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无意识精神中的自然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不止一次地提到遗传对人类心灵的影响，他尤其强调现代人集体无意识中保留的祖先记忆，其中包括：原始人对自然的最初认识、对待自然和宇宙万物的基本态度以及对人类自身的定位等。
对人类原始经验研究的目的在于解释集体无意识的成因以及它对人类精神的影响，并治疗现代人的无意识心理——集体的精神病症。集体无意识理论在医学上的应用同样适合于文本批评和文学研究。例如，对作家的心理分析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的创作心理，研究者能够借此看到文学艺术创作心理的早期形态（或曰自然形态）。在精神分析心理学看来，文学艺术家眼中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幻觉注2的世界，同原始人眼中的自然十分相似。原始时期人们一般认为宇宙是神秘的，自然界的种种现象及其变化都是人类难以预知的。就像大地震所产生的恐惧，亲历者（无论是现代人还是原始人）的心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很难维持平衡的。人类进而意识到自我能力的有限及自然力的无限，便求助于“神明”或某个非理性的想象中的力量，这正是原始人集体心理自我调节的方式。原始人类的世界观正是原始时期神话传说产生的心理基础，随后又成为人类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来源。对于原始人类而言，此种世界观即他们眼中的“科学”和“理性”。
但是，现代文明却将其视作迷信并加以排斥。在现代人看来，原始人的世界观几近于幻想和迷信，他们对自然现象及其成因的认识是非科学的、非理性的。荣格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现代人“有意识”地遗忘了祖先的经验，祖先记忆被保留并压抑在集体无意识之内，他在《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中选用了许多现代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例来证明祖先记忆在人类潜意识中的深刻影响。现代理性和科学对自然的观念完全不同于文学和艺术家对自然的态度，它们之间的差别就像现代人的“理性”同古代人的“幻想”之间的差别一样大。表面看来，前者似乎更理性，而后者则趋于浪漫和感性。但是，荣格却认为，在集体潜意识当中，无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他们对世界的意识都受到同一个东西的作用——即原型，它的最初形态来源于自然，它通过记忆、梦、幻觉以及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意象等多种形式来表现自身，并且作用于意识。当人的精神在宇宙和自然中迷失的时候，必须通过原型来找回自我。这个过程，就像是通过文学和艺术作品所塑造的原型意象来唤醒内心深处潜意识记忆的过程——作品表达的激情以及作家在创作活动中表现出的迷狂状态，都是人类灵魂寻找自我的过程。
以荣格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更愿意把自然界所发生的事件同梦所做的预言结合起来，他们对人类心理所做的科学分析，反倒更接近原始人的“迷信”。正如荣格依据他在“爱尔根山区南部的基多西地方的卡不拉斯森林”注3的旅行见闻进行的心理学分析那样，他相信潜意识在他出发之前就给予了预兆，假如他是一名当地人的话，一定会听从这些劝告，但是作为一个有“理性”的现代人他并不相信这些，直到最终遭到“报应”注4。荣格的经历象征了现代人在自然中所面临的尴尬，在科学和理性所能解释的现实的自然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精神的世界。在心理学中，这个精神世界就是潜意识的世界。在荣格看来，原始人对自然的理解促使人类与自然物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可思议”注5的关系，这看似荒诞，却能够让人们的精神在自然中获得平衡。因此，荣格希望从原始人的世界观中抽取出疗救现代人精神危机的良方。荣格对原始人思维方式的肯定并不在于要现代人的心灵回到原始状态，而是为了证明现代文明对世界的理解并非如现代科学和理性所自诩的那样——是合情合理、合乎自然规律的，自然界里不可预测的“意外事件”注6是超越理性范围之外对人类心灵产生巨大影响的力量。正如荣格所说，意外事件最恼人不过了，即使是一位道地的理性主义者亦要诅咒它。注7原始人对世界的看法并非一无是处，他们对自然的理解有助于平衡人类的心灵，还可以用于疗救现代人的精神病症。
许多现代生态主义者相信，原始人对自然的感情是建立在敬畏的基础上的。在他们眼中，万物之中皆有神灵，自然的一切造物中都存在着精神。人类的精神同万物的精神一样，都是从自然和宇宙中诞生的。人类的精神亦是自然精神的一部分。这一思想在荣格的理论体系中被视作“身份认同”（identification）——人们并非是世界的主宰，而是世界的一部分注8。一些更为激进的生态理论家甚至认为，自然精神存在于人类的心灵当中，人类精神就是由自然精神以及人类与万物精神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如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学者所宣扬的那样，包括人类在内世界万物都是自然“关系和过程”的综合体，任何一种生物都具有与人类相类似的内在精神。
承认意识的有限性和科学、理性的片面性有利于解救人类目前所遭受的现代精神病症，也有利于改善人类同自然的紧张关系。对于走向偏执和焦虑的现代精神来说，文学艺术无疑是一例最好的药剂，尤其是那些能够为人类精神指引正确之路的作品，如《瓦尔登湖》等。这些作品能够平复人们躁动的灵魂，消除人类在精神上对自然的恐惧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紧张的状况。当读者跟随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脚步迈向杳无人迹的荒野之中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舒心和惬意，全然忘记祖先的恐惧——在黑夜里阴森的山洞中，人类先民必须时刻提防野兽的袭击，诗人眼中富有诗意的黄昏预示着暗夜和死亡——这记忆总是搅扰人类的灵魂和梦境，但是诗人巧妙地化解了这种恐惧，他们在作品中创造的原型意象能够投射在人类的灵魂之上，激发隐匿于潜意识中的自然精神和情感。
因而，从荣格对现代心灵中古代特征的理解上，研究者亦可以初窥其思想中的生态精神，借助荣格的理论来理解文艺作品，等同于从潜意识的层面来诠释文艺作品的生态精神。文学艺术作品中塑造的原型意象保留了丰富的古代特征。它们披上神秘的外衣，虽然令人恐惧，但是却能够为意识所辨别，不再像梦境那样难以琢磨。这些意象能够让人类心灵复归到一种较为纯朴的状态，既摆脱现代文明下的焦虑和欲望，同时又恰当地显现了原始记忆中人类对自然的复杂心理。荣格对人类集体无意识精神的理解符合生态主义者对人类现代文明的质疑——现代人有意遗忘祖先记忆是出于自我中心主义的心理动机。在他看来，人类的精神疾病多半来源于此种心理，尤其是对于文学和艺术家而言，精神分裂症体现了精神焦虑和回归自然的内在需求之间的矛盾。如创作《浮士德》的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创作《尤利西斯》的乔伊斯（James Joyce）以及《乌拉尼亚》的作者勒克莱齐奥（Jean Marie Gustave Le Clézio）等。荣格认为此类作品不仅反映作家的个体潜意识，还是一个民族集体无意识精神的体现。作品塑造的人物是整个时代、整个民族精神的象征，他们身上集中了这个民族的品格，他们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正是这个民族对待宇宙的态度。他们往往承载了民族历史和社会文化传统，他们身后是矗立着民族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