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词典》的学术追求

古代有人把学者分为曲士和通人两类，曲士指学识囿于一隅的浅陋之人，而通人指学识渊博、贯通古今的人。曲士做学问一般着眼于局部，停留在经验层次；而通人则着眼于全局，注重理论探索。《词典》不仅仅停留在庆阳方言层次，而是有着更高更大的学术追求，《词典》的前言明确了撰写此书的缘由：

其一是响应王力先生生前的号召，开辟语言研究的新领地，创造语言学的新理论。王力先生生前多次号召中国的语言学者“学习了语言学理论和欧美语言学家有关语言研究的著作，回过头来考虑我们的汉语研究，就能开辟许多新的园地，甚至可以产生新的理论。我希望同志们这样做。那就对我国的语文教育大有帮助，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词典》就是生动的实践。

其二是把群众的语言创造智慧还给群众。我国方言中含有广博丰富的语言学学问。语言是世代群众集体创造的，但现在的群众对方言里的学问早已经是“司空见惯”，是“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孔子家语》。研究性的方言词典，上可以开阔和深入发展世界的语言科学，下可以把群众的语言创造智慧还给群众。简言之，方言里大量的语词可以成为具有启蒙性而简易的语文教材。它们可以启发人对“司空见惯”的现象另眼看待，形成“每事问”的思辨性，而这是让人在一生中受益匪浅的。

其三是纠正目前方言词典的通病，编写出高质量的方言词典。作者认为，目前的方言词典存在着三大通病：第一是方言词典所收方言，不全是方言。作者说：“方言词典的首要问题是确定怎样的词才是方言词，并由此决定收录与否。方言词典应该是纯粹的方言词典。”第二是“几乎所有方言词典都是描写性的，即只解释词义是什么，而不解释为什么”。第三是“不研究理据，也就不研究而不知道本字，就简单地标同音代替号”。而作者认为:“汉语方言词典应该是研究性的”，“所以高质量的汉语方言词典应该是研究性的”。《词典》用实践证明，方言词典是可以编成研究性的，回答了一些方言“为什么是这样的词义？本字应该是什么？别的辞书是怎样解释的？是怎样的对与误的问题？……从而纠正各方面的许多错误”。

由此可知，《词典》不仅仅研究庆阳方言，而且为方言及语言学的研究和应用领域做出了新的探索和创造。

《刘瑞明文史述林自序》说：“语言文字是各种文化普遍的载体，凡是文字记载而又难解之处，都有语言学用武之地。人类对于足下地球的了解，远不如对遥远天空的了解，对自身语言、疾病与性别的了解远不如对客观世界的了解。我们对汉语语言与文化不解或误解的还很多，汉语研究海阔天空，大有用武之地。语言学的内容是有定的，因而相对是简单的，而应用语言学的内容则是无定的，因而相对是艰难的。我以为我们的语言论著，在有定的语言学范围内重复得多，而在无定的应用语言学即应用语文学范围内则开拓得少。

“生物学有‘生长点’”的术语，我以为也可以借指促进各种科学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以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来说，某一领域的生长点是什么。基本上没有人点明。比如《诗经》的研究到现在，从总体或从具体诗篇来说，全面性的专著应该专门指出还未知的疑难都是什么。这样研究能引导大家于此致力。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附录有《待质录》，随后就有不少响应而讨论的文章，果然解决了一些疑难。这是值得提倡的。如果语文各个领域都能把未解与不完善的问题公之于众，就能引人研究而获解。”

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刘瑞明教授研究的方向与志向——他的方向是语言学应用，他的志向是开拓语言学的疆域。应该说，他的志向是宏大的、适时的。本来，中国传统的语言学走的是实用的路子，以解决语言应用中的各种问题为鹄的，近代引进西方语言学以来，不仅鹦鹉学舌般地把语言硬生生地区分为“语言”和“言语”，而且，邯郸学步般地把语法、形式之类的研究作为语言学的最高任务，反而把应用语言学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固然为汉语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但是，却把汉语一些传统的领域和方法抛弃了。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语言学家失去了自信，长期以来，中国学者跟在外国人屁股后面转的现象成为常态，至今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近年来，一些有识之士在不停地呐喊，不断地努力，例如徐通锵的字本位理论，郭锡良教授的语言学有要“坚定地走自主创新之路”的号召，鲁国尧的“衰年变法”，都是针对语言学研究西方化、形式化、概念化、烦琐化、碎片化、无用化的大潮所进行的努力。但语言学西化的积弊已久，积重难返，至今语言研究走自主创新之路并不顺畅。目前，汉语言研究的局势有点像被关在笼子中的老虎，尽管很威猛，但却因被关而不得发力，更糟糕的是老虎也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尴尬，也想突围，但就是找不到好的出口。在这种困境下，刘瑞明教授在语用学方面的探索应该是突围方向的一个不错的选择。

《词典》延续了刘教授的研究道路，体现了他的创造精神。

连登岗

2016年初识于江苏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