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茂年谱（1397~1470）

综论

兰茂，字廷秀，号止庵，原籍河南洛阳。其家何时迁居于云南嵩明，已不得而知。他既是明代云南隐逸诗人的杰出代表14，也是学者、理学家和医药学家。但明清两代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史籍、书目对他的载录，仅见《韵略易通》二卷15。同样，兰茂的文学创作在云南虽然早就享有盛名，但他在全国文学史上影响甚微。这固然缘于滇云地处偏僻，但也和主流文化对边疆地区的相对忽略有关。

兰茂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作为文学家，他在明代文学所涉及的主要方面，都有所创造，并有理论探究和总结——在批评时人复古风气的基础上，其诗歌创作发为隐逸清音，寄托时世情怀，结集十余部；在通俗文学方面，他不仅是云南第一部戏曲《性天风月通玄记》的作者，亦有可能是长篇小说《续西游记》的作者16；作为学者，他以高深的造诣，撰写了影响极为深远的《韵略易通》《声律发蒙》，对我国音韵学和格律学都有突出贡献；作为理学家，他用每章四句，每句六言，结以四言二句的独特诗歌形式，创作了有别于一般哲学著作的《玄壶集》17；作为医药学家，其《滇南本草》以明显的地域特点，先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而出现，无疑是我国药学史上的一部力作。正因为兰茂多方面的贡献不可磨灭，清代云贵总督范承勋称其学“内圣外王”，侍读、康熙二十九年（1690）云南乡试主考李澄中称他为“百世师”，提学孙人龙则称他为“天民”，又道“使其出而有为，当与刘诚意、宋景濂后先继美。”18惜乎世事沧桑，陵谷变迁，湮灭了许多历史遗迹，影响了人们对兰茂的全面了解。

长期隐居乡里，兰茂在耕耘务农之余，所好唯著书立说。他自幼聪颖，过目成诵，少年时代即淹通经史，却赋性简淡，不求仕进，至今找不到任何科试、谋官的记录。兰茂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止庵”，并以此自号，表明了不求功名利禄的生活态度。哲学思想是一个人认识世界，总揽人生，精研学问，文学创作的基础，兰茂以阐发理学为旨的《玄壶集》，貌似民间流行的劝世诗，实际上从内容到形式，都与一般的劝世诗大相径庭。这不仅因其所表现的“内圣外王”思想，在理学研究领域里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其修身养性、返璞归真的主旨，并不影响诗人以其切身的感受，去表现个人对生存走向、生活方式的选择，及其对社会弊端的不满。翻开《玄壶集》，哲人所秉持的人生态度，可谓历历在目。如果我们把《玄壶集》及兰茂的其他诗歌对读，或可见这个看法，并非杜撰。

作为明代云南著名的隐士，隐逸成为兰茂诗歌创作的主旋律，其隐逸诗的情怀真实而复杂，鲜明而含蓄，传统的隐逸意象不难见于其诗。最具代表性者，如其咏物之作，讴歌了兰、松、竹、菊、蕉、桐等植物洁身自好，独立不倚，孤高有节，不趋世俗的天然品性19；而在以《石羊杂诗》20《杨林八景》《松径樵歌》《四时词·行香子》21为代表的田园歌咏中，湖光山色的秀美奇绝，喜获丰收的愉悦心境，超脱俗尘的月淡风清，田园升平的虔诚祈求，使这些组诗充满大自然的盎然生趣，以及诗人对生命、生活的种种审美感受。诗人的情怀之所以如此淡泊超然，哲理诗《玄壶集》道出了其思想底蕴：“未死先须学死，在生且养其生。养生不过谨节，学死在于无争。”“谨节自然清净，清净即致中和。持此守心应物，玄关不在其他。”“不忧不惑不惧，无着无碍无争。”“守正不阿，致死不变。”22但心境看似远离尘世的兰茂，实际上不仅躬耕田园，而且也和普通农人一样，切实地关心收成。有所不同的是，他心忧民瘼，激愤于社会的不公。除了集中表现同情渔、樵、耕、牧四者的痛苦之外，兰茂的这组田园诗，也鞭挞了朱门贵人的安逸享乐，从而具有批判现实的深广意义。23《玄壶集》中有的诗可与此对读，如：“去岁雨多伤麦，米增高价杀贫。今年还想这着，不知天可从人？”“夜夜牵车缴水，朝朝运火烧田。种得禾苗结实，快活受用余年。”24这表明，在兰茂的心目中，与世无争的隐逸，并不意味着与现实隔绝。所以，除了民瘼和不公，他也留心于经世济民之术。据说靖远伯王骥征麓川时，曾经采用其策而取胜25。兰茂既然写过《安边策条》，这样的事情就有可能出现，也即是说，兰茂在隐逸的同时，也存待时而动之心。他在73岁时写下的《乐志赋》，开篇即对其隐居生涯做了一个总结：“唯人心之所之兮，宜取适于和宁。苟劳劳而失养兮，若有负于平生。”“达人之至明兮，善藏器以俟时。”26显然，“取适于和宁”是兰茂的生活理想，而不完全是他的现实目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今日之藏，是为了某日之用。对此，我们在《玄壶集》中同样可以找到依据：“自己悟得真玄，形神保守坚全。此外无功济世，如何做得神仙？性命既修，功行须立。”悟真玄、守形神、求济世、立功行，兰茂表现了中国传统隐逸诗人并不乏用情怀。

作为云南早期隐逸诗人的代表，兰茂与天顺时期安宁的隐逸诗人张维并称，他与嘉靖时期同乡的隐逸诗人贾惟孝，则被杨慎并题为“杨林两隐君”27。走出云南，我们不妨把兰茂和时代更早的陶渊明略做比较——虽然二人的生平和创作都不尽相同，却有隐逸这一共同面。简言之：其一，他们都奉行君子固穷的原则，坚定地躬耕农田，而且时间久远到直至其生命终结，但陶渊明归隐是在退出官场之后，兰茂则既无官场可言，还在科举大兴的时代，终生没有赶赴过科举考场；其二，他们皆非养尊处优者，做出一副优雅逍遥的田园姿态，而是真正经历了农耕的艰辛、物质的匮乏，所以对农人所处的社会现实，皆有超出一般文人的感同身受，但兰茂的处境比陶渊明好，故其诗的悲苦之情、饥寒交迫之感，都不及陶诗；其三，他们都表现了田园的清净美好和心灵自由，内心却向往、激荡着经世济民的豪情，但陶渊明强烈到有“金刚怒目式”的愤激，兰茂却多为待时而动，安命守心的清静中和。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很难说兰茂没有受到陶渊明的影响，然而他毕竟是一个独特的乡土隐逸诗人，虽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远不及陶渊明，却也无愧为云南隐逸诗人之首。兰茂的终身隐居，在民国被看作“求志”之举，与明末义士薛尔旺同列。《杨林两隐君集》的编辑者李文汉，在《上唐蓂庚将军书》中说：“嵩明兰止庵先生与昆明薛尔旺先生，生当明际，均以节自励。一则舍生取义，一则隐居求志。二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将军谓为一代名人，均宜法则，诚为至论。”28以上论述并非随意比附，而是借此从另一个角度，考察明代云南隐逸诗人的特点。

兰茂的隐逸诗既诗情蕴藉，清新俊逸，又饱含画意，如在目前，令人不禁对其意境心向往之，这是无须多说的。但哲理诗《玄壶集》要写到这样的艺术境界，定非易事。然而，作为云南思想史上早期的理学家，《玄壶集》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哲学，其取得的文学成就，亦令人瞩目。此集以言理、明理为首要任务。我们都知道，宋以来诗和理、诗和禅关系的论争，一度相当激烈，其意义在于，这使人们明确了诗歌艺术发展的正确方向，在于以形象、以意境明理，而非走向抽象说教，味同嚼蜡的极端。《玄壶集》可谓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它阐明思想，一在借诗人自身感悟明之，一在借大自然意象寄托之，因而或形象鲜明，或诗味醇厚，所以不负诗名。诗人以自身感悟明理，上文已多有涉及，这里只略说借大自然意象寄托哲学思想。“结识啼莺语燕，栽培万紫千红。尽把东风占了，不堪又起西风。人心不足，天运循环。”29这首诗运用比喻呈现形象，看似用笔平平，但意味丰富而又鲜明如画，简洁有力而又含蓄蕴藉，这样的艺术效果，非一般人所能为。又如“月到花前弄影，风来水面生纹。相有诸般变现，一无何所云云。常应常净，常清净矣。”30作为《玄壶集》的最后一首，这诗达到了禅喻的境界：世间诸相变幻无穷，而水、月最是无定。但千变万化，终归虚无。人心如此，则清净无碍，何来庸人自扰？把哲理说到这样高明的程度，诗方为诗。

兰茂诗歌的艺术成就，与他既是诗人，也是一个诗歌批评者有关。他的九首论诗绝句31所表现的诗学观，与同时期中原“前七子”推行的复古论相比，不仅显出了云南诗人特立独行的个性，也针对朱明立朝百年来广为流行的《唐诗鼓吹》32，集中提出了客观公正的采诗（选诗）标准，并表现了自己对待格律的通达态度。

云南诗歌的传播，在明代有两种情形：一方面是云南地处边疆，明代前期诗人的声名，不易远达于外界；另一方面是就总体而言，省内外的文学交流，依然有迹可寻。如兰茂《四时词·行香子》，以分写春夏秋冬，来表现诗人的隐逸情怀33。这样的写法在元明时期甚为流行，有明代“第一奇书”之称的《金瓶梅》，就移用了四首到其卷首。这与兰茂的这组词作，与其说是一种巧合，毋宁视为滇中与内地文学产生交流，从而导致的一个共同点。我们还可以通过兰茂的《成化丙戌年，予年七十岁近体诗十首》其三34和唐寅的《感怀》35，引申出对这两位在同一年间一生一死，生活于不同时期，有不同人生经历，却有相同情怀的诗人之比较36。

从通俗文学方面看兰茂的哲学思想，《滇南诗略》本传之记载不会是空穴来风，小说所表现的明心见性思想、语言特点，证明《续西游记》可能是兰茂的作品37。兰茂的传奇戏曲《性天风月通玄记》与哲理诗《玄壶集》，在思想上同样有相通之处。这部神仙道化剧和《玄壶集》一样，主旨都在表现返璞归真，隐居遁世的思想，在艺术上则不乏言辞、意境都写得很优美的片断。

兰茂平生作品甚多，是古代云南学者、文学家中著述最富者。据云南最早的方志正德《云南志》记载，其著述有《玄壶集》《鉴义折中》《经史馀论》《安边策条》《止庵吟稿》《山堂杂稿》《碧山樵唱》《桑榆乐趣》《樵唱馀音》《甲申晚稿》《梅花百韵》《秋香百咏》《草堂风月》《蘋洲晚唱》《韵略易通》《金粟囊》《中州韵》《声律发蒙》《四言碎金》等19种38。清代嘉庆时期刊刻的《滇南诗略·兰茂传》，则说兰茂在“兵燹之后，著述散失”，著有《玄壶集》（又名《元壶集》）《鉴例折中》《经史馀编》《安边策条》《止庵吟稿》《声律发蒙》《山堂杂稿》等书，“今惟《声律发蒙》传世”39。

检点兰茂现存的著作，除李文汉、李文林辑《杨木两隐君集·兰隐君集》外，尚有《医门揽要》《滇南本草》被《云南丛书》收入。此外收其作品者尚有：袁文典、袁文揆辑《滇南诗略》收诗11首；陈荣昌辑《滇诗拾遗》收诗35首、赋1篇、《玄壶集》1卷；李坤辑《滇诗拾遗补》收诗16首。需要说明，《滇诗拾遗》所收诗，除去与《滇南诗略》重复者，《兰隐君集》未收入《玄壶集》，《滇南诗略》未收入《乐志赋》。陈荣昌对其辑《滇诗拾遗》时收入《乐志赋》《元壶集》曾做过说明：“赋一首，本不合录于此，第止庵著述，久已散佚，今五百余年而此赋与诗，同时为予所得。爱之重之，附而刊之，免其复失而已。至《元壶集》杂二氏而为言，故《通志》疑有伪托。然得之实难，并附刊于后，聊存旧籍云尔。”40兰茂的著作存世者十不足一，而他在文学、音韵学、理学、医药学等方面，皆足以名家，是一个于“医道、阴阳、地理、丹青无不通晓，治家、冠婚、丧祭一体文公”41，可惜由于史料匮乏，我们难以深入全面地对他进行了解。

最新的兰茂存世著作整理成果，是2016年出版的《兰茂文集》。“经多方收集，多渠道听取意见，《兰茂文集》共收集汇编了迄今为止有据可查的兰茂所著《滇南本草》《医门揽要》《声律发蒙》《韵略易通》《性天风月通玄记》《玄壶集》《续西游记》及部分诗词，并按照医药学、音韵学和文学归类，分为一、二、三卷，共150余万字，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42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兰茂生平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除古、近代地方志零散的简单传记外，出现了两个《兰茂年谱》，一为苏石撰43，一为黄丝才、纪兴撰44。这两个年谱对兰茂的生平事迹进行了编录，成绩值得肯定。然而，苦于文献资料的匮乏，要做出完整的《兰茂年谱》，迄今可谓殊无可能。苏石所撰年谱，按兰茂的生卒年编次年岁，对于缺乏资料的年代，则以本时期中国或云南发生的历史事件系之。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让读者了解谱主所处的历史环境，但太多与谱主无关的历史事件被揽入其中，作者充实谱主生平的苦心固然无可厚非，却难免给人喧宾夺主之感。黄丝才、纪兴所撰年谱，则从兰茂是一个医药学家的角度，侧重于载录他在这方面的事迹。这两个年谱在文献引用和占有量上，因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局限。

对于兰茂生平和著述存在的以上问题，本谱亦不能够完全解决。诚如孙人龙在《声律发蒙序》中所说，“地以人名，人以地限。纵有博学奇才，湮没无从表见者，不可胜道”45。故在旧谱的基础上，本谱亦只能力求掌握更为丰富的文献，既重全人而又突出谱主的文学风貌，这样，或对兰茂研究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