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雅59MNM001号墓的时代与新疆佉卢文资料年代的上限

一、59MNM001号墓概况及其时代的重要性

新疆民丰县位于今于田县和且末县之间，尼雅河经民丰县城附近北流没于沙漠之中，从尼雅河尽头再北行约3日程即达著名的尼雅遗址。195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尼雅遗址西北约2公里的墓葬区发掘了两座墓1，编号为59MNM001、002。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59MNM001号墓，该墓位于河床坡岸上，有腿箱形木棺埋于沙坑之中。棺内有男、女干尸各一具，其服饰质料以丝绸、织锦和刺绣为主，兼有少量棉布。随葬品全部置于棺中，有藤制奁盒、铜镜、毛织品、棉布佛画、残纸以及木器、陶器、骨器和金属器具等。墓的时代，发掘者断定不会晚于1世纪末到2世纪初。其理由如下：

（1）墓内出“铜镜一面，发现于奁中，包裹在镜套之内。钮作半球状，钮孔内拴着黄色绢带一根。钮座四周有柿蒂形图案，周围镌有篆体汉文‘君宜高官’四字。圆周直径12厘米，沿边厚0.3厘米；黄色绢带长19厘米”。“镜胎很薄，这种‘君宜高官’镜虽在东汉末期的墓葬里发现颇多；它也肯定会有一个初期发展阶段。这个初期阶段应当就在1世纪末到2世纪初期。”这是发掘者断定该墓时代的主要依据。

（2）发掘者根据对铜镜的分析，认为墓中出土的丝织品、残纸和棉布佛画等均是东汉时期的遗物，而棉布佛画“至少是公元1世纪尼雅人的供奉之物”。

（3）此外，发掘者还提出了几个辅助理由，如：“尼雅这2座汉墓发现于河床以下（指002号墓）和河岸附近，说明比开河渠的时间至少要早，如果开凿河渠距墓葬时间不远，必然会有后代子孙的迁葬活动，不可能任其祖坟埋在河床以下。”“汉初的‘万事如意’锦料，不可能晚到百年以后才剪裁日常服用的成衣。”“两座墓棺内无佉卢文字的遗物存在，证明绝不可能晚到东汉以后了。”2

我们认为尼雅59MNM001号墓的发掘，以及该墓的时代都是新疆考古学中很值得注意的大问题。这是因为在尼雅遗址发现的墓葬不多，经正式发掘者又寥寥无几。故59MNM001号墓在尼雅考古年代学乃至整个鄯善考古学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次，由于该墓出土了许多丝绸制品，一片残纸和一件棉布佛画，所以凡治中国纺织史、造纸史和佛教史者大都引用这个资料，在学术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59MNM001号墓的发掘以及判断该墓时代的意义，实际上早已超出了墓葬本身的范畴。它不但关系中国纺织史和造纸史的发展进程，关系佛教传入鄯善及今新疆地区的时间，而且还间接地涉及佉卢文传入鄯善和今新疆地区的时间问题（下文有说）。在这种情况下，对59MNM001号墓的时代绝不能等闲视之。经我们初步分析，发掘者的断代结论是很值得商榷的。

如所周知，在考古学界以遗物生产和流行的时间断定墓葬或遗址的时代，乃一种通行的惯例。但是，具体到新疆尼雅之类的遗址或墓葬，若完全依据所出内地产品的生产和流行的时间，来断定时代就很不合适了。这是因为内地生产的铜镜、丝绸等物品，从生产到流行至有余力外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而这些物品辗转运到遥远而偏僻的尼雅，又需要很长的时间，从尼雅人得到铜镜、丝绸等物品到将其用作随葬品，时间的伸缩性更大。特别是铜镜、丝绸一类物品，往往成为人们的收藏品或家传之物，其随葬的时间有可能很晚。晚期遗址和墓葬出土早期遗物，是屡见不鲜的。3诸如此类显而易见的时间差，就决定了对来自内地的产品不能仅以其在内地生产和流行的时间为准，贸然确定与此相关的墓葬或遗址的时代。事实上该墓出土的铜镜、丝绸、残纸和棉布佛画等遗物的时代，也不尽如东汉论者所言。下面我们就对这类遗物进行一些具体分析。

二、59MNM001号墓铜镜和残纸的时代

（一）铜镜的时代

根据已刊布的59MNM001号墓铜镜图版来看4，这面铜镜的形制是圆钮，四柿蒂形（或称蝠形叶）钮座，柿蒂形间填篆文“君宜高官”四字铭。其外为八个内向连弧纹组成的圈带，在相邻连弧纹相交处内侧各有一个小圆圈纹。外区窄，素面，素宽缘。这种铜镜一般认为主要流行于东汉晚期，其下限则延续时间较长。铜镜专家们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铸镜业处于停滞阶段（南方略较兴盛），铜镜产量少，铸制粗糙。其形制、纹饰、布局方式主要延续了汉代铜镜系统，故多将它归类于后期汉式镜中。5就魏晋时期而言，汉式的柿蒂连弧纹镜和简化的规矩镜等仍是铜镜的主要流行形制。6故59MNM001号墓的柿蒂连弧纹镜，时代很可能会晚至魏晋时期。若具体分析，该墓所出铜镜胎很薄，钮座柿蒂形叶较饱满，铭文不作长脚花式篆（东汉晚期长脚花式篆较多7），连弧纹较平缓8，连弧纹相交处内侧有小圆圈纹等特点，都是与东汉晚期同类铜镜有明显区别的。而这些区别的背后，隐藏着的则是时代上的差异。

为证明上述论断，现举两个例子进行类比：一是湖南长沙发现的魏晋时期“位至三公”柿蒂连弧纹镜。9这面铜镜铭文的字体、柿蒂纹、连弧纹、连弧纹相交处内侧的小圆圈纹等，与59MNM001号墓的铜镜基本相同。二是洛阳晋墓出土的“长宜子孙”镜[与此相关的一组晋墓中，出太康八年（287）、元康九年（299）、永宁二年（302）墓志]。10这面铜镜的铭文字体、柿蒂纹与东汉晚期同类铜镜非常接近，而连弧纹较平缓，连弧纹相交处内侧有小圆圈纹（只有四个小圆圈纹），又与59MNM001号墓的铜镜大同小异。长沙、洛阳的铜镜，59MNM001号墓的铜镜三者结合，并与东汉晚期同类铜镜相比较，可明显地看出洛阳晋墓的铜镜是从东汉晚期柿蒂连弧纹镜向长沙、尼雅类型铜镜过渡的一种形制。以此证之，再次说明了59MNM001号墓的铜镜与东汉晚期同类铜镜在形制上的差异，应该是时代上的区别。由于洛阳晋墓的时代已处于3世纪末4世纪初，故59MNM001号墓铜镜的时代显然还要略晚一些。它在尼雅地区的出现，很可能是在4世纪前半叶前凉控制楼兰地区和鄯善的时期之内。

（二）残纸的时代

关于残纸的情况，发掘者说：“纸一小片，出自男尸胸前，和胭脂包一起，夹在栉囊之内。一面已呈黑色，面积约5平方厘米。”11这片残纸很小，未经化验，详情不明，难以深入探讨。就一般情况而言，中国是纸的故乡，在唐代以前造纸术尚未外传，所以这片残纸必来自内地。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纸属西汉时期，如罗布泊附近土垠遗址发现的西汉麻纸12，近年来在甘肃发现的画有地图的残纸等13。从已发现的西汉残纸来看，都是利用废旧麻料抄造的初级形态的纸。14进入东汉以后，文献记载蔡伦造纸（永兴元年，105）。这个事件标志着中国的造纸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1974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晚期墓中发现一片写有“青贝”等字的残纸，这片残纸已经是单面涂布加工纸，其造纸技术较西汉时期有明显的进步。15到曹魏时期，文献记载出现了“左伯纸”，并且正式将纸用作书写材料。16现在有明确纪年的纸文书，最早的是在楼兰古城发现的魏嘉平四年（252）、咸熙二年（264）的汉文纸文书。17从楼兰古城及其附近地区的文书资料来看，曹魏时期纸文书的数量较少，西晋时期逐渐增多，前凉时期纸文书的数量才渐渐超过木简成为主要书写材料。18显而易见，魏晋时期正是中国木简与纸文书互相交替的重要阶段。据上所述，我们认为造纸术萌发于西汉时期，真正起步则在东汉时期。两汉时期的纸，见于文献记载的凤毛麟角，出土的残纸也极为有限，说明纸在当时尚未被广泛使用，即使在中原地区也是名贵的罕见之物。在敦煌及新疆考古发现的汉纸，也只限于汉代的烽燧和活动基地，纸并未流传到西域诸国。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精绝（尼雅遗址）距汉遥远而又偏僻，当时也不是东汉重点控制的地区，所以那种认为59MNM001号墓的残纸属东汉时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尼雅遗址的发现者和主要的发掘者斯坦因曾明言，他在尼雅遗址没有发现过纸。19出土的文字资料均为木牍、皮革文书和帛书之类，未见纸文书。20极少数的佉卢文纸文书都是发现于楼兰地区，时代均在泰始六年（270）以后至永嘉四年（310）西晋退走，鄯善进驻并统治楼兰地区时期21，迟至此时鄯善才接触到纸的文明。尼雅59MNM001号墓的残纸存放在栉囊内并和胭脂包放在一起，表明这片残纸很可能是包装纸。用纸做包装，只有造纸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产量较多之时才有可能。所以这片残纸虽然不是纸文书，其时代也不可能早到东汉时期，而是应在魏晋时期。

三、丝绸织物的时代

59MNM001号墓出土的丝绸制品，专家们已经进行了较充分的研究。这些研究者虽然依据该墓所定的时代，将上述丝绸制品作为东汉时期的遗物看待，但是在其研究成果中包含了一些否定东汉时期的因素。比如，裙子残件是用原色（现已变黄）绮裁制而成，此外还出有鸟兽葡萄纹绮。可与之类比的资料，有叙利亚帕尔米拉古墓（83—273）中出土的暗花绮。这些暗花绮“就制作技术和花纹图案而言，可以肯定是东汉或稍晚在我国制成后输出的”。“至于花纹方面，由附图（原文图七、图八）中便可看得出它们（指帕尔米拉古墓丝绸制品）和我们这次尼雅出土的，实属风格相同，题材也类似。”“这些图案中一个重要的组成元素是菱形纹”（包括尼雅出土的绮），在菱形的两侧又附加不完整的较小菱形各一个。“这有些像汉代附有两耳的漆杯（按：魏晋仍流行耳杯）。古代文献中所谓‘七彩杯文绮’（按：见于晋《东宫旧事》）的‘杯文’（按：汉刘熙《释名》卷四释彩帛条中记有‘杯文’），或便是指此”。22晋时将绮作为官服的衣料，《晋令》中规定：“三品以下得服杯文绮，六品以下得服七彩绮。”据上所述，可以得出两点较明确的看法：第一，以帕尔米拉古墓出土的绮证之，尼雅墓中发现的绮生产的时间有可能晚于东汉时期。第二，尼雅墓中出有杯文绮，这种花纹流行的时间不限于东汉时期，到晋代仍很流行，故不排除这些遗物可能晚至晋代。另外，尼雅墓中出土的“万世如意”锦、“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和菱纹锦（即斜方格纹锦）均是绛紫色地。《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所说有赐倭女王“绛地交龙锦五匹”，便是指这种色地。23而“万世如意”锦中的茱萸纹，又见于晋陆翙的《邺中记》，“延年益寿”锦则属魏晋时期（下文有说）。凡此均进一步说明59MNM001号墓的丝绸制品生产的时间，应在晚于东汉的魏晋时期。

此外，从纺织技术发展的进程来看。尼雅所出暗花绮和彩锦图样精致繁复，普通的简单织机是不能胜任的。专家们指出，尼雅墓里出土的织锦所用经线达5000余根，花纹的每一循环，繁复的需要50—75综。因此，织这种织物就需要有提花设备的织机。而汉刘向《列女传》中提到的织机，只有单综，当时可能尚未使用脚踏板（蹑）。汉代画像石中画的织机都是简单的织机，没有复杂的提花机。所以现在只能依据汉代的锦、绮、纹罗等实物，推断当时应有提花机而已。24织机的发展是在魏晋时期，文献上明确记载曹魏时的织机有50—60片综和50—60蹑的，甚至多达120蹑的。25这里的“综”，当是指“提花线束”的形式，“蹑”或“”是泛指提花工具，可能是竹或金属制的用以挟“提花线束”以便向上举起的东西。26西晋杨泉《织机赋》中说：“取彼椅梓，桢干修枝。名匠骋工，美乎利器。心畅体通，肤合理同。规矩尽法”，“足闲蹈蹑，手习槛匡。节奏相应，五声激扬”。这个资料不但记载了织机的材料和安装的规矩，而且对提花织造的工艺技术也描写得比较详细。表现出下面的织工在脚踏提综，起出锦上地纹，手在进行打纬的操作，并和上面的挽花工按花纹提拉经线的规律，上唱下和，密切配合，以织出美丽的图案。据晋陆翙《邺中记》记载：织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纹锦、斑纹锦、凤凰朱雀锦、韬纹锦、核桃纹锦，或青绨，或白绨，或黄绨，或绿绨，或紫绨，或蜀绨，工巧百数，不可尽名”。以此结合《织机赋》所述，充分说明了晋代提花机及其织造技术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普及。27 59MNM001号墓出土的织锦，动物花纹与花卉结合，还要加上提花汉字。如此繁复的图案必然导致花纹循环纬线数增加，要求按花回提升的纬线数达200根以上。28因此，尼雅墓中出土的织锦若没有像魏晋时期那样复杂的提花机，是很难生产出来的。而提花机及其织造技术若没有达到晋代那样普及的程度，尼雅墓中所出的织锦类型又是难以大批量生产并流传到遥远的尼雅的。

四、棉布佛画的时代

关于棉布佛画，发掘者说：“蜡缬花蓝布两件，出自棺内祭祀肉盘上，清理时已经残破。系棉布织物，靛蓝色蜡缬成纹饰图案。其中一件的图案内容为正负三角形，残长77厘米，高46厘米。另一件的内容为上端残破处有佛脚、狮尾和蹄形痕迹，下边一条横格中，有长龙、飞鸟，左下角有一半身菩萨（或为供养人）像，裸体露胸，颈与擘上满佩缨珞，头后有背光，双手捧着一个喇叭口形状的长筒容器，内盛葡萄，侧身向右。残幅88厘米×47厘米，其中的菩萨半身像高21厘米。”29这件佛画发现以后，在考古学者以及研究佛教和佛教艺术的学者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纷纷就其时代发表意见，发掘者说这件棉布佛画至少是公元1世纪之物。30有的研究者认为“棉布的图案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犍陀罗艺术风格，说明它们来自贵霜犍陀罗地区”，时代在东汉末期。31有的研究者认为“民丰蜡印棉布来源于迦腻色迦时代的贵霜帝国，有可能是艺术移植品，也可能是直接由贵霜贩运的商品，时间当在2世纪或3世纪初。从考古发掘来看，这应该是目前新疆发现的最早的佛教艺术品”。32我们认为上述意见虽然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也还存在着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尼雅的棉布佛画，仅左下角的小像比较清楚。该像有项光和背光，故应属佛教画。鄯善的佛教和佛教艺术主要传自贵霜的犍陀罗地区，并受到印度的一定影响。若将这件棉布佛画与犍陀罗和印度的佛教造像相比，可指出以下四个问题：（1）项光和背光问题。在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钱币上打出的佛像虽然出现过项光和背光33，但是犍陀罗的佛教造像一般只有项光，很难见到背光。犍陀罗佛像项光大都呈平板圆形，或在圆板周围画上简单的锯齿纹、连续圆圈纹等图案。进入4世纪以后，印度的笈多式佛教造像项光比较富丽。出现了唐草纹、宝花纹、宝绳纹、联珠纹和火焰纹等图案（大约与此同时，印度的秣菟罗佛教造像项光也有精美的装饰图案），有的佛像还雕刻出背光。34总的来看，同时具有项光和背光的佛教图像在犍陀罗和印度并不盛行，这种形式主要流行于新疆（在3世纪末4世纪初以后）和内地的佛教艺术之中。尼雅棉布佛画的项光和背光画得不太规整，项光和背光的结合形式与迦腻色迦王钱币上佛像项光和背光相近。35但是，同时具有项光和背光的形式从佛像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似主要受笈多式佛像的影响。尼雅棉布佛画的项光从里数第一道光轮由黑色小方块组成网状图案，其外第二道光轮似变形火焰纹。这种项光装饰图案比犍陀罗式的复杂，亦较近似于笈多式的项光。（2）从面相来看，犍陀罗式菩萨像发式较自由，多戴宝冠或缠包巾或束高髻，有发饰。面部额际宽广，鼻梁高隆与前庭相连，侧视成一直线。眼大，眼窝深，上睑和眉间倾斜；口较大，薄唇，唇边肌肉有微妙变化，颐部突出。尼雅棉布佛画发式面相与犍陀罗式菩萨像不尽相同，其头微侧，面形椭圆，较丰满。虽然眼大鼻高，但是眼窝不深，鼻翼较宽，鼻眼向中间集中，凡此多与西域3世纪以后的佛教图像特点相近。36而其额形如开弓，无白毫相，则又与笈多式造像近似。37像身，尼稚棉布佛画上身全裸，体态丰满，乳房近似圆形。这些特点不同于犍陀罗式和西域式佛教图像，而与印度的秣菟罗式、阿玛拉瓦提式和笈多式佛教造像相近。38（4）尼雅棉布佛画主图下面的波状长带左端被一怪兽衔着，类似的波状长带式装饰在犍陀罗及3世纪以后的鄯善佛教图像中较为常见39，它不是龙纹。此外，这种形式及波状长带内，主图左侧和左下角佛画项光内侧光轮均以小黑方块组成网状纹，又与尼雅发现的魏晋时期之木雕饰件图案相近40。通过上述四点分析，可以看出尼雅棉布佛画既有犍陀罗式的因素，又多有秣菟罗、阿玛拉瓦提和笈多式的因素，同时还具有一定的西域地方特色。诸多早晚不同因素集于尼雅棉布佛画，表明了它不是鄯善佛画的初传形式。而是处于一种既受印度犍陀罗式向笈多式佛像转化的影响41，同时又是逐步向西域化过渡的重要阶段。从3世纪、4世纪的米兰佛寺遗址来看42，以第三、第五佛寺残存的壁画为代表的，主要是犍陀罗风格的作品。第二佛寺遗址与之相比则明显有别，该寺出土了4世纪初笈多体婆罗迷文梵语贝叶文书。佛寺台基立面列柱及列柱间二十身浮雕佛立像的风格属犍陀罗式。在台基外围墙东侧残存的六尊结跏趺坐佛像，膝间衣饰作圆形下垂，呈典型犍陀罗佛像衣饰形制，而像的腕和膝部衣褶塑成浅平行线又是笈多式佛像的特点。残存的佛头，面型椭圆，眉和鼻棱呈弧线相连，眼细长半启，这是西域化佛像的特点。另一件佛头螺发，属笈多式佛像形式，年代可能要晚到4世纪末5世纪初左右（第十五佛寺发现的残佛头与第二佛寺相近）。上述情况表明，进入4世纪以后鄯善的佛像虽然仍有犍陀罗式的特点，但是已经看到笈多式的影响和西域化的倾向。据此类比，显而易见前面所分析的尼雅棉布佛画正是这种变化潮流中的产物。

如上所述，尼雅棉布佛画的特点与进入4世纪以后鄯善佛像变化的潮流是吻合的。以此结合该画有一定的西域地方特色，根据画面潦草、线条稚拙、粗细不匀、弯曲不直等情况判断，这幅佛画应是出自鄯善的民间而不是从外部直接传入的原画。其次，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尼雅棉布佛画有项光和背光，画的却不是佛像（在一般情况下，菩萨像和供养人像除个别的特例外是不绘背光的，供养人像绘项光的也很少见），手中的持物也较特殊。凡此与佛教图像学和佛教仪轨所规范的人物形象相比，似乎有点不伦不类。这个情况也同样地反映出，该画应出自并不精通佛教和佛教图像学、在佛教图像变化的潮流之中又很难把握住要领的民间画师之手。而民间画师绘制该画的时间，根据上述诸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应在4世纪初至4世纪中叶左右。

五、铜镜和丝绸等流入尼雅的时代

铜镜、丝绸和纸均产于内地，这些物品不管以什么方式通过什么渠道运到尼雅，其背景都应是在尼雅与内地关系密切、交往频繁或有较深的间接关系时期。尼雅遗址在两汉时期称精绝，此时精绝国与两汉关系的具体情况无明载，尼雅遗址所出少量东汉木简对此也毫无反映。43东汉以后在西域南道的东半部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且末、精绝等国被鄯善吞并，成为鄯善王国的一个州（佉卢文称raya），精绝在鄯善佉卢文简牍中被称为凯度多（cadóta）。44二是魏晋在鄯善境内的楼兰城设置西域长史，长史机构直接控制着楼兰城及其附近地区。45西域长史的设置使鄯善与魏晋的关系日益密切，对此不但汉文史籍屡有记载，而且在尼雅遗址发现的泰始五年前后的晋简46，以及一部分佉卢文简牍中也有直接的反映。尼雅晋简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鄯善王受晋封并受晋廷诏书；（2）凉州及其属郡行书于鄯善；（3）晋在鄯善境内追捕罪犯；（4）晋发放通行于鄯善的过所；（5）汉族在鄯善进行贸易；（6）西域长史营统辖鄯善。上述情况表明，鄯善是西晋的属国，而这些西晋官方文书发现于尼雅遗址，则又充分显示出当时的尼雅乃晋与鄯善进行政治、经济交往的重要舞台。

尼雅佉卢文简牍反映的主要是鄯善与内地的经济关系。如记载鄯善有汉族丝绸商人（35号简牍），汉人在鄯善有土地并参与土地买卖活动（255号简牍），汉人拥有奴隶并参与奴隶买卖活动（324号简牍）。其中与本篇关系最密切的是记载了丝绸及铜镜等在鄯善境内广为流行。如“买妇女一名价四十一匹绢”（3号简牍），取走“汉式长袍三件”（149号简牍），“获丝绸二匹”、获“丝绸三匹”（225号简牍），贼窃“刺绣”一件、“白绸短上衣一件”（318号简牍），丢失一面镜子（指铜镜）、一匹丝绸（566号简牍），“交七掌长之锦绸一条”（728号简牍），付“黄丝绸二匹”、送去“红丝绸一匹”、取走“朱红丝绸一匹”、取“彩色（丝绸）一匹”、买“新彩色（丝绸）一匹”、取“成捆的彩色（丝绸）一匹”、取“丝绸七匹”、买“成捆的新红丝绸”“山地人取两匹丝绸”（660号简牍）等。据此可略指出以下几个问题：（1）上述佉卢文简牍除660号简牍出于安的尔古城外，余者均出于尼雅遗址。其中35号简牍记尼壤事，566号简牍记舍凯（安的尔古城）事。说明丝绸在鄯善境内是广为流行的。（2）佉卢文简牍所记丝绸的品种较多，这种情况与59MNM001号墓出土多种丝绸制品的现象是基本对应的。这些丝绸在鄯善境内是重要的商品，它除实用外还可作为支付手段。（3）反映出铜镜当时在鄯善也是较流行的日用品。（4）上述佉卢文简牍的时代，324号简牍纪年为马希利王四年，318号简牍纪年为伐色摩那王九年，余者均属马希利王时期。马希利王在位的年代，约在公元289/290或291/292—318/319或320/321年。47据笔者研究，楼兰地区汉文简牍在泰始六年以后至永嘉四年（310）中断了近40年。而楼兰地区的佉卢文简牍则主要出现于泰始六年以后，大量出现于公元281/282或282/283—308/309或310/311年之间，此后佉卢文简牍逐渐消失。48上述情况的背景，是西晋在泰始六年以后至永嘉四年间退出了楼兰地区，鄯善则随之逐步进驻楼兰地区，并对该地区进行统治。到永嘉四年以后前凉重新在楼兰城设西域长史，鄯善又被迫退出了楼兰地区。49由此可见，前述诸件佉卢文简牍主要是属于鄯善统治楼兰地区时期。

综上所述，鄯善和尼雅在泰始六年以前与西晋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此时内地的产品若流传到尼雅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从佉卢文简牍来看，内地产品如丝绸等大量流传到鄯善的尼雅等地主要是在鄯善统治楼兰地区时期。我们认为西晋退出楼兰地区时，由于路程遥远，交通艰险，不可能将大批丝绸（楼兰城是西域的丝绸贸易中心之一50）等物品完全带回内地。在这种情况下，鄯善进驻楼兰地区后就可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成为这些物品的接受者。同时楼兰城的一些汉族商人也可能因此而分散进入鄯善各地，继续做丝绸等贸易。佉卢文简牍记载的丝绸主要集中在该阶段，应是与上述背景密不可分的。所以59MNM001号墓发现的丝绸和残纸以来自这个时期的可能性最大。至于铜镜从其形制来看，流传到尼雅或许稍晚一些。

六、59MNM001号墓的时代

除上所述，发掘者还提出了三条辅助理由，以证明其关于该墓时代的论断：第一，墓葬的位置与时代的关系。该墓的发掘者说59MNM001号墓发现于河床坡岸上，棺木已外露。59MNM002号墓在河床底部薄沙之下，遗迹和遗物尚存，但已全部腐烂。这个现象说明古墓比开河渠的时间至少要早。如果开凿河渠距墓葬时间不远，必然会有后代子孙的迁葬活动，不可能任其祖坟埋在河床之下。这是发掘者将该墓定在1世纪末2世纪初的重要依据之一。51我们认为此说是不能成立的。理由如下：（1）尼雅之类处于沙漠干燥地区的遗址，古人开河渠是为了农业灌溉或居民生活用水，故其附近应是农业区或是居民的生活区。然而发掘者却明言这里是墓葬区。从道理上说，在墓葬区开河渠是违背常规的。若河道必须通过也要迁葬，这样59MNM001、002号墓是不可能存在的。以此结合河渠附近不见晚于墓葬的居民生活遗迹或垦殖遗迹来看，这个墓葬区的形成显然应在河渠干枯废弃之后。（2）根据现在开河渠的情况判断，河渠的坡岸往往是由挖河渠时的土堆积修整起来的。任何河渠都必然挖河渠在先，修坡岸在后（或同时进行），所以埋于坡岸的墓葬不但在开河渠之后，而且也晚于坡岸的形成期。（3）若古墓较开河渠的时间早，那么河渠开通使用后，处于河床底部表层下很浅的墓葬在河水不断地浸泡和冲刷下是不可能被长期保存下来的。在河床坡岸的墓葬由于坡岸湿度较大，久而久之也必然要腐烂。由此可见，古墓若早在开河渠之前是不可能的。（4）按常理来说，只有当河渠干枯废弃一定时间之后，埋葬在坡岸的墓葬才能基本保存完好，埋葬在河底下的墓葬才能保存下来。但是应当指出，即使河渠干枯废弃后河床底部的残余湿度在一定的时期内也不会完全消失。特别是由于河床底部地下水位较高，干枯后遇到合适的气候条件地下水还会逐渐向上浸湿。这恐怕就是造成河床底部之下古墓腐烂的主要原因。（5）从尼雅遗址来看，发现东汉木简的XIV号房址在遗址北部；发现魏晋时期佉卢文和汉文简牍的遗迹则在其南以佛塔为中心的地区；魏晋时期的遗迹主要在遗址的中部和南部。52由此可见，尼雅遗址是从北向南发展的，北部遗址废弃较早。尼雅之类处于沙漠地区的居民区的废弃，往往是与河流或河渠的干枯密不可分的。因此，该墓葬所在地段的河渠应在魏晋时期以前即已逐渐干枯废弃了，所以后来这一带才成为墓葬区。第二，交通与墓葬时代的关系。发掘者说：“只有在公元1世纪末到2世纪初这一段时间里，丝绸之路的南道上交通畅通，两座汉墓出土的丝绸、铜镜和藤类用品，能够运来西域”，“在东汉后期的精绝故址范围里，只不过是鄯善国的一个普通居民点而已，像一号墓中锦绣缠身的这样统治阶级贵族人物，未必能够继续存在了”。53按：前已说明鄯善是晋之属国，魏晋前凉时期内地与鄯善的交通畅通，商贸活动较多。东汉以后精绝成为鄯善一个州的州治，非为一般的居民点。凡此均与发掘者的论点相悖，所以该条理由同样也是不能成立的。第三，佉卢文与墓葬时代的关系。发掘者说：“两座墓棺内绝无佉卢文字的遗物存在，证明决不可能晚到东汉以后了。”54我们认为这个现象既可作为在尼雅使用佉卢文之前，也可作为在尼雅基本不使用佉卢文之后两种解释。此外，即使在佉卢文流行期，墓内也不一定出佉卢文资料，此类情况不乏其例。因此，是否出佉卢文资料不能作为断定该墓时代的主要依据。

总之，前述三点结合本文对铜镜、残纸、丝绸、棉布佛画等有关的诸方面之分析，可初步将59MNM001号墓的时代推断在4世纪初至4世纪中叶以前这段时间之内。发掘者将该墓的时代定在1世纪末到2世纪初，时间过早，目前几乎没有赞同者。至于东汉末说，看来也是难以成立的。

七、新疆佉卢文资料年代的上限

近年来有的研究者根据零星发现的部分佉卢文资料，并结合59MNM001号墓的年代问题，而将新疆佉卢文资料的年代上限提早到东汉时期。具体言之，他们主要举了四个例证，下面拟对此略做些分析。

第一个例证，1980年发现于楼兰故城附近的孤台墓地（斯坦因编为LC墓地）之MB2（即斯坦因的LC.iii号墓）中。该墓出土的“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MB2: 33, 37）幅边背面有一行佉卢文题记，意为“频婆·室利诃陀之锦（价值）百钱”。55 MB2号墓的时代，发掘者未明言。近来有的研究者为推断佉卢文题记的时代，借用平台墓地（距LC墓地约2公里，该墓地时代较早）出土的铜镜、MBl号墓的五铢钱和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以及“延年益寿”锦与59MNM001号墓的相同等情况，而将MB2号墓的时代定在东汉桓帝、灵帝年间，下限不晚于188年（1983—1880±85）。因此，该墓所出佉卢文题记是目前已知的塔里木盆地东部年代最早的佉卢文。56我们认为此说时代定得过早，理由如下：（1）LC墓地是一处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墓地，20世纪初斯坦因曾在此发掘了10座墓，其中有的墓出土魏晋时期的纸文书。57 LC.iii（MB2）号墓与LC.iv号墓同在墓地中间，两墓毗邻并排，形制相似58，故两座墓的时代应相近。而LC.iv号墓则出有魏晋时期的纸文书59。（2）LC.iii号墓的“延年益寿”锦与LC.i号墓的可以缀合60，因此LC.i号墓亦出有魏晋时期的纸文书61，LC.i、LC.iii、LC.iv号墓的时代应基本一致，即在魏晋时期。（3）据研究LC.iii号墓的绛地“长乐明光”锦（LC.iii.001，MB2: 44），LC墓地的青地“登高明望四海”锦（LC.08，MB2: 47“登高贵富”锦与之相近），生产和流行的时间亦在魏晋时期。62（4）尼雅59MNM001号墓的时代，前已说明在4世纪初至4世纪中叶以前，故MB2号墓书写佉卢文的“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与尼雅59MNM001号墓鸡鸣枕用锦相同，说明两座墓的时代是相近的。（5）借用不同墓地的墓或同一墓地不同墓葬的遗物和碳14年代测定数据，必须说明被借用者与被比较的墓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比较的基础，否则是不能成立的。（6）目前已知的鄯善佉卢文资料的时代均在进入曹魏时期之后，楼兰地区的佉卢文资料则主要在泰始六年（270）以后。63上述六点互证，MB2号墓佉卢文题记的年代东汉说是不能成立的。其时代应在魏晋时期，或晚至前凉时期，即4世纪初左右。

第二个例证，是1980年在楼兰故城衙门遗迹之四大垃圾堆（斯坦因编号LA.VI.ii，1980年发掘者编号为LBT）中发现的一件佉卢文残木牍（80LBT：055）64释文为“唯三年七月十日，是（时），沙罗耶……”65释读者认为文中用字母s̱a代替sa，这个语言现象最早见于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发现的wardak瓶铭，该瓶铭纪年为迦腻色迦王纪年五十一年。迦腻色迦王纪年始于128年，故该简牍的年代不早于2世纪末，并进一步将其断为东汉时期。66对此可指出两点：（1）迦腻色迦王纪元的年代学术界争论较大，笔者以为其纪元始于140年或144年说较合适。67这样迦腻色迦王纪元五十一年即应为191年或195年。但是应当指出，楼兰城与阿富汗相距十分遥远，因此上述变化不可能是同步的。这个变化传到楼兰地区要有一定的时间差，所以至少可以说楼兰城的佉卢文木牍用sa代替sa当在2世纪末3世纪初以后。（2）大垃圾堆LA.VI.ii是楼兰故城内出土汉文简牍最多的地方，年代在景元五年（263）至永嘉六年（312）之间，以西晋简牍数量最多。68斯坦因在大垃圾堆发现的佉卢文简牍已刊布者共13件（即690—700、755、756号简牍），年代在鄯善安归迦王晚期至马希利王二十年左右（约在3世纪后期至4世纪头10年左右）。69大垃圾堆LA.VI.ii汉文与佉卢文简牍年代序列间的关系是：曹魏汉文简牍→西晋汉文简牍（下限在270年）→佉卢文简牍→前凉汉文简牍（上限在310年），楼兰汉文简牍在泰始六年至永嘉四年间中断近40年。70由于1980年在LBT新发现的佉卢文木牍是从其他木牍断裂下来的残件71，所以它应与斯坦因在LA.VI.ii发现的佉卢文简牍属同一组合范畴，故其年代亦应在晋泰始六年以后至前凉永嘉四年之间。这个情况与楼兰故城所见遗物绝大部分均属魏晋前凉时期（可确定为东汉时期者，只有五铢钱等少量遗物）72，也是完全吻合的。

第三个例证，是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北部孔雀河沿岸发现的34号墓（M1）中的一件丝织品上的佉卢文题记。73佉卢文题记经挪威学者柯诺研究，认为年代不晚于2世纪。74按：34号墓是座丛葬墓，葬俗大体与LC墓地相近，墓内出漆器、各色丝绸和丝绸绣花小袋等。其中有“仁绣”字样的残锦，与LC墓地“韩仁”锦（LC.07a）几乎完全相同。75而59MNM001号墓“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与斯坦因发现的“韩仁”锦相比较，除铭文不同外，鸟兽图案则多相近似。76所以34号墓的时代当晚于2世纪，亦应在曹魏控制楼兰地区之后。77

第四个例证，是指斯坦因在尼雅发现的549号童格罗伽（托没伽罗迦）王简牍。有的研究者认为该王的年代上限应该不超出《后汉书》叙述西域史的绝笔之年——175年。78关于童格罗伽王，笔者已在《尼雅佉卢文简牍的年代与鄯善王统》一文中做了具体论述。指出该王不是鄯善王，他很可能是鄯善灭精绝后被废的精绝王，其时代似在安归迦王之前。

除上所述，还有两件新疆以外的佉卢文资料也在此顺便提一下。一是斯坦因在敦煌T.XII.a号烽燧发现一件佉卢文帛书（T.XII.a.ii.20），写九行佉卢文（漫漶，未释读，内容不详）。同出的还有八件粟特文纸文书（T.XII.a.ii.1—8）。79有的研究者将粟特文纸文书的时代定在“汉献之乱”，所以“与其共存的佉卢文书也应处于这个时代”。80关于T.XII.a号烽燧出土的粟特纸文书，笔者曾做了较详细的论述，指出其时代约在320年前后。81因此，将与之同出的佉卢文帛书的时代定在东汉末是不合适的。若按前述佉卢文帛书与粟特纸文书基本同时说，其时代显然也应在4世纪初或其后不久。第二件是在洛阳发现的佉卢文井栏题记（出土地点不明），意为“唯……年……第十（五）15（日），此寺院……顺祝四方僧团所有（僧）人皆受敬重”。82这个资料的年代，布腊夫推断在2世纪末3世纪初。83近来有的研究者进一步将其定为东汉时期，理由有二：（1）题记中用sa来代替sa，这个现象最早见于迦腻色迦王纪元五十一年的wardak瓶铭。他们认为迦腻色迦王纪年以始于128年说最为合理，是题记年代的上限不早于179年（128+51）。此外，初平元年（190）董卓胁迫献帝迁都，火焚洛阳。前述敦煌T.XII.a号烽燧粟特纸文书中第二号书信的年代与之相当，信中记有“洛阳天竺人和粟特人因而破产，全部死于饥馑”。两者互相印证，认为洛阳佉卢文题记年代的下限不晚于190年。84（2）以大月氏人法度率国人数百归化，论证在光和二年（179）后贵霜人在洛阳设有僧团。此外，又论证了东汉时在洛阳建有一些佛教寺院。将这两点作为前述结论之旁证。85我们认为上述意见是值得商榷的，若依wardak瓶铭及迦腻色迦王纪年来定洛阳佉卢文题记年代的上限，据本篇前面的论述则应在2世纪末3世纪初。若将敦煌T.XII.a发现的粟特文书的年代作为定其年代下限的依据之一，则应在320年左右。而且，贵霜僧人到洛阳不独东汉有之，曹魏西晋时亦有不少来者。86洛阳的佛教寺院东汉属草创时期，目前尚无资料证明当时洛阳的贵霜人或其他外国沙门已独立建立寺院。《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载，在洛阳西阳门外御道北的宝光寺，即是“晋朝石塔寺”，寺内有“浴堂”和井。由于该寺可与井栏联系起来，故东汉论者又认为石塔寺是在东汉故寺基础上修缮的。这个论点与说东汉时贵霜僧人已在洛阳设僧团一样，都是推测出来的，所以若将其作为主要的论据是不太合适的。但是，晋朝石塔寺与其南不远的白马寺（“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都是很值得注意的。白马寺的建立，传说与佛教从天竺东来有密切关系。东汉时该寺是佛经的重要译馆，《开元释教录》载曹魏时译经沙门四人，除安法贤外，昙柯迦罗、康僧铠、昙无谛等都在该寺内译经。昙柯迦罗（中印度人）在250年于白马寺译出《僧祗戒心》，“集梵僧，立羯磨受戒”。87西晋时释门巨子竺法护、安法钦、法立、法炬等亦先后在白马寺译经。88据《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载，北魏时期的法云寺“在宝光寺西，隔墙并门”，为“西域乌场（苌）国胡沙门昙摩罗所立也”。“京师沙门好胡法者，皆就摩罗受持之”，“西域所斋舍利骨及佛牙经像皆在此寺”。此外，北魏时期“异国沙门，咸来辐辏”，有“百国沙门，三千余人”的永明寺亦距上述三寺不远（《洛阳伽蓝记》卷四）。由此可见，洛阳城西的白马寺及其附近一带自晋以来就是外国沙门聚集之处。这个情况结合前述分析，有理由认为洛阳佉卢文井栏题记很可能在西晋时期。

总之，通过上述几件佉卢文资料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若将其定为东汉时期是很不合适的。此外，关于661号于阗国佉卢文简牍和汉佉二体钱，佉卢文《法句经》残件的年代，亦有一些研究者将其定在东汉或更早的时期。对《法句经》残件笔者亦做过一些研究89，指出他们的时代不可能早到东汉时期。就目前已知的新疆和内地的佉卢文资料而言，笔者通过对其进行诸多方面的分析研究90，可以较明确地指出这些佉卢文资料的年代上限大概是在3世纪30年代左右。关于这些佉卢文资料年代的下限，为资料所限很难确指。近来有的研究者根据新发现的尼雅佉卢文简牍，认为鄯善王疏梨阇（sulica）在鄯善的伐色摩那王以后，其年代大致在336—359年之间，该王之后则是鄯善王休密陀。91此说不论正确与否，这条资料都为我们研究新疆佉卢文资料年代的下限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我们相信，今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资料的不断发现，解决新疆佉卢文资料年代下限问题是大有希望的。

（原载于《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