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吾力江·葉爾哈力克

比加澤—丹迪拜文化是分布於哈薩克草原的青銅時代晚期文化。一般認爲該文化在當地安德羅諾沃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並影響到後來興起的塔斯莫拉文化（Tasmola Culture）和塞克文化（Saka Culture）。石板圍建的墓葬結構、分區設計的建築遺址均是該文化主要特徵。近幾年，新疆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阿敦喬魯遺址和墓葬的調查發掘，進一步補充了新疆境內石圍墓的考古材料。其中，阿敦喬魯墓葬多爲方形，在地表可見石板圍牆，其建築遺址具有雙層圍牆、內部分區的特點。在對阿敦喬魯遺迹的調查研究中，我們發現其遺址和墓葬可分兩類：一類屬於安德羅諾沃晚期文化，另一類屬於中部草原的比加澤—丹迪拜文化。

20世紀中葉伊始，大量的田野調查工作在哈薩克中部草原展開。努拉河、薩雷蘇河、伊希姆河等流域發現了許多石板圍砌的墓葬。之後，考古學家集中發掘了卡拉幹達地區的部分墓葬，並把其中與比加澤—丹迪拜相似的墓葬整理出來，統稱“比加澤—丹迪拜”墓葬。 1

一、哈薩克中部草原比加澤—丹迪拜文化研究背景

20世紀30年代，蘇聯考察團在卡拉幹達山西南努拉河山谷發現了大型砌石墓葬，將其命名爲“丹迪拜墓葬”。1947年開始，馬古蘭（A.H. Margulan）在比加澤河岸的墓地中發現並發掘了與丹迪拜相似的墓葬。隨後，馬古蘭系統整理其他青銅時代墓葬材料，認爲其中一些石圍墓應與比加澤—丹迪拜的墓葬同屬一種文化。1966年，他在《哈薩克斯坦中部的古代文化》一書中提出“比加澤—丹迪拜文化”，並在1979年的著作《哈薩克斯坦中部的比加澤—丹迪拜文化》中結合具體墓葬做了專門研究。後來學界研究該文化的基礎材料和觀點多引自馬古蘭這兩部著作。

最初，研究者根據出土的圜底陶罐，將這些墓葬定爲卡拉蘇克文化，也有學者將其視爲貝加爾—蒙古部族石板墓文化的遷移結果。馬古蘭否定“外來說”，認爲比加澤—丹迪拜文化應是本土安德羅諾沃文化不斷發展的結果。 2庫茲米娜認爲在哈薩克中部的青銅時代末期，共存着丹迪拜和阿列克謝夫卡（Alekseevka）兩種類型的陶罐。她進一步推測比加澤—丹迪拜是來自東部的外來部族，在公元前1100—前900年進入哈薩克中部草原，影響了當地的安德羅諾沃文化，並對後來興起的塞克文化有一定影響。 3邁克·法奇總結了上述學者的研究，按照區域將比加澤—丹迪拜文化與阿列克謝夫卡、卡拉蘇克等文化，統一歸入公元前1250—前900年的“草原文化”（Steppe Culture）中。 42003年，李金國、呂恩國調查新疆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溫泉縣阿敦喬魯墓群，認爲其中的石圍欄墓與哈薩克别拉薩爾墓葬十分接近，並將其與馬古蘭提出的“先比加澤—丹迪拜文化”相聯繫。 5郭物認爲“溫泉縣分佈的石板石圍墓可能和哈薩克斯坦的别嘎茲—丹迪拜文化有密切的關係”。6阿敦喬魯遺址的發掘者叢德新提到這個遺址時說“在阿拉套山（天山山脈）以北、今哈薩克斯坦七河流域的别尕茲（Begazy）曾發現有相同類型的墓葬”。7阮秋榮在討論新疆發現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墓葬時，提出阿敦喬魯遺址和墓地與比加澤—丹迪拜文化具有相似之處。 8

以上討論多涉及比加澤—丹迪拜的文化屬性及年代。在清理典型墓葬艾巴斯—達拉錫（Айбас-Дарасы, Aibas-Darasy）3號墓時，發掘者發現該墓葬疊壓着呈圓形圍牆形狀的祭臺，馬古蘭指出這種圓形的祭臺在青銅時代中期較爲常見，應是安德羅諾沃文化遺迹。這一疊壓關係說明安德羅諾沃文化和比加澤—丹迪拜文化應是前後相繼的兩個文化。同時，卡拉幹達山前河岸地帶發現的墓地中，包括安德羅諾沃文化和比加澤—丹迪拜文化的兩種墓葬，一般前者的墓葬集中於墓地中部，後者則分散於墓地邊緣。還存在兩種文化的墓葬在墓地不同位置集中的情況，這也進一步說明安德羅諾沃文化和比加澤—丹迪拜文化不應是同時期文化。 9

比加澤—丹迪拜文化特徵不僅體現在墓葬中，還有墓葬周圍發現的房屋建築遺址、金屬冶煉遺址，以及具有祭祀意義的立石。本文重點討論該文化的墓葬，同時也結合新疆的考古材料對其建築遺址加以簡要分析。

二、比加澤—丹迪拜文化墓葬及出土遺物特徵

比加澤—丹迪拜墓葬分布範圍較廣，東迄東哈薩克州的烏斯季卡緬諾戈爾斯克，西至烏勒套山，北達卡拉幹達山，嚮南延伸至巴爾喀什湖北側（圖1）。 10目前，已發現有130多座墓葬與比加澤—丹迪拜文化有關。馬古蘭在《哈薩克斯坦中部的比加澤—丹迪拜文化》中將桑格魯（Сангру, Sangru）一號墓地，艾巴斯—達拉錫墓地、丹迪拜（Дандыбай, Dandybay）墓地等列爲典型比加澤—丹迪拜文化，同時把之前認定爲安德羅諾沃文化墓葬的布古利（Бугулы, Buguly）二號墓地、歐爾套（Optay）二號墓地等列作比加澤—丹迪拜早期文化或者是安德羅諾沃文化嚮比加澤—丹迪拜文化過渡時期的墓葬類型。

圖1 公元前2000至前1000年哈薩克草原及周邊考古學文化分布

（原始俄文底图由林梅村教授拍攝於莫斯科俄羅斯國立歷史博物館）

（一）墓葬形制

根據目前所見材料，比加澤—丹迪拜墓葬可分爲以下幾個類型（圖2）：

第一類墓葬地表多有封堆，最外層用垂直石板圍成圓形外牆，石板顯露於地表，外牆內側則是水平壘起的圍牆。墓室在墓葬的中心位置，多爲矩形且四壁用石板圍砌，阿克蘇—阿尤利（Аксу-Аюлы, Akcy-Auly）二號墓地發現較多此類墓葬。該墓地被嚴重盜擾，墓室中人骨散亂，在其中兩個墓室中分别發現了屈肢葬和仰身直肢葬兩種葬式，隨葬绵羊、駱駝等動物骨骼，出土陶器較少且多具備安德羅諾沃文化器物的特徵，馬古蘭將這些墓葬稱作是“早期比加澤—丹迪拜墓葬”。在葬式方面，馬古蘭認爲安德羅諾沃文化多屈肢葬，而比加澤—丹迪拜文化墓葬多直肢葬，兩種葬式存在於一組墓群中，可能是安德羅諾沃文化嚮比加澤—丹迪拜文化過渡的現象；在墓葬建制方面，同心雙層圍牆和體量較大的石棺在安德羅諾沃文化中少見，該墓地已經出現此類形制，應屬於早期比加澤—丹迪拜文化。 11此外，墓葬附近立石人或者石柱是比加澤—丹迪拜墓葬的突出特徵，該墓地2號、3號墓東北十餘米處立有石人，3號墓的石人較爲清晰，高1.2米，但五官模糊且沒有身體的細部雕刻。 12

圖2 比加澤—丹迪拜墓葬基本類型（圖片整理自馬古蘭1966、1979年著作）

第二類墓葬多在地表用水平石板壘出方形圍牆，有的圍牆層疊不規整，周圍散亂有石塊或石板。圍牆中間用垂直石板圍成墓室，墓室多有石質頂蓋。隨葬有鼓腹的圜底或平底器，高領圜底罐，器身出現戳點紋、刻劃紋等復雜紋飾。墓中殉牲現象仍較普遍，常見羊骨和馬骨。

第三類墓葬是帶有“通道”的石板墓，主要發現於比加澤墓地。外層圍砌垂直插入地表的大塊石板，石板內側圍砌水平壘疊的石牆，最中間用石板圍出墓室。個别墓室中立柱，研究者認爲可能爲撐起蓋板而立，在石柱周圍發現動物骨骼及焚燒痕迹，或有某種埋葬儀式。其中，比加澤2號墓葬中發現有土葬和火葬兩種埋葬形式。 13此類墓葬中隨葬的人骨較爲散亂，有時混雜羊、馬等動物骨骼。 14

第四類墓葬形制較爲簡單，無封堆亦無復雜建築結構。多用幾塊垂直石板圍成墓室，外加一層圍牆。

（二）陶器

比加澤—丹迪拜的陶器種類較多，以鼓腹圜底罐爲主，飾以刻劃、戳印紋（圖3）。另一類平底陶罐肩部呈弧形，直腹內收，器底較小。還有較爲特殊的高領鼓腹圜底罐和高足鼓腹罐，器身飾有較爲復雜的刻劃紋。

圖3 比加澤—丹迪拜墓葬出土鼓腹陶罐（圖片整理自馬古蘭1966、1979年著作）

（三）銅器

隨葬銅器較爲普遍，在墓葬中多見銅質武器和飾品（圖4）。在布古利墓地規模最大的3號墓中發現了銅針，在比加澤1號墓葬中也發現了長達30釐米的葉片型銅質箭頭，桑格魯一號墓地中還發現帶有環扣的方形銅鏡。 15墓葬中還存在銅塊與動物骨骼一起焚燒的現象，這可能與某種埋葬儀式有關。

圖4 比加澤—丹迪拜墓葬出土銅器（圖片整理自馬古蘭1979年著作）

（四）殉牲

比加澤—丹迪拜墓葬中普遍隨葬綿羊、馬、牛、駱駝等動物骨骼（表1）。大部分動物骨骼零散分布在墓葬裏，其中一些經過焚燒。有的墓葬中骨骼放置在陶罐裏（比加澤4號墓、桑格魯一號墓地2號墓），有的甚至有專門埋葬牲畜的石棺（阿克蘇—阿尤利二號墓地4號墓）。在布尤克尤達克（Bylkyldak）和阿克蘇—阿尤利的墓葬中均有動物和孩童同葬的現象。 16

表1 比加澤—丹迪拜文化典型墓葬殉牲現象統計

（五）葬式

由於後人盜擾嚴重，大多數墓葬無法判斷死者埋葬時的朝嚮和葬式。馬古蘭認爲比加澤—丹迪拜群體多使用仰身直肢葬，這在丹迪拜11號、12號墓以及桑格魯一號墓地的12號墓等都有發現。 17而在阿克蘇—阿尤利這種過渡時期的墓葬中則既有仰身直肢葬又有側身屈肢葬。

總之，比加澤—丹迪拜文化墓葬的突出特徵是方形石圍牆，其高超的建築技術使得墓葬外單層、雙層、三層以及水平壘砌、垂直插立等不同方式的圍牆得以實現，一些墓葬周圍會有石人或者石柱。墓室用方形石板圍砌，死者多直肢葬，土葬、火葬均有發現。出土遺物主要以鼓腹罐爲主，多飾有戳點、刻劃、貼花等紋飾。上述墓葬類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比加澤—丹迪拜墓葬尺寸由小变大，墓葬形制由圓到方，由單層圍牆到多層圍牆的發展趨勢。對於墓葬整體而言，從原來的雙層豎立石板圍築，到多層的，豎立及水平壘砌等多種樣式的牆體的出現，都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墓葬的復雜化。比加澤—丹迪拜文化成熟時期的比加澤、丹迪拜、桑格魯等墓葬均以較爲復雜的墓葬結構和隨葬豐富陶器、大量動物骨骼、銅製品爲主要特徵。

也有相關學者對比加澤—丹迪拜文化與安德羅諾沃文化進行對比。首先在尺寸方面，比加澤—丹迪拜文化的墓葬遠遠大於青銅時代早期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墓葬。在形制方面，早期的安文化墓葬以圓形垂直單層石板作爲外圍，中間放置長方形的墓室，墓室之上蓋有石板。晚期的安文化墓葬形制更加多樣，出現橢圓形、矩形等平面形狀，兩個及以上數量的墓室也較爲特殊地存在，此外安文化的墓葬基本沒有封堆，而比加澤—丹迪拜的墓葬更多展現地上建築的復雜性—以豎立較大尺寸石板圍欄、水平壘砌石板、多層圍欄爲特徵，在其發展成熟階段，還有墓葬外延伸的走廊，這都是安德羅诺沃文化墓葬所不具備的特點。18

三、新疆博州阿敦喬魯墓葬的文化因素分析

阿敦喬魯遺址位於新疆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溫泉縣吐日根村，距溫泉縣城西約43公里，主要分布在阿拉套山南麓淺山地帶。1999年，該遺址以“石柵古墓群及阿敦喬魯岩畫群”爲名列爲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被定性爲春秋戰國時期塞人的文化遺存。 19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發現這裏主要分布5處墓地，有石堆墓、石圍墓等不同類型的墓葬。新疆文物普查報告將石圍墓、石堆墓年代定在戰國至漢代。 20

2003年，李金國、呂恩國發表《溫泉縣阿敦喬魯遺存的考古調查和研究》一文，詳細論述了阿敦喬魯遺址中不同類型墓葬的特點。他們認爲，阿敦喬魯墓葬分布較爲復雜，其中的石圍欄墓與哈薩克斯坦“先比加澤—丹迪拜文化”别拉薩爾墓地十分相似，並將年代定在青銅時代晚期到早期鐵器時代。 21馬古蘭在《哈薩克斯坦中部的比加澤—丹迪拜文化》中提到别拉薩爾墓地，他將此墓地歸爲“公元前1300—前1100年青銅時代中期嚮晚期過渡時期的遺迹”。别拉薩爾墓地在青銅時代被延續使用，其中的129座墓葬中包括嚮比加澤—丹迪拜文化過渡時期的墓葬。從墓葬分布圖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中間部分更多的是安德羅諾沃文化墓葬，周邊區域則是青銅時代晚期的墓葬。 2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阿敦喬魯專案組的田野工作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阿敦喬魯專案組自2012年6月起發掘了3座相互連屬的大型建築遺跡（F1—F3）以及多座石圍墓，並發現了陶器、石器、小型銅器、包金銅耳環和石人等遺物。2012年，新疆溫泉阿敦喬魯遺址與墓地入選國家文物局十大考古發現，南京大學水濤教授評述說：“新疆西北部地區過去對青銅時代早期的文化遺存雖有一些零星的發現，但是並未做過系統的考古發掘。阿敦喬魯遺址與墓地博拉提三號墓群的發掘揭示了這一廣大區域內距今4000—3500年前後的文化面貌。特别是大型石構建築遺迹與墓群相互關係的確認，爲這一地區若干石構建築遺存的斷代樹立了尺規，爲全面認識早期遊牧民的經濟生活方式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證據。” 232014年，阿敦喬魯遺址的發掘工作繼續進行，其中36號墓是一種南北嚮成排的石圍墓，墓葬以中間位置的石圍爲中心，嚮北或嚮南直線分布。 24

根據目前公布的考古材料，我們發現阿敦喬魯部分墓葬以方形的石板圍牆墓爲主，一般有兩層圍牆，最外側用豎直石板圍砌，內層圍牆則有水平壘砌的現象，兩層圍牆之間或用黃土和碎石填充。墓室居中，多用豎直石板圍成四壁。個别墓葬有較爲簡易的類似比加澤墓地的墓葬外側“走廊”，此類墓葬形制與比加澤—丹迪拜文化早期墓葬和上文所述第三類“通道”墓葬相似。該墓地既發現了馬古蘭認爲的以圓形豎直石板圍牆墓爲特徵的“過渡時期”墓葬，也有方形雙層圍牆的比加澤—丹迪拜文化典型墓葬，這也與我們在第二部分對墓葬的分類相同。發掘者表示，阿敦喬魯北部墓葬平面形制多爲正方形，石板較爲高大，而南部墓葬所用石板體量較小，單體墓葬也較少，這也爲該墓地分區提供線索。

從出土遺物來看，不僅發現帶有刻劃紋的鼓腹圜底罐這類比加澤—丹迪拜墓葬的典型器物，也存在安德羅諾沃文化的器物，同哈薩克中部青銅時代晚期的部分墓地類似。青銅時代早中期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分布範圍較廣，有着較發達的陶器及金屬器製作技術，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晚期的比加澤—丹迪拜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多以出土包金銅耳環作爲判定該墓地爲安德羅諾沃文化的依據。在哈薩克中部的比加澤河岸，有近50座青銅時期的墓葬，其中一些墓葬出土了包金銅耳環，研究者認爲這可能是安德羅諾沃文化到比加澤—丹迪拜文化延續使用的結果。 25由於發掘材料尚未完全公布，不能一一對應墓葬和器物，推測該墓葬文化性質有一定困難。若上述推論成立，阿敦喬魯的部分石圍墓或應與比加澤—丹迪拜文化有關。而其中出現的安文化陶罐、包金銅耳環等可能是安德羅諾沃文化群體和比加澤—丹迪拜文化群體先後留下的文化遺物，或者是比加澤—丹迪拜群體吸收了部分安德羅諾沃文化因素造成的。

此外，阿敦喬魯兩處方形石圍墓的東側立有石人，其中一個石人高約1米，所刻眼、鼻、嘴的圖案較清晰，沒有體現身形。 26此類石人在溫泉縣、賽里木湖畔都有發現。石人或石柱立於墓葬附近是比加澤—丹迪拜文化獨有的特徵，而且基本不見於安德羅諾沃文化。

在阿敦喬魯的雙圍欄建築遺址中，出土了一些石器，包括砍砸器和研磨器等，類似的石器在哈薩克青銅時代晚期的房址中也有發現，進一步證明阿敦喬魯所發現的墓葬以及相關的建築遺址均和哈薩克中部晚期青銅時代文化相關。 27

四、餘論

比加澤—丹迪拜文化的年代一直是學者爭論的話題。馬古蘭將早期比加澤—丹迪拜文化即青銅時代中期嚮晚期過渡的階段定在公元前1300—前1100年，而比加澤—丹迪拜文化成熟時期的年代則有公元前1000—前900年、公元前900—前800年等不同的說法。俄羅斯埃米塔什博物館“比加澤—丹迪拜”展櫃所展丹迪拜墓葬出土陶器，注明該文化年代爲公元前1100—前900年。2014年，《哈薩克斯坦中部的比加澤—丹迪拜文化遺跡》一書中公佈了部分墓葬的碳14資料，其中一些資料早至公元前1300年前後，而比加澤7號墓的測年數據則爲公元前809—前731年。 28依筆者分析，比加澤—丹迪拜文化承接安德羅諾沃文化，而安德羅諾沃文化的第三期年代一般定在公元前1300—前1100年，那麼，哈薩克中部草原比加澤—丹迪拜文化成熟時期的年代大致應在公元前1100—前800年。公元前7世紀，比加澤—丹迪拜文化爲塔斯莫拉文化取代。 29

比加澤—丹迪拜文化來源以及傳播路徑也是研究重點。阿敦喬魯遺址與哈薩克中部地區僅阿拉套一山之隔，比加澤—丹迪拜文化可能嚮東傳播，穿越阿拉套山，到達查幹烏蘇山口南部的山前地帶，並在這裏繁衍生息，創造了阿敦喬魯遺址。

綜合全文的討論，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推論：

第一，哈薩克中部草原的青銅時代墓地延續時間較長，同一墓地中可發現青銅時代中、晚期，甚至早期鐵器時代的墓葬。此外，從安德羅諾沃文化早期至晚期，墓葬外形呈現由圓到方，由單層到多層的發展趨勢。到比加澤—丹迪拜時期，甚至出現垂直石板圍牆、環形走廊、壘砌石牆等復雜結構。在比加澤墓地，發現有重達三噸的圍牆石板。

第二，比加澤—丹迪拜文化有一定的墓葬制度。隨葬大量牲畜，土葬、火葬共同使用，墓前立石人、石柱等現象均表明該群體有一定的埋葬習俗。在一些大型墓葬旁發現小型石室，可能是專門爲死者的家庭成員附建。

第三，陶器、銅器是比加澤—丹迪拜墓葬主要隨葬品，晚期出現小件鐵器銅器多見武器、工具及飾品。陶器較爲豐富，其中部分器形和紋飾與安德羅諾沃及卡拉蘇克文化相似，這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比加澤－丹迪拜文化與其他文化的交流。

第四，新疆博州的阿敦喬魯墓地分布範圍較廣，發掘發現由多種不同類型的墓葬。其中部分正如發掘者所說屬於安德羅諾沃文化，但也有墓葬具有比加澤—丹迪拜文化特徵。另外在伊犁河流域、阿勒泰地區及和靜地區都有發現石圍墓，但這些石圍墓形制多有變化，甚至一些出土比加澤—丹迪拜式樣鼓腹罐的石圍墓也有所不同，這可能是基於當地石質材料的不同以及多種文化交流融合所产生的結果。新疆境內被認定爲青銅時代晚期文化，特别是安德羅諾沃文化的墓葬不少，分布範圍也較爲分散。對比加澤—丹迪拜文化的認識研究，或許對進一步厘清和研究新疆地區的青銅時代晚期文化遺跡有一定幫助。

Begazy-Dandybay Culture on the Kazakh Steppe:

On the Cultural Attributes of Aduun Chuluu Sites in Xinjiang

Dawul Yerhalik

The archaeological sites of the Begazy-Dandybay culture are located on the central steppes of Kazakhstan and the tombs of this culture were often fenced with a square arrangement of vertically dug-in stone slabs. There are controversi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Begazy-Dandybay group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 between Begazy-Dandybay and early Iron Age cultures, such as Saka and Tasmola. The cemeteries found in Aduun Chuluu provide some new materials to research stone structure bu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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