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荣格与弗洛伊德

一、弗洛伊德对荣格的启示

毋庸置疑，作为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开创者，弗洛伊德对荣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荣格在其心理学研究过程中不仅继承了弗洛伊德的许多重要思想，而且在更深广的层面上完成了对这位精神分析心理学开创者的超越。即使最终分道扬镳，他们之间的“故事”^注38也是理解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关键所在，理解弗洛伊德思想是领悟荣格精神的前提。

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始终在理性上追求自然万物的起源和一切自然现象产生的原因，然而这一切行为并不是现代人类所特有，远古时代人们对于风、雨、雷、电的阐释已经产生在几万年前。这些看似自欺欺人般的解释都成为今天传唱的神话和歌谣，成为人类所有幻觉的来源。包括宗教的一切都只是这些幻觉的一部分。然而人类理性至今未能彻底超越这些幻觉，人类始终颠簸在酒神与日神的船舷上，风雨飘摇地经过了数万年，仍然找不到观念的出路。启蒙哲学家追根溯源的结果，终极因的追究，最后都回到上帝身上，那全知全能的图腾才是解释万物的根本。现代人终于在祖先那里找到了避风港。尽管现代人表面上始终否定这一切，转身之间，却往往流露出对上帝和神祇的崇拜。集体潜意识才是真正的巨人，它站在所有伟大哲学家的身后，站在所有科学家的旁边，站在人类的前方，人类始终在它的吸引下走过千年的历程。现代科技只能在零敲碎打中满足人类欲望的最低限度，却不能带来人类一直所追求的终极幸福。这一切都成为科技之神永远无法取代图腾的原因，它最多只能作为图腾的一个部分。

就像所有其他一切非人类生物一样，人类同样在整个自然中具有同自身相契合的地位，并扮演着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但是人们始终无法准确定位自己，总是或高或低的评价人类在整个自然生态中所处的地位。从达尔文的进化以及遗传理论中衍生出的所谓“自私的基因”和“无私的基因”^注39等一系列的隐喻，都被纳入人类对自身存在终极价值的漫漫无边的探索当中。

弗洛伊德在他的《一个幻觉的未来》中认为，宗教是孩提时代经历的重演。弗洛伊德将宗教与他在小孩身上发现的强迫性官能症作了比较。他认为，宗教是一种集体的强迫性官能症，是由孩提时代产生的强迫性官能症相类似的情形引起的。^注40这里所谓的“恐怖力量”是指自然给予人类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灾祸，不仅包括地质灾害，同时也包括瘟疫等人类始终难以克服的疾病。尤其对于早期人类来说，种种天灾更像是上天的惩罚，是人类依靠自身力量无法战胜的。面对种种灾祸，原始人就像孩童一样迷惑，宗教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在原始人类看来，“神”无所不能，宗教在心理上的影响更是深刻而持久。

正如《圣经》中所记述的那样，人类对世界万物的统治和照管是人类与上帝所订立盟约的一部分，这也是人类幻想的一部分：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幻想成为自然的主人，控制自然并让自然的一切存在都为自己服务。而这个幻觉的未来既是宗教的未来，也是人类的未来。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深受这一幻觉的影响。例如，“生活于基督即将再临的期待之中的有些人似乎总结说，因为存在于上帝的化身中，我们现在有权利随意地做我们想做的事”^注41。这是克拉克对曲解宗教传统学说者的一种质疑，他希望通过重新诠释宗教经典来扭转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使在人类早期对自然的态度中所体现出的恭敬和胆怯，也无法掩盖这种内在的矛盾。如果说人类存在的终极目标就是自我生存价值的实现，那么，这一目标却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与整个生态以及自然存在价值的实现上产生了尖锐的对立。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类个体与其父亲的关系如出一辙。人类在对自然的崇拜、畏惧和敬仰中始终无法摆脱超我控制的阴霾。图腾原型成为人类集体恋父和弑父情结的交错意象的象征。而且，人类文明对于自然来说只不过是惊鸿一瞥，正如肇嘉（Luigi Zoja）所声称的那样，对于自然历史的进程来说，人类文明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像苏格拉底、基督和其他任何我们认为属于古代的人物，都被捆绑在最后的几秒钟内”^注42，人类所有智慧全都源于大自然，作为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只在最近几千年甚至几百年内深刻影响着地球。

“文化并不是建立于虚空之上的；它以过去的灵长目动物社会前文化的错综复杂性为支撑。”^注43同样，现代人的潜意识也是依靠史前的动物本能为支撑。对于这种起源的探寻，或许永远没有精确的解释，正如肇嘉所说，这种探索或许只是一个童话故事所必需的要素——“引导我们回到过去的时光并为我们的起源指明方向的，并不只是对知识的需求。它也是讲述故事的需要。每一个文明——特别是父系制的文明——都宣称它拥有自己的神话的权利，有把他植根于提出万物之源的最终故事中的宇宙演化之中的权利”^注44。每一种文明都在类似的“集体无意识”的迷狂中确立自己文明的源头，一切文学和艺术的辉煌都由这些源头中延续下来。表面看来，现代人类的发展似乎是度过了原始无意识的领域，步入理性的殿堂，但是，从精神实质来看，现代人只是在另一个表象上重复原始人类的一切。图腾变成上帝再变成现代科技，超我的力量从显在的图腾与神的形象转变成理性、科技以及逻辑的抽象范式。人们通过现代科技虽然可以精确并完整地复制原始人类的生活以及生产方式，甚至完美地重现原始人类的样貌，却无法把握祖先的真实心理。根据人类学以及考古学的发现，人们可以从烧焦的炭灰来判断原始人类使用的工具和主要食物的来源，却无法准确获知原始人在使用这些工具和进食时的心理活动。唯一能够转述这些的，就是刻在岩壁上的图腾和千古流传的神话。通过对于图腾的种种研究，人们逐渐发现，几千年的时间改变了物质生活的一切，却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思想和心灵。所有对于过去的追溯和思念，都隐匿在现代人的迷狂之中。闪烁的现代都市的灯火同远古人燃烧的火把一样，勾画着人类诞生之初的梦。

在人的心理和自然本能的问题上，荣格选择性地继承了弗洛伊德，并同他的原型理论结合起来。在荣格看来，人类的本能正是原型意识的象征，作为某种内部体验，原型存在于人类集体的普遍心灵之中，因而也是解释不同地域文化产生相似文明起源意识的途径。不断重复的原型意识象征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前景。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任何知道一点人的精神生活的人都会意识到，要丢弃曾尝试到的乐趣，是再难不过的了。的确，我们丢不掉一切，我们只是以一件事来代替另一件事。有时，我们表面上丢弃了某件事，而我们实际上做的，只是找一个替代。”^注45同样，最原始的图腾崇拜也并没有在历史的演进中被抛弃，相反却以不同的形势不断重复地出现在人类的每一个时代中。虽然不同的神轮流取代图腾的位置，但是其本质并没有发生丝毫改变。诗人所做的白日梦，并没有同常人的梦有本质上的差别，唯一的不同或许只是文学家会运用语言来描述他们的梦，这种描述通常会比一般人更精确、更形象。

人类同自然的关系并没有因人类物质生活的变化而有根本上的改变。通常所认为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由和睦到冲突、再到对立激化的过程，只是停留在物质的表象之上，其精神内核和本质却是始终冲突的：人类从远古时代对于自然的崇拜和敬畏起，直到现代社会对自然的野蛮征服和无休止的掠夺，都是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完成，遥远的图腾就像一面旗帜，永远指引人类向自然“进军”的噩梦。面对自然，人类似乎始终没有摆脱敌对和畏惧的心态，自然就像父亲，作为超我的力量始终压抑着人类及其心灵深处的欲望。“弑父”情结成为普适性的、难以摆脱的人类的宿命，在自然与人类关系的层面上，情结又被无限扩大，成为人类集体与整个生态敌对的根本动因。自然越强大，人类越恐惧，就越加重此种心态在人类集体中的蔓延。

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的困难之一》一文中分析了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始终无法摆脱的自恋症倾向，即“目前为止人的总的自恋以及人类的自恋是怎样受到了来自科学研究的三次严重损伤”^注46。人类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被自我所解构，人类在建立辉煌文明的同时却将文明推向自我毁灭的未来。他认为，第一次自我解构是在哥白尼发现地球并非宇宙中心的时候，并在此之前就有人提出类似的理论，这个理论的提出严重打击了中世纪人类自以为世界中心的狂热的自恋，地球只不过是整个宇宙中普通的一环——“人类的自恋遭到了第一次打击”^注47。第二次是在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之后，他让人们看到“人不是不同于动物的生物，也不比动物优越。人起源于动物，而且同动物有着或亲或疏的关系。人后来进化的结果并不足以抹掉他在身体结构以及精神气质方面于动物同等的证据”^注48。实际上，人类自认为与非人类生物的种种差异并不是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有的，相反，原始人类对动物的尊重程度是现代人类所无法想象的。这种尊重在现代人类社会也能找到影子，例如印度文化对牛的尊重等。只是进入文明社会，圈养动物成为可能，家畜不再是人类惧怕和崇拜的图腾，而变成人类生存的基本来源之一，从这时候起，人类才拥有了征服其他物种的自信，人类对于动物的优越感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形成的。自恋倾向直到今天仍旧影响着人类在对待非人类生物时的态度和行为。在达尔文进化论对人类自恋的第二次打击之后，人类距离走出自恋症的藩篱还有相当长的时间。正如弗洛伊德自己所认识到的，“虽然在同外界的关系上，人的威风被如此扫尽，人仍然感到在自己的灵魂深处主宰着一切”^注49。这一灵魂深处的主宰，正是现代人类所强调的抽象的科学与理性，然而这种抽象的科学与理性的结合也只不过是原始图腾崇拜的变体。图腾作为原始人类意志的外化，同科学技术在现代人类心灵中所占有的地位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第三次严重的损伤也正是弗洛伊德在书中所着重强调，并要试图证明的，即，潜意识的发现对于人类理性的冲击。潜意识对意识的所有影响是后者很难发现的，在弗洛伊德之前，潜意识往往被认为是一种邪恶的入侵^注50，甚至是一种人类的退化。然而弗洛伊德以及他之后的继承者，用事实证明了这种“邪念”只不过是人类头脑中避开知觉、逃离意志控制并对意志产生影响的自然本能。对于个人来说，性本能是最能体现人类个体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对于集体来说，通过自然遗传以及自然变异留存在人类集体中的潜意识原型是最能体现人类整体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当人类以为理性与科学可以解释万物的时候，突然发现自由意志的无法控制和难以察觉。人类所有的发掘自然“真相”的努力都变成可笑和难以琢磨的、无法控制以及模糊混沌的“本能”。它让人类最终失去了世界之王的宝座，降为同非人类生物平等的地位，人类同所有非人类生物一样，根本上都是受到自然本能的控制。也就是说，自然才是真正统治万物的主宰，才是一切图腾至上最高的“神”。对弗洛伊德、达尔文进化论以及人类发展史的研究使更多人相信，人类与自然以及整个生态的关系是在对立与冲突中建立起来，并在不断反思中调整、平衡。如博萨尼对弗洛伊德的诠释那样，“弗洛伊德关于文明最著名的理论陈述，应被理解为对一个迷恋理论的文明所进行的强有力的间接批评”^注51。

弗洛伊德对个体无意识的分析对于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原始时期，相对于人类的软弱和无助，自然力是神奇的且异常强大，人类幻想通过巫术以及类似的神秘仪式获得部分的自然神力，以便能够得到人类发展的动力，一方面保护自己摆脱非人类生物的迫害和袭击，另一方面帮助自己能够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中实现种族的延续和存在价值的实现，远离疾病、灾祸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自然灾难。

随着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人类逐渐掌握了控制部分自然的能力，例如，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饲养动物，农业的发展，也让人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自然的控制，可以生产足够的食物而不再忍受饥饿，并且建造的房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抵御季节交替所带来的麻烦。这个时候，人类在身体上受到自然的压迫开始缓解，因而，心理上的压迫也相应缓解，主宰万物的神开始变为人的形象，原始图腾也形成了半人半神的模式，人类逐渐走向自我发现之路，开始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力量，从人类形象第一次出现在图腾中的时候开始（例如，上帝是以人类自己的形象被想象和复制成艺术品），并且更加相信自我感观，人类逐渐相信自己是万物的中心，地球是宇宙的焦点。这一时期，人类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同时也对自然造成了初步的破坏。在这一时期的中后期，人类中少数睿智的部分开始意识到地球并非世界的中心，人类也只不过是组成自然的一部分，并非核心。人类的自恋第一遭到打击，人类心理的伤害开始由外在的自然转向内心，自然对人类心理的伤害开始减少的同时人类的自我反思开始前所未有的增强。

最后一个时期，人类在集成了农业社会所创立的辉煌的基础上，开创了更为宏大的工业时代。机器的轰鸣成为人类征服自然的号角。理性的光辉照耀世界，启蒙给人类带来了无比自信和强大的力量，科学、技术成为通向真理大门的钥匙，成为新的图腾，新的神。大学里树立的原子和DNA雕塑成为人类共有的新图腾。人类拜倒在科学的脚下，不再相信感觉和神话，梦幻与史诗般的自然以及一切自然神力都被公式与方程所解构，随之建立起数字的高塔——通天的巴别塔。人类终于建造成能够通往上帝之城的道路，自然被踩在脚下。人类身体从未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人类的活动得以深刻影响地球的地理、物理以及化学因素。然而自然并没有坐以待毙，相反，却不间断地给人以报复：通过各种灾害反作用于人类，人类在狂放向前发展的同时不得不时不时注意脚下，以免摔得鼻青脸肿。科技的发达、人类身体力量的壮大，心灵却并没有产生共鸣，相反，心理的反思在不断加剧，达尔文进化论以及个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理论的冲击，都让人类的心灵蒙上更深的阴影：无论人类多努力，最终都无法逃过自然轮回的命运；无论人类科技多发达，都无法彻底避免自然灾害的袭击，并且人类的发展却带来更多的灾害；无论人类理性多完善，都无法解释自然本能的冲动。一切的一切都向相反的方向坠落，心理上的压迫感并没有因为物质的满足和科技的发达有所减轻，相反却更加严重。人类于自然和整个生态的关系愈加复杂。

总之，个人同自然的关系扩大到整个人类集体，个体无意识也由此扩大到整个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原型的发展和变化能够体现人类的集体自恋等情结，图腾崇拜也像幽灵一样伴随人类发展的每一个过程，人类意识自始至终未能摆脱这一无意识原型的控制。弗洛伊德在努力证明其理论的意义时，无意中为生态心理和生态精神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荣格则在弗洛伊德的启示下从个体走向人类群体，从个体向群体的过度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人类群体对自然的态度正是在集体无意识的心理作用下形成的。人类一方面不得不面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同自然整体利益和生态平衡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集体无意识的自然本能促使人类无法忽视自然精神的强大力量。这同时也是一个自我反思、自我解构的过程。人类通过生态精神来反思文明史的发展，并权衡自身对自然以及非人类生物所做的一切。

二、荣格对弗洛伊德的超越

弗洛伊德与荣格所代表的精神分析心理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正是达尔文及其进化理论得到广泛关注的时候，生物进化论的提出对于很多学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精神分析学尤其以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更是接受了这一思想，并将其运用于心理学研究当中。

虽然弗洛伊德与荣格最终分道扬镳，他们之间的友谊也因为学术意见相左而终止，但是这并不能让两者的学术思想完全背离，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础上，荣格实现了对老师的超越。正如1907年弗洛伊德和荣格之间的一次重要通信所揭示的那样：

荣格：现在，我希望您能够解释：您是否认为性是所有感觉的基础？对于你来说，性是人格的组成部分之一（尽管它是最重要的部分），并因此成为临床精神病症中表现出的最为重要和最为频繁的症状？是否有些精神病症是由一些更为深层的或是非性情结因素与性情结一起共同决定的（如职业、工作等）？^注52

……

弗洛伊德：大量的论文都很难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并非是我知道得多，而是因为有许多同样有效的可能性。现在不相信任何人能够合理地解释性事所有感觉的基础。根据诗人，我们知道本能的两种来源，其中之一便是性……^注53

即使弗洛伊德曾像一个预言家般指出荣格思想的“危险性”——尤其是对于他们之间的友谊而言：“我请求您，不要把一切聪明才智和随和的脾性都奉献于某种偏执，尤其不要在你我如此亲密之时又远我而去，否则，恐怕有一天你我会因此分道扬镳。”^注54荣格却并没有因此停止对集体无意识的探索，并且，他清醒地认识到，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在文学批评当中不应当是相互排斥的，两者的结合反而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文学作品或者文学现象，其结合点就是对梦的分析。精神分析心理学注重对梦的阐释，不同之处在于弗洛伊德看重梦中所呈现出的心理元素之于“性”的象征意义，荣格则更倾向于解释性本能及其压抑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人类同整个宇宙和自然的关系。

在对作家的心理分析上，荣格是从生态的角度来诠释集体无意识对作家心理的影响。从起源上来说，集体无意识产生于自然对人类祖先心灵的深刻作用。正如荣格在《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中指出的：人类的心灵亦是进化的产物^注55，祖先记忆在人类心灵中留下的烙印深刻影响着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潜意识是作为身体的一部分被保存在基因和记忆当中，并随着人类的发展得以传承。在荣格眼里，只有集体潜意识才能够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一个民族在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集体潜意识是存在于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心灵当中的。相比而言，个体潜意识只是作为意识之下与意识最接近的部分对人类意识产生影响，推及文学，个体无意识也只能解释有限的文学作品以及个别作家的创作活动，并不能解释全部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背后的心理动因，尤其是那些能够反映整个民族心灵、社会心理的作品。另一方面，集体无意识还保留了人类最初的记忆——自然在人类祖先头脑中所呈现的早期印象。所以，当文学作品在表现这些内容的时候，往往带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作家仿佛来自遥远的过去，为读者描绘祖先见到过的自然景象。这些作品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激起似曾相识的感觉，它们来自于长期潜伏在人类集体心灵深处的记忆。

受到进化论的影响，集体无意识理论也无法回避心灵进化问题，但是荣格所强调的并非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们所重视的进步观，而是强调现代人心灵对古代人心灵的继承。正因如此，现代人心灵中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古代人对世界的认识以及对自然和整个宇宙的理解。因而，文学艺术当中不断复现的古代神话传说的意象、回归主题以及对黄金时代人类生活的莫名向往，等等，也都源于现代人心灵对祖先灵魂的继承，其背后的心理动因几乎可以追溯到亿万年前。

在人类群体中，诗人更加敏感、更容易被潜意识所左右，诗人的个体无意识受到集体无意识的影响则更为深刻。诗人在对个人情绪、个人感情进行表达和抒发时，往往带有鲜明的民族品格。诗人的个人潜意识被置于一个更大范围的集体潜意识的背景当中，在诗人的带领下，读者仿佛乘坐时间机器，回到了万年前的地球，在广袤无垠的自然风光中感受远古的气息。诗人表现的激荡情绪已经超越了个体心理的范畴，不自觉地受到集体无意识的影响。这也是伟大诗人的作品能够超越个体心灵并被广泛理解和接受的深层原因。诗人在其诗歌中所表达的对自然的憧憬、对现代社会的不满以及对远古淳朴生活的向往等内容，都可以在性本能之外找到更合理的解释。

例如，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在他的诗集中处处表现出对历史的关注、对人类命运的怀疑。在他看来，孤独、焦虑始终是人类的特征——“在这人世间，只诞生过一个人，只死过一个人……只有一个人看见了辽远的曙色。只有一个人嘴里体验到了水的清凉、果味和肉香。我讲的是那独一无二的人，讲的是我自己，讲的是永远都生活在孤独中的人”^注56。在马尔克斯（Gabriel José de la 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博尔赫斯等作家眼里，人类的处境是孤独的——被自然孤立。人类在生存过程中不断感受到焦虑和痛苦：人类试图了解自然，解释复杂的自然现象，并妄图征服自然。人类对待宇宙自然的方式也同样适用于对待同类，为了占用更多地资源，总有一部分人希望征服、奴役另一部分，就像勒克莱齐奥笔下永无休止的《战争》，人们似乎总是习惯于让自己处于焦虑和孤独的境域。如荣格所言：“相对于性本能及其压抑而言，更可能是社会因素在起作用。”^注57

在博尔赫斯的诗歌当中，很难找到诗人的影子，阅读者看到的大多是壮阔的历史图景，人类历史和社会的全部内容构筑了伟大的博尔赫斯式的诗歌，这些诗是从诗人个人体验中流淌出来，却带有全人类的声音。在整个宇宙和自然的背景下，诗人隐去身形，借助语言来表现个体潜意识之下的神秘城堡。在这座伟大的城堡中，人类祖先诞生之初的情形得以彰显，他们为了摆脱自然的“奴役”而不懈努力，在人们似乎看到控制自然的曙光时，却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孤独、迷惘和焦虑。

与弗洛伊德相比，荣格的文艺思想不仅仅在范围和程度上都超越了前者，而且更容易帮助研究者从自然的角度来理解作家的思想及其作品的深意。以神话传说和文学的关系为例，神话传说不仅为文学作品提供了原始素材，而且神话原型本身就是潜藏在作家、诗人心灵深处的东西，作家的创作过程与其说是对这些材料的加工，不如说是对埋藏于记忆深处潜意识的发掘、是人类远古记忆的复现。作家创造的诗歌意象，更像是对原始记忆的描摹。自然精神对作家灵魂的影响，更多的是作用于作家心灵中祖先所遗传下来的记忆，作家借此观照自然，最终创作了伟大的作品。因此，文学家对自然的热爱、对原始纯朴生活的向往和回归，都受到集体无意识的影响。

从集体无意识的角度来看，文学的发展似乎同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正好相反。就像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在他的《人类与自然世界》当中描绘的那样：“城市的发展导致人们重新向往乡村。农耕的进步培养了人们对野草、高山以及未被征服的自然的喜爱。”^注58从野蛮荒野到秩序井然的农业文明，从闭塞的乡村到繁华的大都市，人们似乎始终坚持着某种信念——征服自然，它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但是文明的“进步”、远离荒野的过程并没有让人们在内心深处得到征服自然后的优越感和控制自然后的安全感，相反，人类心灵却步入偏执的深渊。在自然精神影响下的人类精神，始终受到集体无意识深处恐惧、焦虑等情绪的作用。文明的发展过程就像是一个人类自我压抑的过程，如荣格所看到的那样，这种压抑远远超越了性本能压抑的范畴，它反映了人类心灵与自然精神之间的“压抑—反抗”模式。“压抑—反抗”反映了作家的创作过程——某种回归和释放的过程，作家通过作品来表达人类灵魂的内在需要。诗人的非自由意志则体现在他们的迷狂状态中，一旦这种状态控制了诗人的精神，他们就会迸发出无限的创作激情，但是，如果在理性状态下，诗人就很难调动这种激情。因此，理性是对无意识的压抑，人们希望借助理性来摆脱无意识的控制，但是这种努力往往是徒劳的，无意识受到的压抑越大，它对意识的反作用也会越大。这种“压抑—反抗”的模式，生动地反映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荣格他希望能够了解造成现代人群体精神病症的根本原因，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心理学研究来消解人类精神与自然和生态精神之间的对立。

在荣格理论的影响下，文学批评也必然顾及人类及其心灵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它的研究范围也更加广泛，不会仅仅停留在对作家、诗人个人及其心理的分析上。这种超越既是荣格对弗洛伊德的超越，也是文学批评对自身的超越。例如，原型批评理论正是在这个荣格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的。它发掘文本内在的心理动机，将文本放置于更为广泛的背景当中，使文本同整个宇宙和自然产生联系。

还应当注意的是，作家在其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精神病症不仅仅象征了某个个人或群体对人类命运的担忧，而是象征了现代文明之下整个人类的精神危机。诺依曼（Erich Neumann）在他的《深度心理学与新道德》一文导言中就曾指出：

现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纪元。在这个纪元里，科学和技术无疑正在表明有意识心灵对付自然天性的能力，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宰它——无论如何，在比人类历史上任何较早的时期都更大的程度上主宰它。然而，它也是这样的纪元，在这个纪元里，人类对付心理的天性和对付人类灵魂的无能，已经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更令人震惊和更明显了。^注59

荣格对现代人种种精神现象的分析都表明，他对人类灵魂的理解更接近人类精神与自然和宇宙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既是对弗洛伊德的超越，更是对人类个体中心主义心理的超越。作家对人类精神的描绘就像是个体对集体精神的显现那样，如诺依曼所说：“个体（及他的命运）是集体的原型；他是蒸馏出集体的毒药和解毒药的蒸馏缸……集体的未来生存于个体的现在之中。”^注61个体的焦虑反映了集体的需求，它产生于人类集体灵魂深处，它蕴含着最古老、最原始、最质朴的情感，同时也包容了恐惧、焦虑、偏执等压抑着的情绪。当浮士德的意象被歌德描绘成不同于过去所有时代以及神话传说中的形象的时候，它却象征了一个新时代的人类精神及其未来。个人的悲剧象征人类集体的悲剧。个体经验几乎丧失了它的全部能力，人们只能看到伟大自然和它无尽的包容力。

在《转化的象征》一书“瑞士第四版序”中，荣格指明弗洛伊德心理学在观念上的根本问题：“弗洛伊德的《一个幻觉的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虽是其晚期著作，却极好地展现出他早年的观念，一直跳不出陈旧的19世纪晚期的理性主义和科学唯物主义巢窠。”^注62换句话说，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差异体现了现代与后现代的分野。威尔伯（Kenneth Earl Wilber）认为“弗洛伊德是一个还原主义者，而荣格是一个提升主义者——他们就是前理性/超理性谬误的两个代表。关键是他们都是半对半错”^注63。在他看来，荣格与弗洛伊德所走的路正好相反，弗洛伊德代表了“提升主义”^注64——一切反理性的都是谬误，荣格则代表了“还原主义”^注65——对一切非理性不加区别地赞美。他虽然对两者均有一定的反思，但是他的观点却恰好说明荣格对非理性精神的推崇和赞誉，在精神生态的角度来看，这也正是荣格超越弗洛伊德之处。因此，荣格对弗洛伊德的超越实质上反映了人类对自我精神的超越，既是对人类向自然精神的回归，同时也是对人类自我中心思想下机械决定论、理性主义等问题的反思。

在《弗洛伊德和荣格：比较》一文中，荣格将他的观念同弗洛伊德理论之间差别归纳为三个方面，即是否承认心理学的主观性色彩（荣格偏向于客观性）、是否将性作为一切心理动因的根本以及心理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荣格倾向于承认宗教同心理学的密切关系），其中，第二个方面是荣格和弗洛伊德之间最重要也是最具实质意义的差别。荣格认为：“弗洛伊德开始就把性作为唯一的心灵驱动力，只是在我同他决裂之后，他才把其他因素考虑在内……我要做的，就是给性这个泛滥成灾并损害所有有关心灵的讨论的术语划定界限，并把它放置到合适的地方。”^注66

总之，荣格在集体无意识层面完成了对弗洛伊德的超越。荣格在其《分析心理学与世界观》一文中指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本质上是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将已成为无意识的所谓被压抑内容带回到意识中。这种技术是一种用来治疗神经症的方法。”^注67同弗洛伊德相比，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试图从个体潜意识的狭窄治疗模式中走出来，在集体无意识广袤领域寻求人类灵魂的真正归宿。在荣格看来，整个世界的处在某种精神病症的笼罩之下，无论是历史问题、社会问题还是现代人的精神问题，都可以在集体无意识的基础上对其成因进行研究、并找出治疗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