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词典》的价值
一部著作的价值，大致取决于三个方面：著作的内容、作者的研究写作水平和著作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以此三方面衡量，《词典》是一本具有极高价值的著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 第一本庆阳方言词典
《词典》的价值首先来自它对于庆阳方言词语的保存。庆阳方言词语有着重要的价值，而过去和现在对它的保存极不理想，这本词典，收录了大量的方言词语，对于保存庆阳方言词语做出了新的贡献。
（一）庆阳方言词语有着重要的价值
所谓“庆阳”是指今庆阳市所辖的一区七县，即西峰区与庆城、镇原、宁县、正宁、合水、华池、环县七县。所谓“方言”，袁家骅给它的定义是：“方言是共同语的继承或支裔，一个方言具有异于其他亲属方言的某些语言特色，在历史时期往往从属于民族的统一标准。”注4一个共同语之内，可以划分出多个不同的方言，在同一类方言中，又可以划分出方言小类，庆阳方言从地域上看，是一个方言小片，它是今天的人们根据行政区划确定的一个名称，它可以对外统称“庆阳方言”，然而，从语言特征的角度来看，庆阳方言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方言，而是由不同的方言组合成的综合概念。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注5对方言的划分，庆阳方言分属中原官话与晋语两个大方言区；而属于中原官话区的部分，又分属秦陇方言与关中方言两部分。具体地说，“庆阳方言”大致包括这样三个方言小片：①环县、庆城、合水、西峰、镇原与华池的柔远、悦乐、元城三镇，乔川、五蛟、怀安、白马、王咀子、上里塬、城壕七乡，是一个方言片，它们属于秦陇方言。其中，环县的北部靠近宁夏，受到兰州、银川官话的影响。②宁县、正宁是一个方言片，它们属于关中方言。③华池的桥河、紫坊畔、南梁、山庄、林镇五个乡是一个方言片，它们属于晋方言。这几个方言小片的语言在语言的各要素中都存在一些差别。总的来看，庆阳方言在语言的各要素（语音、词汇、语法、声调）中存在着相对于普通话与其他方言独特的东西，而在庆阳方言内部，各个方言片中也存在一些彼此不同的东西注6。
在中国的版图上，庆阳的面积不算大，人口不算多，语言也不是很复杂，然而，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区位和复杂的地缘，使得这里积累了丰富的方言词语，就时空分布来看，这些词语有着以下特点：
1. 庆阳方言中保存着比较多的古汉语成分
庆阳市是中华民族早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悠久的历史，使得庆阳方言延续着历代雅言的血脉，保存了古汉语的许多词语及语义。例如：疗治、攒劲、差池、丁当、当家等方言词语都来自古汉语；“咥”之“咬”义见于《易经》，“嫽”之“姣好”义见于《诗经》，“壮”之“粗大”义见于《诗经》，“弥”之“缝合、接续”义见于《方言》，“猋”之“去疾”义见于《楚辞·九歌》，“睒”之“暂视”义见于《说文》，“觑”之窥视义见于《说文》等。
2. 庆阳方言中具有许多独特的词语
方言与地理地缘有莫大的关系。庆阳地区由于相对独特的地形地貌、地理区位、地方经济文化和社会语言历史，形成了一批土生土长、本地独有、外地所无的词语。诸如：亘古、旦暮儿、茬大、一猛子、但、敢、嗟、壬庚、头起、崖庄院、窑掌、场伙、麦口、版系、
膝、毛客、孤堆、马爬子、扫殿候、矮巴子、巴肚子、瓢儿嘴、油瓨瓨、室兄哥、晓（晓呐）、穵、敦、钞、讳、啖板、搬扯、担悬、磨缺、丢脱、不迭、对咧、捋抹、搅臊、挖抓、医治、抄治、逛脱咧、耍大拿、凊、奓、不当、鳖囊、坛场、叫拮、错钱等，这些词为庆阳所独有注7。
3. 庆阳方言的部分词语与其他地区相同
我们知道，语言的载体是人，邻近地区人群的互相交际与不同地区人口的流动，使得方言互相渗透，趋于相同。庆阳地处陕甘宁交界之地；历史上长期处于丝绸之路的中段、关中与塞外冲突融合的前沿，流出和流入人口都比较多，因而使得庆阳地区方言的一些词语与其他许多地区相同。经比较，得知庆阳方言中的相当一部分词语，首先与同为官话大区中原官话区的关中片、秦陇片、陇中片的其他地区相同；其次，与同为官话大区的兰银官话区、西南官话区、北京官话区、冀鲁官话区、江淮官话区的某些地区相同；再次，与非官话区的方言大区的一些地方，如晋语区、吴语区、客家话区的某些地区相同。
4. 庆阳方言杂存着少量的少数民族语言成分
先周时，庆阳曾属于戎狄，周秦以来，因地近边塞，虽然居民一直以汉族为主，但也有少量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并数度处于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长期以来，深受游牧民族的影响，语言中也夹杂了一部分游牧民族的词语。例如：啰唆（意为不利落）、喇忽（意为疏忽，也说忽喇海）、来带、来台（意为不讲究），这几个词语都来自满语注8。
（二）庆阳方言的保存状况并不理想
庆阳方言因其悠久性、丰富性、独特性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语言史价值，应该保存。然而，庆阳方言的保存状况却不很理想。
1. 历史上对庆阳方言的保存严重不足
毫无疑义，自方言形成之始，庆阳就有了方言，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庆阳曾经产生、使用过难以计数的方言词语，然而，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庆阳方言大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90%以上的百姓都是文盲，方言在他们中间口耳相传而无法用文字记载。其次，古代的识字人虽然具有把方言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能力，但是他们重视雅言而轻视方言，历代文人著述，用的都是雅言，而不用方言，更不会去自觉地记录方言、研究方言。特别是宋代以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南下，庆阳遂由京畿变成僻壤，加之山高沟深，交通不便，文化逐渐落后，当地读书人少而文盲多，撰文著书的不多，而用方言写作的著作迄今未出现，这就使得庆阳传统方言多数以口语形式存在，而缺少书面形式。看看王符、傅玄、李梦阳、惠登甲诸人的著作与明清两朝的《庆阳府志》就知道了。在过去数千年的农业时代，没有产生过专门记载庆阳方言的著作。仅有两三部其他地区的著作，附带地记录了少量庆阳与其他地区共有的方言词语。第一部是汉代扬雄的《方言》，其所记录的“秦方言”中涵盖着庆阳方言。当时尚无“庆阳”之名，但今天的庆阳这块土地当时属秦，所以《方言》的秦方言中也包含庆阳方言。第二部是雍正年间官修的《陕西通志》,其“方言”部分，记录的一些方言词语是陕西与庆阳共有的。第三部是雍正年间编的《山西通志》，其“方言”部分收的山西方言中的一些词语，也与庆阳相同。
2. 庆阳传统方言词语在快速消逝
语言变化的最终原因存在于社会之中。社会的发展越是迅速，语言的变化越是迅速；社会变化的幅度越大，语言变化的幅度越大。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并且继续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人口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这种变化对语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普通话日益普及，方言日益衰退，其中词汇的变化尤为剧烈。有许多例证就是笔者亲历的。许多幼时所闻民间常用的词语，现在基本上退出日常生活了。如，20世纪60年代前，农村把暖水瓶叫“电壶”，把肥皂叫“洋碱”，把香皂叫“胰子”，把毛巾叫“羊肚子手巾”，现在已经没有这些叫法了。
不只方言词语，社会语言生活系统也在发生着急遽的变化。十年前，在庆阳境内，除了语文课堂，别的场合都通用方言，而现在，在超市等公众场合，普通话已成了通用语。以前，庆阳人叫“西安”为“xì nàn”，现在年轻的庆阳人都改叫“xì' àn”了。
3. 当代对庆阳方言的收集保存仍然不足
据我所知，庆阳本地最早收录庆阳方言的书籍是1931年张精义纂修的《庆阳县志》。而后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庆阳所属的各县县志，它们大都收录了本县方言词语。一些学者撰写的方言著作与历史文化著作也收录了一些方言词语，如梁希孔《镇原方言词汇一束》（手稿），张玉冰《环县方言的称谓》（手稿），范文炯《陇东方言词话》，雷兆杰《陇东方言》，陈立中《太白方言会话语料集萃》，陈立中《甘肃太白方言自然口语语料类编》，刘文戈《周祖文化与古庆阳》，于俊德、于祖培《先周历史文化新探》，夏小军《歧伯汇考》等。此外，还有连登岗、雒鹏、吴怀仁、苟芳琴、赵红、李伯虎、范丽荣、郭建华、 王齐虎、谭治琪等人的论文。这些论著所收集的方言词语，或限于庆阳境内的某个区部，或限于方言词语要素的某个方面，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相对于庆阳方言全体而言，重复者有之，遗漏者有之，且总体数量也不多，无法反映庆阳方言词语的全貌。目前，全国地市一级的方言词典约有百种，可是庆阳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重要的地级市，却连一部反映全境方言基本面貌的词典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事。
庆阳方言的保护，目前还停留在自发阶段。市政府先后两次编撰的《庆阳地区志》《庆阳市志》，洋洋数千万字，内容遍及各个行业，却唯独没有方言志。地处庆阳境内的最高学府——陇东学院，至今也没有组织专人编写庆阳方言词典。由此可以看出，他们还缺乏保护庆阳方言的自觉意识。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词典》应运而生了。这部词典与上述著作不同，它广泛地汇集了已有各种庆阳方言词语，总量大约有2300条，是目前收录庆阳方言数量最多、内容最全的。它的问世，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地反映庆阳方言词语的整体面貌，而且对于保存庆阳方言功莫大焉。
二 第一本“研究性”庆阳方言词典，在准确、科学、全面地解释庆阳方言词语方面做出了新的成绩
（一）研究庆阳方言词语的意义
方言词语是一种区域性的词语。一个地区的方言，在语音、语义、语法、用字和构词理据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不同于普通话或者其他地区方言的东西。然而，方言词语却不仅属于方言区的人民，它还是民族语言的一部分。与方言区人民进行交流的人要了解它，研究语言的人也要了解它，就是方言区内的居民，也不见得都对自己的方言有着全面透彻的了解，因此也存在一个学习问题。方言词语具有文化属性，它是文化的产物，属于文化的一种，承载着丰厚的历史地域文化，反映着当地的风土人情、心理特征、审美情趣和地理特色。因此，文化研究也离不开方言。可见，仅仅汇集庆阳方言词语还不够，还得对它进行研究。《词典》在准确、科学、全面解释庆阳方言词语方面做出了新的成绩。庆阳方言词语因其独特性而具有重要的价值，研究它有着多方面的意义：
1. 有助于汉语词语词义的研究
有些汉语词语或词义，因材料不足，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因而未能挖掘出来。庆阳方言中保留着一些特殊的古汉语词语或词义，可以借助它们，获得对古今汉语一些词语的新认识。例如：“等”，在庆阳方言中有“比较”的意思。如：“你们两个站在一起，～一下，看谁的个子高。”这个义项，是现代汉语普通话所没有的，但它却是古代汉语原有的意义。《广韵》：“等，比也。”《孟子》：“等百王之世。”《史记·夏本纪》：“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原帝试之。’”《三国志·蜀志·谯周传》：“自古以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今若入吴，固当臣服。且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则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为小称臣，孰与为大，再辱之耻，何与一辱？”然而，“等”的这个义项却为多种古汉语辞书所失收。现在，可以据对庆阳方言的研究，在辞书中补出这个义项。
2. 有助于语言发展、演变和传播的研究
庆阳方言中保留着三个方言小片的土语，这三种土语分别保存着不同历史时期的语音系统的遗留。这些材料有助于语音史的研究。庆阳方言中保留着比较多的古语，有的音义至今未发生多大变化，有的却发生了音转义变，这些现象中都蕴含着语言发展的规律，都值得去认真研究。庆阳方言中保留着比较多的与其他地区相同的方言词语，有的是同一方言大区的方言，例如同为官话大区的兰银官话、西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江淮官话等，有的是不同方言大区的词语，例如晋语、吴语、客家方言等。这些现象将有助于方言传播的研究。
3. 有助于文化的研究
语言，本来就是文化的要素，它作用于文化，又受文化影响。解读语言需要借助文化，反过来，解读文化也需要语言。庆阳地区位于甘肃省东部的黄土高原，地处泾河上游，西有六盘山与陇右相隔，东有子午岭与陕北相阻，北有崇山峻岭与宁夏相望，南有董志原横卧其中，中有马莲河系纵穿，逶迤向南进入陕西汇入泾河。域内有山川之险、稼穑之便，气候温和而湿润，自古以来就是个宜农宜牧、易守难攻的四塞之地。这样的地理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发展；而这些又都作用于语言，留下了大量的方言词语，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词语来研究庆阳文化。
（1）研究历史文化。庆阳方言中保留着周懒王、公刘庙、天子掌、莲池、秦霸岭、堑山湾、白马、萧关、彭阳、柔远、新堡、大顺城、范韩祠等，这些古老的地名及与之有关的传说，将有助于对古代史的研究。
（2）研究自然地理。庆阳方言中存在着许多反映地形地貌的地名，如塬、山、茆、岭、梁、掌、台、窊、川、河、渠、岔、沟、湾、沟门、沟圈、腰岘等，有助于对自然地理的研究。
（3）研究人文地理。庆阳方言中存在着许多反映历史行政建制和军事设施的地名，如“驿、店、铺、关、寨、城、堡子”等，它们有助于对历史地理的研究。
（4）研究物质生产生活文化。庆阳方言中的一些词语反映着历史物质生产生活文化。例如：架刀、镰刀、麦刃子、散刃子、刃片子、铡刃、连枷、槅头、逼头、撇绳、倒茬、回茬、麦客等反映着农耕文化，“脚户、驮盐、羊毛客”等反映着商业文化，“餐羊（今写作“站羊”）、餐肥、縻、吆羊、圈鸡、圈猪、打圈”等反映着畜牧业文化，“地坑院、崖庄子、崖畔、门墹、窑、家、炕、窖、窨子、厦子”反映着居住状况，“兜肚、便衣、制服、对目襟子、裹脚、毛袜子、绵窝窝、鞋样子、鞋楦子、鞋拔子、纂纂，把把、麻花头、笄发、上头、开脸”等反映着服饰，“干录、双货（毛笔）、拔兵、打生产、开怀、解怀”等，反映着传统生活其他方面的内容。通过此类词语，可以研究庆阳传统的物质生产生活文化.
（5）研究精神文化生活。庆阳方言中保留着一批反映精神文化生活的词语。例如“通传、送病、叫魂、谢土、安灶、代角子、抬爷、家堂庙、打枷、头七、打醮、头周年、过三年、挂锁、侯夏山、媒婆婆、妖婆子、摇宝、轱辘子、灯影子、缠脚”等反映着精神文化。通过此类词语，可以研究庆阳传统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庆阳方言词语研究现状
相对于庆阳方言词语的收集，对它的研究要晚一些。经知网检索，发现连登岗的《陇东方言语词考释十则》（《庆阳师专学报》1995年4月）是第一篇研究庆阳方言词语的学术论文。而后，研究庆阳（陇东）方言词语的论著陆续问世，至今已有论文15篇、专著多种。这些论著，有研究庆阳方言词语用字的，有研究庆阳方言词语来源的，有对庆阳方言词语意义进行解释的，也有涉及方言词语理据的。这些研究，筚路蓝缕，开创之功诚不可没；殚思竭虑，探究之劳足启后来。但是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第一，多是零散的研究，尚无对庆阳方言词语综合系统的研究。第二，对来自古汉语的方言词语研究得多，而对方言中的“土语”研究得少。第三，释义的多而探究理据的少。第四，低水平的多而高水平的少。有的号称研究，实则牵强附会，武断臆说，甚至强词夺理，曲以为说，很难说得上是“研究”。
（三）《词典》在庆阳方言词语研究中做出了新贡献
《词典》是一部严肃的语言学著作，它在庆阳方言词语的研究中做出了新的贡献：第一，集中研究了约2300条庆阳方言词语，数量超过已有的任何一部庆阳方言词语研究著作。第二，对所收词语，从语音、用字、语义、结构、语用、理据等多个层次进行了综合系统的研究。第三，既研究一般的方言词语，也研究方言中的俗语粗话。第四，研究了庆阳方言的理据。第五，研究水平超出已有论著。这不仅表现在整个著作的主题、内容、取材、立意、构思等宏观层次上，而且表现在对具体词语的解释中。第六，在研究方法上，这本词典也与众不同：《词典》研究采用了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先是庆阳方言内部各县之间方言的比较，再是庆阳方言与庆阳之外其他地区方言的比较。还有庆阳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比较；《词典》运用了历史比较的方法，不仅研究一些方言词语的现状，而且研究了它们的历史；《词典》采取了文化语言学的方法，不仅研究词语自身，而且研究词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