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自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从事徽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到90年代初本书的完成，其间经历了十年的时间。选择这一课题，与当时的社会变迁有着直接的联系。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明确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那么作为市场经济主角的商人应该怎样定位？怎样才能让居于四民之末的商人摆脱传统时代的窘迫境地？商人怎样才能在市场经济中不必依附官府或是官商结合而保持独立的主体地位？探索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的互动关系，正是应了克罗齐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撰写《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也与我当时的思想、兴趣、经验有着密切的关联。80年代，走出“文革”的阴影，砸碎思想的枷锁，进入了一个新启蒙的时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代。历史学界展开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讨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基本线索的讨论等，其热烈、深刻是1949年以来所仅见的，史学界集体思考当代中国发生“文革”这样数千年未有之大浩劫，究竟是偶然的，还是有其结构上的必然性？阶级斗争是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近代社会发展是不是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的三次革命高潮所能涵盖？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具有启蒙意义，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先后撰写了“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剩余劳动——兼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清季社会经济改革刍议”、“论封建统治者的经济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论文，阐述了我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宏观思考。至今难忘1986年参加以史学方法论为主题的第二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会上大多数代表对历史学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取得了共识：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共有的理论和方法论，历史学科当然也要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之下，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决不能代替历史学的专有理论和方法论，历史学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专有理论和方法论。此论拨开迷雾，开辟了延续至今三十年的历史学科发展新路，从此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大规模地被引进，极大地推动着我国史学走向世界、走向现代。会议总结时指出：这次会议并不在于大家讨论了多少新的方法论，而在于肯定了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应该从一元走向多元，未来的历史将会证明本次会议的意义。会上，我作了“从系统论的角度重新探讨几个史学理论问题”的发言，较为系统地谈了我对一些理论问题的见解。此文被收入这次会议的论文集，也是国内第一本《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从1988年起，我开始参加中国社会史学会的学术活动。在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年会上集中讨论了知识分子问题，在知识分子内涵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大多数学者达成了共识：知识分子除了要有知识外，其最明显的特征是思想学术的超前性与引导性，这一特征又决定了知识分子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因而知识分子总是在理想与现实的痛苦纠缠中前行。此后我参加了很多学术会议，再难见到这样的学术气氛了。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社会史丛书”主编蔡少卿教授邀请我承担中国历史上商人阶层的撰写任务。80年代是我学术起步的十年，在商人研究的同时，参加这些史学理论的研讨，大大加强了研究的深度、广度和自觉性、前瞻性。史学理论、方法论，尤其是社会史的理论，帮助我构筑起大历史的研究平台，在这样的平台上从事微观、中观的历史耕耘，形成了我个人研究的特色，以及我的思想、兴趣和经验，而这一切无疑又在我的这本处女作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历史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穷尽的对话。商人阶层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每一角落，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商人的故事在不断演绎，折射着文明的尺度和时代的风云。多年来我依然在本书所开辟的研究领域，与商人阶层进行着对话，这些对话载入了《徽州宗族社会》（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苏州与徽州：16至20世纪两地互动与变迁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等论著中。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工大量进城，农村三农问题严重。《徽州宗族社会》关注商人与乡村自治问题。徽州乡村社会素有“此间仿佛武陵溪”之说，拥有深厚的徽文化底蕴、强大的徽州商帮、绵延千年的宗族组织，在这三大要素构成的特定区域社会生活体系中，徽商为宗族聚居、为文教科举提供物质条件；宗族组织、宗族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又是徽州商帮特别强固、富于竞争力的内在机制。区域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又使大多数徽商成为儒商，具有较高的商业素质。徽商源源不断输回的财富、士绅的文化权力，保障了徽州乡村宗族社会的自治、稳定和兴盛。

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沿海与内地区域发展的巨大差异。《苏州与徽州》就地处沿海平原的苏州与地处内地山区的徽州两地在16—20世纪发展的互补与差异作了研究。苏州是江南经济的中心，也是全国经济的中心；财力雄厚的徽商在苏州异常活跃，获得大宗商业利润。徽商的经营活动客观上推动着苏州等地的社会转型，而他们的商业利润输回徽州，却加固着徽州的旧秩序。苏州与徽州的互动，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中的，它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进入社会文化、大众心态的核心层面。由沟通而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相互认知，这是一个循环往复而逐渐提升的过程。正是这一历史进程，使这两个江南小区域不断走向繁荣，同时又保持了各自的社会发展路向，从而使江南社会呈现多元的形态。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对立日益严重，城市的繁荣与农村的衰败几乎成正相关。《延续与断裂》揭示徽州经济、文化、社会三要素的良性循环，除了有本土的内循环外，还有着超越地域疆界的外循环。徽商遍天下，尤其在长江三角洲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内外循环相互依托。太平天国时期徽州内循环断裂，抗战时期徽州外循环断裂，但是战乱一旦结束，依托于另一循环的支持，断裂的循环迅速恢复，乡村再现稳定与繁荣的局面。这就是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在最为艰难的抗战时期，徽州乡村自治难以为继，但是在城市自治组织——徽州各县旅沪同乡会全方位支持下，乡村自治仍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从资料可知，胜利后的徽州乡村仍存在着一个乡绅的文化权力网络。传统的城乡自治在20世纪50年代初终结，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本书初版至今二十余年来，社会变迁跌宕起伏，商人的两难境地依然如故。笔者与商人阶层的对话还将进行下去。雷蒙·阿隆说：“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此言得之。

唐力行

2016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