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有必要对本书中的一些概念、谱主选择和一时无法弥补的遗憾，稍做解释和说明。
笔者使用“汉语文学史”这个概念，是因为本书所涉作家，无论其属于哪一个民族，在文学创作上使用的都是汉语。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学家与“士”通常合二为一。“汉”当然首先是民族成分的界定，但中华民族是一个大概念，“汉语”则是对其中一种语言及文学载体的称谓。“士”最简单而普通的含义，则是一种身份界定，即指学习汉语和科举制艺，或以汉语为习用语体及文学表现语体，并达到较高程度的读书人。“汉”“士”合一，因此科举时代的文学家，往往同时也是科举人士，或说科举人士往往同时也是文学家。12像兰茂、木公那样不以科举为务的读书人，毕竟是少数。虽然他们一为汉族，一为纳西族，但若以他们的汉语文化水平来衡量，其身份无疑是士；以他们的汉语创作成就为标准，其身份无疑是汉语文学家。换言之，无论人们学习汉语、掌握汉文化或科举制艺的目的如何、结果怎样，文学创作都有可能成为其精神归宿。云南虽然有诸多民族，但用汉语来进行文学创作，无关乎其民族身份。故为了与少数民族文学相区别，以表明创作的语体特点，汉语文学家这个称谓，是合乎本书谱主实际的，而汉文学史，自然是汉语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
笔者选择谱主的基本条件之所以为明代，主要缘于历史背景和云南汉文学史崛起之时代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整部云南汉文学史，在崛起并逐渐汇入中国文学主流的过程中，其地域色彩更为浓郁。这当然由于多元因素的影响，但使汉语文学创作蔚为大观者，无疑是作家这个创作主体。显然，在这个主体中，除了大量汉族文人学士外，并不乏世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少数民族。本书的18位谱主中有4位少数民族，对于拥有诸多民族的云南来说，这似乎为数不多，但从云南汉文学发展史来看，在明代以前则甚为罕见。这关乎上文提到的外部因素：自朱明王朝洪武十五年（1382）平定云南，接着在云南全境相继建立空前强大的统治后，云南的社会变革，加速了其文学发展的进程。朱明王朝经略云南的各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措施，汉族移民大量进入对云南社会结构的改变，兴教办学、推行科举对云南士阶层兴起的影响，宦滇、谪滇、流寓官员和文士对云南文化的贡献等因素，都推动了本地汉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少数民族融入其中，是一个最有力的实证。另一方面，明王朝以程朱理学为尊，以倡导佛道为辅的儒释合一统治思想，则推动了云南士人和汉语文学与中原、江南传统文学的融合。明代以前汉文学史在云南发展的涓涓细流，至此终于汇为引人注目的滚滚江河，在清代愈奔腾向前。明王朝对云南前所未有的综合性强势治理诚可谓史无前例，由此促进的汉语文学之兴盛亦如此。
笔者选择谱主的另一个基本条件之所以为原籍云南，缘于构建地域文学发展形态的基础，必然是本地作家作品。明代云南人包见捷《通志草》云其“艺文”载录的标准是：“其人不必滇，而其事必滇也；其人即滇，而其事亦必滇也——而其文乃入之，成其为滇之艺文而已矣。”13如果以此来裁定本书各年谱谱主，则与本书的编撰宗旨并不完全吻合。包氏显然把写云南事作为其辑录艺文的首选，本书却以谱主原籍必须为云南绳之，而把非云南籍却曾居云南、写云南事者，作为年谱附录的大事纪简存。实际上原籍云南而终身生活于外地者，在本书十八位谱主中，只有杨一清一位。但是，其祖茔皆在云南，其子过继于云南，其号“石淙”缘于不忘云南，“三南”亦见心系云南。一清曾亲自回云南祭扫祖茔，后来又遣其子回云南代扫，其姊夫、其继妻皆为云南人。可见，杨一清与云南的关系是何等紧密！概言之，包氏所括较宽，本书选择较专，这是由二著之宗旨、体例、内容不同决定的。我们重视外来的各种因素，以及各类人员对云南汉语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但也必然会受制于诸如地域、篇幅、文献等条件的限制，而只能选择部分作家，那么自然而然地，籍贯就成为基本条件。明代以来云南籍的汉族，多半是外地各类移民的后裔，少数民族则多为世代土著。文学的发展必然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地理环境发生联系，因此，明代以来云南汉语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虽然以昆明为中心，辐射了幅员辽阔的山山水水，却相对集中于滇中和滇西、滇西北地区。在这些地区，一心向学和科举取士，造就了各民族大批汉语作家和作品，本课题选择的18位谱主，多半集中在这些地区，民族成分则有汉族、白族、纳西族，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汉语为文学创作语体。
除了经济和文化因素，明代云南汉语文学家的代表性（作家的创作成就和作品的存世数量），也是选择谱主必要的考虑。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作家别集和总集录存作品的稀少，给年谱的撰写带来了很大的缺憾，我们只能以存有别集，或各分类总集编选其诗文较多的作家，作为选择谱主的主要考虑。有的人别集之保存异常艰难，如赵炳龙、高应雷，而总集编选诗文较多的作家，往往也是文学声名较大且原有别集者，如唐尧官。再者，在作家后的编写过程中，我们还遇到不少困难。仅举两例：首先是别集。明代云南别集传世者本来就不多，即令有别集存世的谱主，其著还在近年佚失，如木公的《雪山庚子稿》（嘉靖刻本）和陈佐才的《重刊明遗老陈翼叔先生诗全集》（民国刊本），在本应藏有其本的省内多家图书馆，均不知下落。其次是谱主。本来选中的文学家如雷跃龙，终因课题组成员撰就年谱后，与其家族后裔无法达成该年谱的著作权共识，为了保证国家课题成果无著作权争议而放弃。并不是说未入选本课题的文学家成就都不高，而是囿于客观原因，本书的谱主目前只能如此选择。
虽然有上述不得已，但笔者在选择谱主之后，还是考虑了这部年谱冠之以“云南”二字的普遍性问题，故设置了大事记作为附录，后来又增加了作家地理分布图和人数统计表，希望能够以局部见整体，以一斑窥全豹，勾勒出明代云南文学长卷的基本轮廓。我们深知，无论用怎样的方法和体例，任何时代的任何人，实际上都难以完全展现一代文学的全貌，或许，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
总而言之，把明代云南文学家的个体集合起来，就可能汇成较为壮观的群体。本书的18位谱主，从近四百个文学家中被遴选出来了：钱谦益纂辑的《列朝诗集》，录入云南如镇守使沐氏、大理段氏、丽江木氏等文学家族，以及杨一清、兰茂、郭文、张含等数人；王士祯撰写的《居易录》，介绍了“杨门六学士”“杨门七子”及董难；袁嘉谷等编纂的《云南丛书》，辑录了存世的明代别集和散存诗文；李根源等编纂的《永昌府文征》，有明人144家；方树梅著《明清滇人著述书目》，辑明人141家；张文勋主编《云南历代诗词选》，明代作家约占40%。仅从举例的这些经过不同时代编者择选过的数字，应当可以印证本书拟定谱主的考虑情有可原，并辅助说明要展现明代云南文学成就之不易。当然，见仁见智，人言言殊，对于本书谱主的名单，不可能要求人们全面认同，但求我们所做的努力，有益于云南明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和文学通史的形成，亦为中国明代文学史提供有用的实例。
（孙秋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