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研究和撰写《山西抗战纪事》，始于接手《山西在中国抗战历史上的地位》这一重大研究课题。通过深入挖掘和研究各种相关历史资料，我们对这段历史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即山西是当时中国全面抗战的前沿和全民抗战的热土，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那就是尽快把这段历史挖掘好、研究好、撰写好，将历史真实地传达给社会和世人，让大家毋忘国耻，维护和平。的确，山西人民所遭受的空前苦难，山西大地所遭到的百般蹂躏，让我们悲伤流泪，仇恨在心；而山西人民奋起抗击侵略者的顽强斗争和流血牺牲，山西敌后抗日根据地取得的辉煌胜利和历史功勋，则让我们由衷钦佩，感动不已。这样的材料很多，事例也不胜枚举。

山西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性。日本人加藤真一写过一篇《山西纪行》，讲述了1925年考察山西时的遭遇，当时刚刚发生上海反日工人大罢工、共产党人顾正红被日本纱厂工头枪杀的事件。他们的考察路线大致是：先到偏关，继而沿黄河往河曲、保德、碛口、柳林、离石、汾阳、文水、清源和太原走，然后离开山西，但没想到竟遇到了强烈的反日活动。在柳林镇，爱国学生鼓动商店、旅店的店主，不卖给日本人东西，不让日本人住店，并贴上“不许日本人住店”“与英日断绝经济交往”“不许与日本人交谈”“日本人从中国大陆滚出去”等标语，组织游行和发表演说，驱赶日本人；在离石县，学生组织起来，鼓动店家不留宿日本人，不租用骡马给他们；在汾阳城，马店店主拒绝给日本人租用马车；在清源县，店家不给日本人提供住宿，学生组织游行和发表演讲，迫使他们连夜赶路；在太原城，马店都不让日本人住，这些人被警察和宪兵以学生反日为由，劝离了太原城。这说明，山西人当时的思想是开放的，与全国的联系是畅通的，山西人民是富有民族感和正义感的。

山西人民在日军侵略中遭受了历史上的空前苦难。任弼时在1938年1月撰写了《山西抗战的回忆》一文，近距离地揭露了日军侵入山西的暴行：“日寇在疯狂的侵略政策下，采用一切征服殖民地最野蛮凶恶残暴的行为来对待我被占区域的同胞。每到一个城镇，多将未逃走的居民杀去半数以上（崞县县城被杀者二千余人）。对政府职员和抗日领袖分子，则用火烧和活埋的方法处死。两三岁的小孩亦为其俎上之肉。房屋大部被其焚毁。青年妇女几无不被其轮奸，奸死者不知其数，未死者亦多遭杀戮。且大批强征青年妇女以汽车运去（仅朔县维持会，就为日寇强征3000青年妇女）。最残酷者，莫过于最近高邑县(今河北省高邑县——引者)之惨案。其经过是：12月19日，日寇到东塔镇强奸妇女，激起当地群众愤怒，群起抵抗。20日，开来日军，将该村群众一百余人均以铁钩悬于树上，割开肚子，提出肠胃，复将人头击破，灌以洋油，燃火焚之，然后将房屋焚毁而去。”这才是山西人民遭受苦难的开始。

山西人民始终坚持着顽强不屈的抗战精神。陆定一在《寄自晋东南》中说：“有几位冒险的记者，听说晋东南是敌人后方，被敌人占领去了，糟蹋得‘不亦乐乎’，只剩少数的我国军队躲在山上。他们冒了大险，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到晋东南看看究竟。他们来了。他们亲自把自己的脚踏到晋东南的土地上，才知道不但山上是我们的，而且平地也是我们的，才知道这里并不如外面所传说的那样凄惨景象，人们并不是垂头丧气的，恰恰相反，在城市的街道上，你看见人们熙攘往来，常常有大的集合和游行在进行着，人们脸上泛着胜利的微笑，谈起日本鬼子来就说得出一串悲惨到令人不能相信的故事，而这种悲惨的故事谈到后来就变成悲壮激烈的仇恨的誓言。”当时，在阳城，就连放羊的孩子也在唱“向前走，别退后”，引起了他人接唱，“人民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在长治，朱德总司令召开士绅座谈会，给大家分析国际局势，谈国共合作，释合理负担，讲共产造产，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在沁县，《新华日报》的铅印机在深山里转动着，日报在华北一销就到了两万份，每天都在传递着斗志，激励着精神。1939年3月，曾经在盂县上下鹤山歼灭战中被俘的日本兵说：“我来中国后曾打过三次仗，从未见过正式的中国军队。这次战斗，是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我见到了真正的中国军队！”

山西是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战略要地。毛泽东于1938年曾对美国合众社记者说过，八路军正在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区域进行广泛的游击战，有了很多大小的胜利，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就无法灭亡中国。事实证明就是这样。战后日本防卫厅在《华北治安战》一书中说道，日军占领太原后，“中国军由于在各方面败退，全面进入了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尤其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张闻天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明确指出党在山西的方针，是让山西成为整个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用以抵御日寇对西北与中原的前进。当时，共产党就是要在北方做出一个模范的例子，证明给全国人民看：不论日寇军队的飞机大炮怎样厉害，不论日寇怎样占领了我们的中心城市与交通要道，我们仍然有办法同敌人作战，消耗他，疲惫他，瓦解他，打击他，最后完全驱逐他。在《山西抗战的回忆》一文中，任弼时则更加明确地指出：“山西自雁门以南、井陉娘子关以西系高原多山，对保卫华北、支持战局有极重大的意义。敌人要完成其军事上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军手中，则随时可以居高临下，由太行山脉伸出平汉北段和平绥东段，威胁敌在华北之平津军事重地，使敌向平汉南进及向绥远进攻感到困难，故山西为敌我必争之战略要地。”

山西是中国抗战军民打击入侵敌寇的敌后主战场。朱德总司令在《八路军抗战的一周年》中指出：“八路军入晋后，开始平型关的巨大胜利，给混乱溃败的战局以初步的稳定，兴奋了山西、华北以至全国人民，给日本帝国主义长驱直入、一往无敌的气焰，减杀不少。”当时，全国上下，贺捷电报飞向八路军，其中上海各界救国会在贺电中说：“贵军受命抗敌，力奏奇功，挽西线垂危之局，破日寇方长之焰，捷报传来，万众欢腾。”在晋察冀抗日军民粉碎日军“八路围攻”后，国际友人安特尔写道：“在这些游击队接连不断的扰乱和袭击下，日本军一时就不敢向南推进，把很多数量的军队都停留下来，企图用以消灭那些游击队。但是，这根本没有影响到那些游击队的发展，他们反而在山西、河北、察哈尔三省的边界上建立起了和日本军长期作战的根据地”；“的确，这根据地中的中国人民已经有非常坚强的、有组织的力量，能够经常地打击日本军。这种力量，当他们刚刚一开始形成时，就已经表现得非常顽强，经过几个月的战斗，现在是日益强大”。当晋东南抗日军民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后，《新华日报》专门发表了《山西胜利的意义》的短评：“山西的胜利，证明了敌人最后失败的必不可免。这几个月来的战事，我们很明显地看出敌人的弱点；敌人想以现有兵力平均分布各占领区域，则兵力单薄，处处受我打击；反之，兵力集中一处，固然可以猖獗一时，但其他地方兵力更加单薄，盘踞更不易。这一顾此失彼的弱点，是敌人无法克服的”；“山西胜利是怎样获得的？是由于我军民的团结，将士的忠勇，游击战斗技术的优良”；“在这捷电频传的时候，全国人民都在期望着山西的将士们更英勇更坚强，将日寇逐出雁门关，逐出太行山。光复山西，成为我们收复河北及东北的根据地，我们遥祝山西将士们的胜利”。因此，可以说，八路军挺进山西实行战略展开，逐步以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为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创造了扭转华北战局乃至影响全国抗战的奇迹。

山西是当时全国爱国人士和热血青年纷纷前往的地方。1937年9月，著名的爱国人士杜重远拜访了在太原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周恩来。与此同时，伟大的爱国人士李公朴也在太原拜访了周恩来，并于1939年10月，带领“抗战教学团”进入晋察冀根据地，不仅开展抗战教育，而且亲自调查和参加武乡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座谈会，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完成了《走上胜利之路的山西》《华北敌后——晋察冀》等著作，客观描述了根据地的真实状况，由衷地赞叹道：“模范的抗日民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晋察冀边区，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晋察冀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形”。1938年年底，卞之琳在太行山根据地进行随军访问后，发表了《晋东南麦色青青》，记录了当时的所见所闻：在长治城，街道上走来了许多穿灰色和黄绿色军装的年轻人。在北平，在上海分手的又在这里的街上拉了手，带来了意外的欢欣，相互看看身上穿的军衣。原先不认识的也总有他们共同认识的朋友。“在这里我遇见了杭州梁氏三姐弟。他们中姐姐在决死三纵队的军政干部学校当指导员，正预备当县长；妹妹也在深山里熬炼过，现在是一个记者；弟弟从抗日延安军政大学里出来了，正要到河北去打游击。”

山西抗战当时已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支持。早在1937年10月，英国《伦敦先驱日报》记者杰姆斯·贝特兰在见过周恩来后就断言：“这是显然的，组织华北民众抗战的主要任务将落在第八路军的身上。”1938年6月，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率领医疗队进入晋察冀根据地，不仅救治伤员，而且建立模范病室、创建特种外科医院，提高了治疗效率，培养了一批医护人员。对自己与八路军相处的这1年零8个月时间，他很感慨：“我万分幸运能够到你们中间和你们一起工作和生活，我向你们表示：我要和中国同志并肩战斗，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6位外国记者，于1944年8月中旬来到晋绥军区参观；9月初，又前往晋绥边区第八军分区访问，参观了分区医院及兵工厂，见到了被俘虏的日伪军；9月中旬，又来到汾阳县，见证了八路军攻击汾阳日军据点的战斗，看到了被攻克的日伪据点、被押解的大批俘虏和被缴获的大量战利品，非常感慨：“我们看到了你们英勇作战，看到了你们的胜利和牺牲，看到了人民是怎样的拥戴你们，看到了解放区军民是怎样的同仇敌忾!”参观团中的福尔曼先生说，我要将看到的八路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的武器援助，最后打垮日本法西斯。武道先生明确指出，八路军游击队比日本军队打得好，中国人民是有能力一步步将日本侵略者赶走的。而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爱泼斯坦则表示，这次我们看到了敌后的军队与人民在怎样艰苦英勇地工作和战斗，怎样牺牲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祖国、为世界人类和平而斗争。参观团记者们于10月初离开山西，他们把晋绥边区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及其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建设情况，向全世界做了客观而生动的报道。

尽管战争残酷，生活艰难，但这里始终洋溢着胜利的激情，就像冬日里已经出芽的麦苗。当时，卞之琳坚定地相信，初到太行山时“我们在一片苍黄的冬野里看见那青青的一行行，就仿佛在一个否极的旧世界里看到了希望本身”，“现在还是冬天，更大的冰雪多分还要来，可是麦苗一定会愈锻炼愈有劲，不但如此，它们一定还会就从冰雪的本身吸取使它们滋长所必需的水分”。是啊，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以当时的见闻和评论为序，恐不多见，虽不一定全面，但有历史的客观与真实，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和想传承的。无论如何，把在山西发生的这段难忘的历史挖掘好、研究透、撰写全，以告慰在战争中死去人们的在天之灵，彰显在战争中为民族和人民牺牲的烈士们的千秋功业，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做好这项工作的初衷和动力。

杨 茂 林

2015年7月15日于 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