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对待“异端”的态度
《论语·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对于这段话中的“和”与“同”的词义，以往人们的理解是有分歧的。
何晏注：“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其利，故曰不和也。”皇侃疏：“和，谓心不争也。不同，谓立志各异也。君子之人千万，千万其心和如一，而所习立之志业不同也。……小人为恶如一，故云同也。好斗争，故云不和也。”这些解释都不可取。
《汉语大词典》：“和而不同：谓和衷共济，而又各有所见，不苟同于人。”百度“词典”栏目解释“和而不同”：“和：和睦；同：苟同。和睦地相处，但不随便附和。”这些解释也不可取。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错误的理解却被当今许多人接受了，甚至一些专门研究儒学的专家也是如此。针对世界上不同文化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问题，现在“和而不同”的使用频率很高，大家都是将其中的“和”理解为“和谐”“和睦”，恕不举例。
朱熹《论语集注》：“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这样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
这里的“和”应当理解为“追求事情的合理适当”，也就是“无乖戾之心”的意思。这里的“同”应当理解为“无原则地逢迎”，也就是“阿比”的意思。本书上文的《谈“和”》对此进行了考据解析，这里不再重复。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的是君子与小人的质的差异，并不是儒家对待“异端”的态度。那么，儒家在“异端”面前持怎样的态度呢？下面做一些考察分析。
《论语·卫灵公》：“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段话的译文是：“信奉的学说宗旨有矛盾，不在一起进行商量。”
人们之间一般性的不同见解，可以通过讨论分析、互相说服而达到一致。所谓“道”则是形成了思想体系的学说宗旨，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和相应的社会基础，内部有着相对完整的自我解释和证明体系，具有虔诚的受众群体和相当的抗攻击能力，对其他学说有强烈的征服倾向。不同的学说互相视为异端，党同伐异，甚至会演化为战争屠杀。
不同的“道”之间的同化努力是徒劳的，不会有实际的效果。儒家主张积极干预社会，道家主张放弃对社会的干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庄子》《墨子》中对儒家极尽贬低，孔子也受到过许多“道”不同者的嘲讽否定。他显然看清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所以提出了“不相为谋”的主张。
所谓“不相为谋”，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听任社会和历史的选择。这类问题也只能如此，论辩争执不会有什么积极的效果。
《论语·为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这段话的译文是：“下大功夫学习非正统的各种学说，是有害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在政治、思想、道德、伦理等范畴形成了一种传统的学说体系，这一体系被称为“先王之道”，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儒家就是这一学说体系的代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人们也对正统的思想理论提出反对意见，形成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学说，这就是所谓“异端”。异端学说的兴盛在战国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任何思想意识都不是无源之水，异端思想都有其历史渊源和社会基础，在任何时代都是客观存在的。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先王之道”对社会的维系作用被削弱，这正好给异端思想的活跃提供了方便，因而才有了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
异端思想有下列特点：第一，对正统思想予以局部或全部的否定。第二，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适用性，这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第三，利用人们对正统思想的审美疲劳和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将现实状况的不合理归罪于统治思想的不合理，为自己争得受众。
正统思想方面不能无视异端思想的存在，也会对这些思想进行研究了解，但这只是为了批判而进行的准备。如果这些“涉外”研究者被其研究对象所吸引，从情感上和理念上对其研究对象产生了认同，投入了更多的研究热情，就是被异化了，所以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论语·子张》：“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这段话的译文是：“即使是那些不正统的学说，也总有可取之处，但要达到远大的目标，却怕受到它们的妨碍，因此君子不去学习和研究它们。”
所谓“小道”，指的是儒道之外的其他学术派别，也就是孔子说的“异端”。这些派别信奉者少，其学说的内容规模都远不如儒学，确实应当被视为“小道”。
《论语·泰伯》：“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这段话的译文是：“别人不仁道，你对他厌恶得太厉害，会出乱子。”即使是对于他人明显的道德瑕疵，也应有一定的包容态度，不可以“疾之已甚”。
《论语·卫灵公》：“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这段话的译文是：“君子谨守自己的原则，不和别人发生无谓的争执。他们能和众人和谐相处，不为私利而结成朋党。”现在的人们，往往是将“和而不同”理解为“群而不党”的意思了。
《论语·子张》：“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这段话的译文是：“子夏的学生向子张请教和人打交道的问题，子张说：‘子夏说什么了？’学生回答说：‘子夏说：对于好人，就和他交往。对于不好的人，就拒绝他。’子张说：‘这和我从孔子那里听到的教导不一样。君子尊崇贤人而对普通人宽容，赞许做得好的人而同情有缺点的人。我如果是大贤人呢，对别人有什么不能宽容的？我如果不是贤人呢，别人将会拒绝我，我怎么可以拒绝别人呢？’”子张的见解显然比子夏高超，“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是君子待人的正确态度。
综合起来，儒家对于“异端”的态度就是这样：
1. 承认“小道”有一定的合理性，需要予以研究了解，但不可以“攻”（太专心地研习），以防“泥”（被妨碍而受拖累）。
2. 承认不同的“道”难以沟通说服，所以放弃同化“异端”的努力，采取和平共处、和平竞争的策略。
3. 善待任何人，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坚持原则而态度友好，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包容后进，不可疾之已甚。
在孔子的时代，儒家学说还是独步天下的局面，但由于社会的混乱黑暗，自然地使“隐士”的数量逐渐增多。儒家主张入世，隐士主张出世，在儒家面前，隐士的思想见解就属于“异端”。在这一“异端”面前，孔子本人的实际表现堪称正确态度的楷模。
《论语·宪问》：“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这段话的译文是：“孔子在卫国时，有一次在敲磬，有个人扛着蒉经过孔子的门口，说道：‘有感慨啊！敲磬呢。’过了一会儿又说：‘见识鄙陋啊，磬声硁硁地响着！意思是说没有人理解自己，也就是说自己怀才不遇而已。如果水深，就穿着衣服走过去；如果水浅，就提起衣服蹚过去。’孔子说：‘真坚决啊！没有办法和他辩论。’”
荷蒉者有很深的音乐造诣，能听懂孔子的磬声。他引用《诗经》来表述自己的意见，说明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还能对孔子这样的人物予以否定，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说明他对人对事已经有了高层级的评价体系。凭着这样的条件，他完全可以有很高的地位，却扛着蒉在街上行走，是平民身份，这说明他是主动避世的隐士。“深则厉，浅则揭”不是他自己的人生信条，而是给像孔子这样想积极入世的人提出的建议，言语之间表达了对孔子的鄙视和嘲笑，“深则厉”的选择是被他自己所摒弃的。
隐士又称为高士，其隐居行为被认为是最为高尚的选择，体现了对黑暗现实的摒弃，也体现了个人节操的坚贞。隐士们都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世人的，他们和汲汲于名利的求仕者存在着人生价值观上的根本冲突，很难处于同一个对话平台上。孔子虽然是一个特殊的求仕者，但在隐士的眼里就显得更加可悲和可笑。对于这样的人，孔子知道说什么也是白搭，甚至会自取其辱，所以孔子说：“果哉！末之难矣。”
《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段话的译文是：“长沮和桀溺在结伴种地，孔子经过他们跟前，让子路去打听过河的渡口。长沮说：‘那个管着车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子路去问桀溺，桀溺说：‘你是谁？’子路说：‘是仲由。’桀溺说：‘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子路说：‘是的。’桀溺说：‘无道的现象像滔滔的洪水，普天下都是这样，谁能改变它？况且你与其跟着一个躲避坏人的人，哪能比得上跟着躲避黑暗社会的隐士呢？’他用农具覆盖着下到地里的种子，不停下来。子路回去把他们说的话告诉了孔子，孔子心情惆怅地说：‘人不能和鸟兽为伍，我不和世上的人们在一起而和谁在一起呢？如果天下政治清明的话，我就不用和你们去改变它了。’”
长沮和桀溺是隐士，他们对孔子这样汲汲仕进的行为十分鄙薄，认为像孔子这样有学识的人是不应该如此看不清时势的。他们认为无道的现状像洪水泛滥一样布满天下，有识之士应该像他们一样当“避世之士”，而孔子却当的是“避人之士”，谁无道就离开谁，但天下乌鸦一般黑，哪里还能找到有道的君主呢？两个人连渡口都不肯告诉子路，谈话中直呼孔子的名字，表示了对他们师徒的极度轻蔑。
对于长沮和桀溺说的社会现实，以及对自己“避人之士”的评价，孔子显然认同，并感到无奈，心情“怃然”，但他并没有去和长沮、桀溺争辩，没有去向他们宣传自己的理念。
《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这段话的译文是：“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经过孔子身边，他唱道：‘凤凰啊凤凰啊！你的品德怎么如此退步？过去的事情不能再劝阻，未来的事情还可以赶上。你算了吧！算了吧！现在从事政治的人很危险啊！’孔子下了车，想和他交谈，他快步跑走了，孔子没有能和他说上话。”
接舆显然对孔子颇为了解，把孔子比为凤凰，说明他认可孔子了不起，但他认为孔子到处求仕是品德退步的表现，警告孔子：从政是一条危险之路，不可执迷不悟。
对孔子提出这类批评的人，往往是一些自认为看穿了世俗的“世外高人”，孔子能够理解他们的观点，对他们的批评并不反感，希望能和他们沟通。不过这些人自视甚高，不可能接受孔子的观点，所以接舆不肯和孔子对话。
《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
，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这段话的译文是：“子路跟随孔子出行而落在后面，遇到一位老者，用手杖担着除草的，子路问他说：‘您见到我的老师了吗？’老人说：‘四肢不劳动，五谷不种植，怎么配给人当老师？’他将手杖插在地里，除起草来。子路拱着手恭敬地站着。老人留子路住在他家，杀了鸡，做了软黄米饭给子路吃，还让两个儿子拜见子路。第二天，子路追上了孔子，把遇到的事情告诉了孔子，孔子说：‘他是位隐士。’让子路返回去再见一下老者，子路到了他家时，他却出去了。孔子说：‘不出来当官是不道义的。长幼之间的礼节尚且不可以不讲，君臣之间的道义怎么可以废弃呢？想使自身干净，却破坏了大的伦理。君子出来做官，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责任。合理的主张不能推行，我早已知道了。’”
荷丈人也是隐士，他张嘴就贬斥孔子，可见他不但见到了孔子，而且早就知道孔子的有关情况。他认为在黑暗的现实面前，应该拒绝出仕，像他一样种地而自食其力，才是士人正确的选择。孔子四处求仕，被他认为见识不高，不配当老师。
隐士们和孔子的处世态度有尖锐的分歧，但他们对孔门师徒做人层次的评价并不低，接舆将孔子比作凤凰，长沮说孔子“知津”，荷丈人厚待子路，都体现了他们对孔子等人素质的肯定。孔门师徒对隐士们的素质同样持认可和理解的态度，孔子想和接舆交谈，因长沮和桀溺的批评而“怃然”，让子路返回去向荷丈人做解释，显然认为这些人是值得交往的。子路对荷丈人的贬斥不置一词，还对着他“拱而立”，也表示了敬佩。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这段话的译文是：“孔子到了郑国，和学生们走散了，他独自站在郑国外城的东门口等着。有个郑国人对子贡说：‘东门口有个人，他的额头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不过从腰往下比禹少三寸，疲惫得像个没有了主人的流浪狗。’子贡如实告诉了孔子，孔子高兴地笑着说：‘他说我的长相如何，不必当真。他说我像流浪狗，倒确实如此，确实如此。’”
这个和子贡说话的郑国人显然不是等闲之辈，他把孔子了解到骨头里了。他借孔子的长相说事，认为孔子的身上满是圣君贤臣的元素，既能是尧、禹一样的盛世明君，也能是皋陶、子产一样的治世能臣，可惜他生不逢时，现在是一个没有了主人的流浪狗。
孔子一生遭到过隐士们的不少嘲讽，对于这些非常尖锐地批评挖苦他的人，孔子的态度还是相对友善的，他能够理解这些人的立场。人家说他是丧家狗，他觉得这个比喻恰如其分。自己对主人忠心耿耿，能够尽职尽责地看好门户，却像一个没有人肯收留的丧家狗，找不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如果能遇到商汤，那孔子就会是伊尹，如果能遇到文王，那孔子就会是太公，他就不会再是丧家狗了。
这位郑国人对孔子的评价，认可和同情的成分是其主旋律，嘲讽则是其附带的弦外之音，不过是说孔子在黑暗现实面前的抗争态度不明智而已。孔子对这位评论者的见识是颇为赞赏的，大有遇到知音的味道，他谦虚地说：“形状，末也。”然后又感慨地说：“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可见他思想的共鸣。从孔子的反应来看，他和这位郑人，在观点和情绪上还是很“和谐”的。其实孔子自己也不时地流露出过当隐士的情结，《论语》中记载他曾经想“居九夷”，想“乘桴浮于海”，对于学生曾晳向往的隐逸生活，他也曾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吾与点也”的响应。就出世者和入世者而言，他们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既有互相敬重的一面，又有互相贬斥的一面，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
《论语·宪问》：“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这段话的译文是：“原壤伸开两腿坐在地上等着孔子，孔子说：‘小时候不敬重尊长，长大后没有建树，到老了还不死，这就是祸害。’说着用拐杖打他的小腿。”
原壤是孔子的朋友，《礼记·檀弓下》记载，他母亲去世了，孔子去帮着办丧事，他却站到棺材上唱歌，孔子装作没有听见。随从的人劝孔子不再管他的事，孔子还是没有和他计较。
古人的“坐”是双膝跪地，臀部压在脚后跟上。见到客人时，应该站起来，至少应该臀部离开脚跟，直起腰来致意。孔子拄着拐杖，说明年纪不小了，他去看原壤，原壤用“箕踞”的坐姿在那里等着，非常简傲无礼，所以被孔子一顿臭骂，小腿上还被敲了一拐杖。从孔子骂他的话来看，原壤从小就不敬重尊长，一辈子也不做学问，无所建树。
原壤的表现，与儒家的人生价值观大异其趣，有《庄子·大宗师》中孟子反、子琴张的影子，似乎是有道家思想的人。《论语》中的这则材料，最早记载了儒、道两家人物的交锋，可以看出孔子对道家人物的态度。
从儒家的人格规范来看，原壤的表现可谓一塌糊涂。孔子主张“无友不如己者”，却一直没有断绝和原壤的来往。原壤倨傲地会见孔子，是故意地发起挑衅，孔子对他又打又骂，是依据儒家规范对他进行回击。但这是朋友之间的争端，正好体现了他们关系的直来直去，不拘形迹。
孔子和原壤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以这样特殊的方式交往，是很值得分析探讨的事情。从理性的角度看，思想认识方面的敌手，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朋友，双方可以在冲突中发展自己。这种朋友无论是和一般的酒肉朋友比，还是和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其存在的意义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总而言之，孔门师徒对待“异端”态度的理念论述是真理性的，其交际实践是楷模性的，值得今天的人们学习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