜的乡贤或乡神，详见第三章商人的组织。
第六，浓厚的封建性和微弱的资本主义性。各大商帮资本的出路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特征。各帮商人资本的流向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1.购置土地。各帮商人都把利润中很大一部分用来购置土地。在“地产窄而生齿繁”注172的江西，商人致富后无不竞相营田谋产。如清江聂如高服贾萍乡，以药材起家，“性好节俭，一腐二餐；性恶奢华，粗衣饰体”，而“置田畴”则不吝啬注173。在山西，富商大贾“多置买田地”注174。清康熙时大盐商亢百万为“晋商魁首，家临汾。宅茅连云，苑如世家”注175。一年大旱，人心惶惶，而亢百万得意地声称：“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注176可见他在山西的田产之多。山西商人还趁灾荒年份，挟资到河南购买田产。《清实录》卷1255载有河南巡抚毕沅的一折奏稿：“豫省连岁不登，凡有恒产之家，往往变卖糊口。近更有于青黄不接之时，将转瞬成熟麦地，贱价准卖。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明末的大海商郑芝龙也是“田园遍闽广”注177。商人资本是流通中的货币资本，商人争购土地的现实，促使商人资本迅速流入土地，一旦投入土地，也就在土地上凝结，从而退出流通领域。大量的商人资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转化为封建地产。
2.货币窖藏。徽商积累起来的金属货币，有的被当作财富埋入地下，退出流通领域。直至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时，在徽州“纵兵大掠”，“窖藏才为之一空”注178。晋商货币窖藏现象较普遍。如祁县富商渠小舟资产达三四百万。当其投资的商号在光绪年间获利后，出于“今天赚一万，明天能赔二万”的考虑，竟抽去不少股份，把大量货币窖藏起来，辛亥革命后，阎锡山一次就向渠氏借银30万两，全是出自窖藏。货币窖藏，一方面反映了商人对货币的崇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商人资本出路的狭窄。
3.奢侈消费。富商巨贾用于奢侈性生活消费的开支也大。《扬州画舫录》卷6有一段相当典型的记录：“扬州盐务，竞尚奢丽。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有某姓者，每食，庖人备席十数类。临食时夫妇并坐席上，侍者抬席置于前。自茶面荤素等色，凡不食者摇其颐，侍者审色则更易其他类。或好马，蓄马数百，每马日费数十金。朝自内出城，暮自城外入，五花灿著，观者目眩。或好兰，自门以至内室，置兰殆遍。或以木作裸体妇人，动以机关，置诸斋阁，往往座客为之惊避。其先以安绿村为最盛；其后起之家，更有足异者。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门下客以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塔上，向风飏之，顷刻而散，沿江草树之间，不可收复。又有三千金尽买苏州不倒翁，流于水中，波为之塞。有善美者，自司阍以至灶婢，皆选十数龄清秀之辈；或反之而尽用奇丑者，自镜之以为不称，毁其面以酱敷之，暴于日中。有好大者，以铜为溺器，高五六尺，夜欲溺，起就之。一时争奇斗异，不可胜纪。”这里虽未说出富商巨贾的姓氏，但在清代扬州控制两淮盐务的商人中，能如此挥金如土的，毫无疑问当是徽州盐商或山陕盐商。
4.捐输和捐纳。明万历末年至清代前期，盐业实行商人专卖的纲盐制。盐商为保持专卖的特权，不得不把巨额的利润投在捐输、急公济饷、佐修河工、城工、灾赈、报效等项下，奉纳朝廷。据光绪《两淮盐法志》的记载统计，从康熙十年至嘉庆九年（1671—1804）的一百多年间，两淮盐商所捐输的白银达39 302 196两，米21 500石，谷329 460石。这些捐输绝大部分是由徽商承担的。道光十一年两淮盐场改纲为票，取消了纲商的特权，徽州盐商纷纷破产。于是清政府把劝捐助饷的主要对象转向晋商。道光二十三年（1843），清政府因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所需，向山西绅商派捐“二百余万两”注179。咸丰三年（1853），清政府又因镇压太平天国所需，令全国绅商捐银。山西商捐银1 599 300两，居各省之首，占全国所捐总额的37.65%注180。当时人说：“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银数逾千万。”注181在捐输政策的重压下，商人利润的相当大部分转到朝廷的腰包去了。捐纳和捐监的耗费也很大。在明代，商人用“急公议叙”或捐输的方式得官。万历年间，歙商吴养春一次就为明王朝捐输30万两，以至“一日而五中书之爵下”。在清代，实行捐纳制，官职是定价出卖的，监生也可以捐资获得。为了跻身于绅衿之列，商人不得不付出一笔商业利润，正如一家商人所哀叹的“捐监援职，计费匪轻”注182。
此外，还有资助宗族的费用以及用于培养封建人才的投资等。商人财富的上述用途，是各大商帮资本和利润的主要流向。这一流向造成了近世社会官僚、地主和商人合一的趋势，以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山西的张四维、王崇古和马自强为例。张四维是嘉靖三十二年进士。万历二年由张居正推荐，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赞机务。张居正死后，他代任其职，处理国务。张四维的家庭是一个有势力的盐商家庭，其父张允令资产达数十万两至百万两注183，其弟张四教为长芦盐商，以捐输得龙虎卫指挥佥事。王崇古是嘉靖二十年进士，任宣大山西总督，是北边防卫的最高负责人，其弟则是与北边开中有密切联系的盐商。马自强是嘉靖二十三年进士，任礼部尚书。其子马自修亦为巨贾。张、王、马三家在山西均有田产，而且三家之间由联姻而结为亲戚关系。可见，在商帮内部，作为其核心的富商巨贾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他们不仅自身往往三位一体，而且以联姻而使商帮的核心部分形成为三位一体。在封建性的商业竞争中，这是各大商帮的优势所在。但是，这也是大多数商帮，只有充当资本主义“清道夫”的资格的原因所在。当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之时，它们却伴随着封建制度的衰亡而没落。
商帮微弱的资本主义性，可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是指各大商帮资本和利润的流向，仅有小部分流向生产领域。第二方面是指大多数商帮，包括最为强大的晋帮、徽帮等，在19世纪下半叶均没落，而仅有少数几个商帮，跟上时代的潮流，转换为资本主义的商帮。例如宁波帮，以中小商人为主，与官府无密切关系。其发展主要是依靠宁波当地的物产和交通条件，依靠商品经济本身的发展而成长壮大的。因此，它同晋商、徽商不同，代表了商帮发展的另一种方向，其结局当然也就不同。广东帮、洞庭帮也是如此，后来转换为新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集团。
大多数商帮的衰亡是以其主干商业的破产为标志的。道光年间两淮盐业改纲为票，意味着徽商的没落。辛亥革命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票号纷纷倒闭，标志着晋商的崩溃。但是，各大商帮中都有一批商人投资资本主义企业，实现了商人自身的转换。例如1906年，山西祁县富商渠本翘投资5000银两，接办了原是官办的山西火柴局，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创办了山西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1907年，渠氏还筹集巨款150万两，赎回了被英国福公司霸占的山西煤矿开采权，又出面筹组保晋矿务公司，并亲自出任总经理。这些商人虽然不再是某一商帮组织内的成员，但他们在经营活动中往往仍保留着浓厚的亲缘和地缘色彩。
中国的商帮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失，仍活跃于世界各地。例如宁波帮：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批宁波帮商人从上海移居到港、澳、台，或转向日本、朝鲜、东南亚、泰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及西欧各国。他们在各地建立了乡帮、业帮，形成了海外宁波帮。据统计，现海外宁波帮有73 000多户，其中在台湾17 800多户，港澳42 500余户，海外12 700余户，分布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184。在华侨较为集中的海外唐人街中，各种会馆至今仍在发挥着地缘纽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