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的民族。

中国有着许多脍炙人口的上古神话，比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后羿射日”“大禹治水”；又像圣人发明，有“构木为巢”的有巢氏、“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养牲庖厨”的伏羲氏、“遍尝百草”“教民耕作”的神农氏；还有仓颉氏“造字”、后羿氏“作弓”、嫘祖“蚕丝”、昆吾“制陶”、鲧“做城池”、伏羲“演八卦”、风后“指南车”等传说人物的发明创造；就连“踢毽子”也被认为是由黄帝时代发明的军中游戏“蹴跹”演变而来的。

过去认为，古代文献中对黄帝、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述均为后代文献的追述，其中还有不少神话的色彩，一般来说，这些记载都属古史传说的范畴，还不能作为信史来证明。根据这些后世文献的记载，也很难全面地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更无法判断当时的社会形态。

正因如此，学界很多人对中国是否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持怀疑态度，部分国外学者甚至至今仍然怀疑国内史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是否真正存在过，他们认为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应从已经被商代甲骨文所证明的商王朝开始算起。

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较为简略地记载了夏代的历史。可是这些文献是否可信？经过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学界对夏王朝的历史有了一个逐渐清晰的轮廓性了解。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夏代的文字，以至于对夏王朝的历史还不能像商王朝那样确切地论证，但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夏代是实际存在的，而且在物质、精神和制度层面都已经是经过了初步发展的文明，并非文明社会的初始阶段。一般认为是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就被考古工作者认定为最早的中国，其拥有一座精心规划、庞大有序、史无前例的都邑，有中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系统、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最早的车辙痕迹……2011年底，经过考古人员的发掘，又让二里头早期宫室建筑重见天日，有人将其称作中国最早的“紫禁城”。

而较之更早的山西陶寺遗址的发掘也不断取得新进展。这座遗址距今四千年至四千四百年，这个时代与位置和《史记》中《五帝本纪》所记载的尧的活动时间、地点相吻合。在这里，人们发现了280万平方米的城址，其中有高等级的建筑区，单体建筑面积达到1万平方米。而且研究人员还发现了屋顶上使用的瓦片，这把中国用瓦的历史从西周时期又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前。陶寺遗址内也发现了大墓和丰富的随葬品，6件排列在墓葬墙上的石钺带有早期仪仗的性质。发掘出的千余座墓葬，呈现出了典型的阶级社会金字塔式结构。研究人员发现了大量贵重的随葬品，在一件陶器上还发现了朱色文字，尽管只有两个字，却表明当时已有人开始使用文字。更重要的是，这里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天文观象建筑。这与记载的尧测定历法非常吻合，印证了文献所记载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表明该区域可能率先出现了早期国家。所以说，中华文明五千年恐非虚言。

当然，仅仅发现墓葬还不足以说明当时已进入文明社会，都邑的出现才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据。这将有待于考古人员下一步的深入探索。

商代是中国历史上继夏代之后存在时间较长的一个王朝。从公元前17世纪商汤灭夏后建立国家，至公元前14世纪中叶盘庚迁都殷，及公元前11世纪商王纣被周武王带同西南各族攻灭，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历时六百年左右。商代已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其农业比较发达，已用多种谷类酿酒。手工业已能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和制作白陶、釉陶，交换也逐渐扩大，并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早期城市。其强盛时期的疆域东到大海，西到陕西，北达河北，南至长江，为当时世界上的文明大国。

商代农业生产已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殷墟甲骨文大量记载了商人的农事活动，几乎包括与农业有关的各个方面。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受年”“受黍年”“受稻年”之类词句。由卜辞可知，商代的主要农作物有禾、黍、稻、麦等。耕作的方法采用合力耕种及“焚田”（火耕），并已使用粪肥肥田。当时农业已能提供较多剩余产品，园艺和蚕桑业亦有发展。卜辞中有“圃”字，即苗圃；有“囿”字，即苑囿。果树有杏、栗等。

商代畜牧业也很发达，后世所称的“六畜”都已齐备。卜辞中的“为”字，像以手牵象之形，所谓“商人服象”。卜辞中又有饲养牛羊马猪的栏圈。商人爱马，对于牛、羊、犬、豕等的毛色，商人已能加以区别，还注意到牲畜的牝牡，并使用了去势术的技术。商代的六畜也为人所食用，食品中的羞字从羊，豚字从豕，镬字从隹即禽，证明羊豕禽等已作为殷商人普遍的食物。商代六畜还用于祭祖，有太牢（即牛羊豕）、少牢（即牛羊或豕犬）之称。商人祭祀，一次用牲可多达数百头，而且往往牛、羊、犬、豕合用，若没有高度发展的畜牧业是不可想象的。商代的黄河下游中原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并有广大的森林、草原、沼泽、湖泊，故作为农业、畜牧业补充的渔猎也很发达。卜辞中有“王鱼”“获鱼”的记载，商代遗址中也出土过许多鱼类、蚌类的遗骸。捕鱼的方法主要有网罟、钩钓、矢射等。卜辞中又有“王田”“王狩”“获鹿”“获糜”“获虎”“获兕”及“获象”的记载。狩猎方法主要有犬逐、车攻、矢射、布网设陷甚至焚山等，猎获野兽的种类和数量相当惊人。商王一次田猎获鹿可多达348头，获麋（“糜”）最多时达451头，足见其规模之大。

商代的手工业分工较细，有铸铜、制陶、制骨、琢玉、漆器等门类，各种手工业都已有了显著发展和突出成就，而其中最能反映时代特点和工艺技术水平的是青铜铸造业。商代青铜器的制作为范铸。商代遗址中已发现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范、坩埚块、木炭、小件铜器的铜锭、铜渣等。熔铜的工具除有草拌泥制的坩埚外，还有外敷草泥的缸或大口尊。陶器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活用具，制陶是商代重要的手工业部门。陶器的种类有灰色、红色的泥质陶和夹砂陶，还有更高级的硬陶、白陶和原始瓷器。器形有炊器鼎、鬲，食器簋、豆、盂，酒器盉、觚、爵等，储盛器罐、盆、瓮、缸、大口尊等，其中最能代表商代制陶工艺的是白陶和釉陶（原始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骨器在商代使用范围很广，种类包括生产工具铲、锥、刀、针和鱼钩，兵器镞及生活用具簪、梳、匕、叉等。牙器有雕刻的梳、筒、杯，象牙杯上刻有精细的花纹并镶嵌有绿松石。骨器作坊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骨料及半成品。其原料多为牛、马、羊、猪骨及鹿角甚至人骨，并发现制骨用的青铜刀、锯、凿、砺石等。制成一件骨牙器，大致需经过选材、锯材、加工成形、打磨及雕刻、镶嵌等工序。骨簪的顶端还刻有不同形状的鸟头。玉器均为软玉，产量很大，颜色有绿、褐、白等，种类主要有礼器璧、圭、璋、璜、琥及其他用于礼仪的尊、磐、矛、戈等，实用器有杯、盘、臼、杵、梳，工艺装饰品有头饰、玉环、玉珠，以及各种不同形状的佩玉、玉人、玉象、玉虎、玉鸟、玉龙、玉凤、玉鱼、玉蝉、玉蚕等。商代玉器切割整齐、琢磨光润，动物姿态生动活泼，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效果。漆器易腐朽，故现今所见商代漆器仅为一些残片及颜料痕迹，但从中亦能了解其颜色、花纹等情况，证明当时的漆器工艺已具相当水平。

殷墟已发现宫殿基址五十多座，一般建筑在夯土台基上，柱下用砾石作基础，有的柱础间还垫有铜片，房架用木柱支撑，墙用版筑。最大的基址南北长约85米，东西宽约14.5米；最小的仅长2.3米，宽1.85米。基址方向多面向南北，亦有面向东西的。很多基址排列成行，遥相呼应，开创了后世厅堂建筑之独特风格。

商代的交换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而日渐增多，部分商人“肇牵车牛远服贾”。商代遗址中出土有海贝、海蚌、鲸鱼骨、大龟骨等海产物品，其来源除赠送、进贡及征集外，也有商人长途贩运而来的。除以物易物的交换外，当时已开始使用货币。

交通工具主要是陆路的车和水路的船。卜辞中有“车”字和“舟”字。商代遗址中发现车马坑多座，出土的马车有二马一车和四马一车，车为木制，有铜车饰，单辕、一舆、一轴、两轮。车用于田猎、作战等。商代的舟，尚无实物证据，但知其用于渡涉。

《尚书》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商代的文字主要有刻在甲骨上的甲骨文与铸在铜器上的金文，以及刻在陶器、玉石上的文字。其中目前发现数量最多的是甲骨文与金文。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商王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的记事文字，迄今已发现约十五万片。虽然它的内容以占卜为主，所反映的事情受到一定限制，但也包含了从武丁至帝乙、帝辛年间祭祀、征伐、田猎、农业、畜牧、地理方国等社会的各个方面，是研究商代历史的重要文字资料。由于行文有一定款式，甲骨卜辞一般都很简短，一二字到数十字不等。甲骨文单字约三千五百左右，其中可识的字约一千五百左右。甲骨文并不是最早的汉字，却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比较完整的文字。从字形结构来看，它已具备《说文》中的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等造字方法。从语法上看，其词类已有名词、代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数词等。其句子形式、结构序位也已与后世语法一致。甲骨卜辞在文字结构和语法上已有今日文字和语言的基本形式，可见它已经历了长期演变的过程，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文字。

《礼记·表记》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代的宗教观念，是上帝崇拜和祖先崇拜，且两者紧密结合。商王受命于天，死后又回到上帝左右，因而请命的对象也包括上帝与祖先。商代盛行占卜，凡事大自祭祀、征伐、天时、年成、田猎，小至私人疾病、生育，无一不求神问卜，以定凶吉与行止。人同鬼神之间的交往已成为一项专职，掌管占卜事宜的卜官为巫、史及卜辞中的贞人。占卜所用的材料为龟甲与兽骨。先将甲骨整治好，用时在其背面钻凿、灼烧，并依据正面裂出的兆纹来定凶吉，然后由卜官将占卜的过程及内容事项刻写在甲骨上，这种卜辞即是甲骨文。

商代的历法是迄今已知较为完整的最早的历法。商代历法为阴阳历，阳历以地球绕太阳一周，即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为一回归年，故又称“四分历”。阴历以月亮绕地球一周，即二十九或三十日为一朔望月。商代用干支记日，数字记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十二个朔望月为一个民用历年，它与回归年有差数，所以阴阳历在若干年内置闰，闰月置于年终，称为十三月。季节与月份有大体固定的关系。商代每月分为三旬，每旬为十日，卜辞中常有卜旬的记载，又有“春”“秋”之称。一天之内，分为若干段时刻：天明时为明，以后有大采、大食；中午为中日，以后有小食、小采。旦为日初出之时，朝与大采相当，暮为日将落之时。对于年岁除称“岁”“祀”之外，也称作“年”。

商代天文学中许多天象在卜辞中均有记载，如“日月有食”“月有食”，在日食时并有“大星”等现象出现，可见对日、月食的观察之精细。后世的二十八宿中的一些星座名亦见于卜辞，卜辞中“有新大星并火”，即是说接近火星有一颗新的大星。当时已有立表测影以定季节、方向、时刻的方法，卜辞的“至日”“立中”等就是这方面的记载。商代观测天象与观察气象是相联系的。由于农业、畜牧业以及田猎等活动的需要，对气候的变化特别予以重视。卜辞中记有许多自然现象，“启”“易日”为天晴，“晕”为出现日晕。记录自然界变化的有风、云、雨、雪、雷、虹、霖、雹。风有大风、小风、骤风，卜辞中还有祭东南西北四方风神的名称。记录雨量的有大雨、小雨、多雨、雨少、雨疾、从雨、丝雨、延雨。商人不只对一日之内，并且对一旬、数旬及至数月的气象变化进行了连续的记录。

甲骨卜辞中记有疾首、疾目、疾耳、疾口、疾舌、疾齿、疾言（喉）、疾自（鼻）、疾腹、疾胸、疾手、疾肘、疾胫、疾止（趾）、疾骨等多种疾病，对一些疾病还有更细的分类，如“疾齿”中就有“龋齿”的记载。商代已设有专司医药疾病事务的官职“小疾臣”。商人对于疾病，除祭祀鬼神以求福祐之外，治疗方法见于卜辞的有针刺、艾灸以及按摩。最早的针刺是用砭石，《说文》中有“砭，以石刺病也”。河北藁城的商代遗址中就出土有用于医疗的砭镰，还发现有桃仁及郁李仁等种子类中草药。

在数学方面，商代已采取了十进位计算，卜辞中分别有个、十、百、千、万，最大的数字已有“三万”。

总之，商代历史资料丰富，商史研究对古代历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