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清年谱（1454~1530）

综论

在云南明代文学史上，有两位具有全国性影响，并有师生之谊的文学家：祖籍安宁的杨一清和谪戍永昌（今保山）的杨慎。但杨慎数百年来蜚声文学史，杨一清则显得相对沉寂。在漫长的仕宦生涯中，杨一清出将入相，政绩显著，他在文坛上的实际地位，亦不应被忽略。以师道论，当时的青年才俊如吕柟、王守仁、崔铣、李梦阳、何景明、康海、杨慎、乔宇、张璇、马理、陆深、邵宝等，均出于杨一清和李东阳门下，英杰不可悉数。状元杨慎曾到镇江谒见座师杨一清，阅其藏书，叩以疑义，杨一清皆能成诵，杨慎大惊，从此愈加发奋治学158。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将其师杨一清和李东阳（茶陵派领袖）并举，清代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朱彝尊就此发表感慨：“献吉送昌谷诗云：‘吾师崛起杨与李，力挽元化回千钧。’初意杨非李敌，不过为师同耳。及观《石淙集》，实有高出李者，乃知文士以千秋自命，类不轻许人也。”159云南近代著名学者赵藩把杨一清、李东阳并称为“两雄”160，一个在政治、学识和文学上没有卓越成就的高官，不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亦可见杨一清被文学史忽视的时间，其实并不久远。可惜这个遗憾，至今犹未得到应有的弥补。

 

一

杨一清的祖籍是云南安宁，他出生在化州（今广东化县），其父杨景时任化州同知，致仕后携其寓居巴陵（今湖南岳阳）。父病故，杨一清奉其遗命卜葬京口，从此占籍，南直隶镇江府丹徒县（今属江苏）。所以，杨一清自号“三南居士”（滇南、湖南、江南）。杨氏世居安宁，“力穑起家”，“家世号贤人之族”161。虽然杨一清不曾在云南长期生活，但他使用得最多的号是石淙。此号来自其祖籍，故李东阳撰《石淙赋》，特地阐明“石淙”的含义162。成化二十一年（1458），杨一清蒙皇恩回云南祭扫祖茔，其《谨奏为乞恩祭扫事》163和《石淙诗稿·省墓类》，诚挚地表达了对故里的拳拳深情。没有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忘本源，长怀故里，是杨一清的高尚品质之一。杨一清自幼异常聪颖，他十二岁举神童，十五岁中举，十九岁成进士，其后功业卓著，建树累累。诗人自谓“平生勋业半酬边，老去仍都将相权。自有胸中兵十万，不劳门下客三千”164。杨慎所作《为大学士杨文襄公故里题碑》，以“四朝元老，三边总戎，出将入相，文德武功”165十六字，精确地概括了其师的平生功业。但这样的概括，虽然表现了杨一清辉煌的人生，却没有反映他一生仕途的坎坷。杨一清在第三次致仕后，对自己履职官场的经历，曾做过数字总结：“六十年来三致仕，四千里外七还乡。”166出将入相，建功立业，漫长仕途的起落和是非，固有复杂的个人、时代和朝政因素，但终其一生，杨一清出塞安边、身为四朝元老，为国为民所做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可叹一代名臣和文豪，终因被诬陷而郁郁病逝。

作为政治家，杨一清的主要仕宦经历和功绩可概括如下：三次总戎三边，逾时三十余年；历官提学副使、太常寺少卿、户部和吏部尚书，两次入阁参机务、做首辅。杨一清的政治思想和重要贡献是多方面的：作为提学，他力袪宿弊，肃清学政，重建书院，亲自教督，培养了许多后来名满天下的英才；他三次亲历边关整治边患，修马政、筑边墙、平反叛、选人才，有效地巩固了边防；他为张永出谋划策诛刘谨，并努力让被其构陷者复职，匡扶了明王朝社稷江山；他支持议“大礼”，为嘉靖初年的政治稳定立下了功劳；他敢于批评规谏君主，慎于官员任免考选，为国家各种事件的妥善处理建言献策，为安抚天下和百姓做出了贡献；他主张为官不避辛劳，为政宽严相济，同僚同心协谋，以称朝廷托付，为官员做出了为官的榜样。入仕六十年，在漫长的仕宦生涯中，他写下了大量为治边、为时世、为朝政而上的奏疏。仅从《关中奏议》《制府杂录》《西征日录》《宸翰录》《密谕录》《阁谕录》《吏部献纳稿》等名称，我们就可以看到明代中叶国家政治、边防军事与杨一清个人之间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除了政治意义，这些文章在艺术上亦有其文学价值：它们或“所指尽皆中窍要”167；或“叙事则详雅典则”“摛词则明白疏鬯”“明体实用”168；或“有古横槊雅歌之风”169；或“雍容怡愉，……至今诵之，犹可想见当时之盛”170。

如果说杨一清的文章以奏疏为主体，主要是其作为政治家为时为事而发的言论，那么他的诗歌，则属于较为纯粹的文学创作，但奏疏与诗歌联系紧密，甚至不妨说，后者以前者为缘起。诗以言志，诗以道情，与杨一清的政治生活轨迹相呼应，他和同时代的其他朝廷重臣一样，诗歌中也有庙堂之作，然而最能体现其日常情志者，是诗史、山水诗、抒情诗和题画诗，体裁则包括古体和近体。另一方面，《石淙诗稿》及杨一清的多种奏疏集，本身就是按照他政治生活的各个不同阶段来归类的，如其诗歌：回原籍省墓诗归于《省墓类》，任提学副使诗归于《西巡类》，被逮诏狱诗归于《自讼类》，身处庙堂诗归于《玉堂》前后类，三次总制三边诗归于《行台类》《制府类》《督府类》，致仕镇江诗归于《归田》前后类。因此，仔细稽考生平其事迹和作品的创作时代，在文学、政治以及政治与文学相交融的三条线上，杨一清的文学创作与其当时所处政治现实、人生际遇的密切关系，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

杨一清的诗史类作品大多作于边塞，这类诗歌无论古体或近体，皆可谓以写实为诗史，杨一清本人亦作如是观。他对李梦阳说：“近作《督府稿》，益疏卤不足观，然道故实，备诗史，他日或有取焉”171可见其以诗为史的主要目的，为实、为史而不为文。正如李梦阳评其《花马池大阅》云：“自负自矜，卒践其言。伟然乔岳，屹然长城。”172《河西书事》这首诗，被康海称为“当时之史”173。在评点《岔口遭虏变，越三日过其地，作诗纪之》时康海言：“前岁吐鲁番之祸，百倍于此，谁复纪哉？”174待民以宽，治边以严（请参阅本谱正德六年纪事），亲践其地，以诗纪史，正因为杨一清的治边思想和边塞诗的创作目的都很明确，故诗人很少无谓地抒发闲情逸致，而经常表现其军旅戎马生涯中的诸多感慨，及其对边塞实事的种种忧思。如组诗《甘凉道中书事感怀杂诗一十七首》，全面反映了边关的若干弊病175；《闻河套有警》，表现了对民力持续供给边关的深切担忧176；《录民谣十三首》则以凝重的笔墨，广泛地写出边塞贫富不均、官欺民劳的不良现象，读来真是“篇篇具实，字字洒泪”177！在任三边总督时，杨一清曾遭遇过政治倾轧：《自讼类》记载了因刘瑾诬陷其冒领边饷，被逮诏狱的经历，暴露出封建政治的黑暗178；《闻新政》则以副题“谨贼伏诛”，为这场政治浩劫画上了句号179。无论其边塞诗是为国、为民还是为己而作，都承载了不可缺少的时代政治史实。

比起近体诗，杨一清的山水类诗歌，更喜欢以格律自由的歌行体，在描摹山水的同时，抒发其豪放性情。这类诗大多集胸中丘壑、壮丽景观为一体，意气潇洒，纵横开阖。《界亭道中》《水晶宫客》均属此类180。歌行体相对自由的形式，固然更便于诗人挥洒笔墨，但杨一清山水诗的气韵沉雄、意气飞扬，实为其胸襟气度的自然流露。无论是壮年时期的江山闲步之作，如《奉陪少宰石楼李公游焦山，馀兴得长句兼送别》181，还是七十二岁高龄时所作边塞行吟，如《开府行》等182，其诗歌风格都是一以贯之的。

以《底柱行》为代表，杨一清的抒情类诗歌多性情之作和个性表现。《底柱行》以沉着奔放的笔调，歌咏长江滔滔滚滚，吐纳千流万派的气势，并塑造了上帝赐砥柱为堤防，使“中流无声屹相向，狂澜过之不敢狂”183的雄姿——其实这正是诗人身为朝廷重臣自我形象的写照。另一方面，对国家、故乡、亲人、友人的深情，时而阔大，时而细腻地渗透在《石淙诗稿》中。如诗人还原籍云南安宁时所作《谒咸阳王庙》《谒黔宁王庙》《谒王忠文祠》《登碧鸡山》《抵家杂述》184等，或抒发忠义之气，或表达对故乡的感恩之心和深厚亲情，无一不打动人心。“关山路尽九千里，水木心悬三十年。”185这深溶于游子血脉中的乡梓之情，直到晚年，在诗人心中都未曾淡化186。杨一清对其定居地镇江的感情亦如此，他写下了许多吟咏金、焦、北固三山胜景的诗篇。更为可贵的是，诗人一生不忘故里，更心系社禝，他吟道：“自分此身先许国，不须回驭学王阳。”187先国后家的博大襟怀，使故乡和国家，在杨一清心中显得非常和谐统一：“关山尽处频回首，恋阙怀乡两意同。”188诗人的胸襟气度是如此开朗宏阔，让人们看到，他不仅是国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故乡永远不变的赤子，诗坛上独树一帜的诗人。

既是诗人，也是艺术家，杨一清对画作的鉴赏，表现了其精深的艺术造诣。如其代表作《题沈石田山水赠高铁溪贰守》，赞扬画家“胸中倘有万丘壑，气运泼泼随风生”，又道“按图索骏竟何事，如舍其骨求其形”189，表现了诗人对神韵为上、离形得似艺术理想的追求。在归田类中，题画诗尤多。杨一清虽无画作传世，然而题画诗显然是《石淙诗稿》中的一个大类，可见诗人即使不擅丹青，对中国诗画的艺术境界，也有相当深刻的把握。

杨一清只有两套散曲作品：一题为《散套》，一题为《南北双调合套·闲情》。前一套看似书春闺怨情，伤感鸳梦成空，实则可能蕴藏了作者对其政治生涯的担忧；后一套则在归田的闲适逍遥中，流露了仕途的惊心动魄，表现了颂圣感恩之情190——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是朝廷重臣杨一清心态的隐形反映。

除了创作诗、曲并品画，杨一清还擅长博弈，给人以棋艺精深的深刻印象191，同时他擅长书法，所书《车驾幸第录》真迹尚存，云南近代著名学者袁嘉谷说：“余选镌滇贤遗墨，以此为冠。”192

二

在文学思想上，杨一清与当时茶陵派领袖李东阳、前七子领袖李梦阳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文学观的共性提醒我们，观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杨一清在明代中叶的文学论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明代文学的发展，宋濂、刘基、高启等由元入明的诗人淡出诗坛，永、宣之世文坛相对沉寂，而成、弘间馆阁重臣、一代文学宗师李东阳崛起，形成了盛极一时、活动时间持续数十年之久的茶陵派，为明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李东阳推崇汉魏乐府，“或因人命题，或缘事立义”，“内取达意，外求合律”193，大行以乐府体咏史之风——这一理论的积极面，是影响了李梦阳向汉魏乐府诗学习的诗学观。李东阳也盛赞盛唐诗，如说“近代之诗，李杜为极”194，但他同时亦“出入宋、元，溯流唐代”195，反对模拟，提倡创新，认为“诗贵不经人道语”196，并批评当时为诗者，两汉之体已不复讲，言“必为唐”，“必为宋”197——这一理论的积极面，则是抑制了李梦阳崇古尊唐的局限性。作为挚友，杨一清与李东阳在文学上相互批评，不避指摘疵垢198，他们的文学主张有其一致性。杨一清《怀麓堂集原序》指出：“文盛于今日，其弊亦随之”。“乐恣肆者，失之驳而不醇；好摹拟者，伤于局而不畅”，又有“习瘦辞硬语”以为古，“以艰深文浅近者”，“文之弊一至是，可慨也”！他认为文学应当有所表现，即如李东阳的诗文那样“深厚浑雄”，语言平易“而法度森严，思味隽永，尽脱凡近而古意独存”；既“天趣溢发”，随意开合，而又“不逾典则”199。在给李梦阳的书信中，杨一清也以对其诗文的评价，直接表达了对李梦阳文学观的赞同：“舟中取《崆峒集》阅之，真若捕龙蛇、搏虎豹，争与之角而不敢暇焉者，不图先秦古文，复见今日，乃知近之学古文者之无所得也。文而若此，何病于学古哉！乐府歌辞，直超两汉，上得风人之意，六朝而下，弗论也。”200《石淙诗稿》实践了杨一清的上述文学主张，李梦阳则通过评点这部诗集而将其阐明之，而他本人的文学主张，亦在评点中表露无遗。由此可见，杨一清与李梦阳的诗学观，是相当合拍的。

杨一清是李梦阳的老师，李梦阳点评《石淙诗稿》，为杨一清所请。他把李梦阳看作仅次于李东阳的批评者，不仅赋予了他对自己作品的批评权并请他校定、作序，而且对他的批评心悦诚服201。杨一清还称赞李梦阳道：“斯文衣钵终归子，前辈风流直到今。”202李梦阳则说：“宣德文体多浑沦，伟哉东里（杨士奇）廊庙珍。我师崛起杨（一清）与李（东阳），力挽一发回千钧。”203在李梦阳的心目中，两位老师的文学地位，是难分轩轾的。杨一清、李东阳、李梦阳在当时文坛上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在文学思想和诗歌创作上，杨一清介乎茶陵派和前七子之间。我们还不难看出，继茶陵派而起，活跃在弘治、正德间的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对二师的文学理论，都有所继承和发展。关于李梦阳和李东阳文学理论的关系，上文已说过，下面我们简析他和杨一清在这方面的情况。李梦阳第一次提出他的文学复古主张，是在弘治十八年（1505）写的《与徐氏论文书》中204。他强调重视民谣，谓“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真诗乃在民间”，并批评当时人以“韵言”谓之诗，弊在“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205，诗歌应当“以我之情，述今之事”206，面向当代现实，为进步的政治主张服务。在《章园饯会诗引》中，李梦阳认为唐诗胜过六朝207；在《潜虬山人记》中，李梦阳以唐诗否定宋诗208，但对学习宋人，又有适当的肯定209。对于怎样向古人学习，李梦阳提出了独守尺寸之“法”210。通过李梦阳对《石淙诗稿》的评点，我们正好验证杨、李师生在批评和创作理论上的契合。如果没有这个契合点，则其批评未必能让作者心悦诚服。

对《石淙诗稿》，李梦阳曾做过一个总评价。他认为诸稿风格，各称其事。就其所以然，皆因诗人内蕴深厚，气势充沛，故其诗挥洒自如，略无滞碍。工于辞藻者畏其内外浑然，使气任性者让其雄奇高远，看重意绪者叹服其抒情巧妙。虽“唐宋调杂，今古格混”，但千虑一失，瑕不掩瑜，无愧一代名笔。211下面把《石淙诗稿》散见的李梦阳评语，做一个简要的概括。李梦阳认为，《石淙诗稿》最突出的优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文如其人。作为忠君报国、忧国忧民的朝廷重臣，杨一清的诗歌激荡着堂堂正气，充满了崇高格调，这来自诗人的心胸，是其诗魂，因而不存在任何伪饰。“胸中有忠义，凡作忠义，诗便佳，便如眼见之。”212所谓“堂堂”“大作”“格高”213等评语，皆指此类。其二，情多句佳。性情决定诗歌艺术品位的高低，“诗本性情，情多自佳”214。“凡情多，则句自佳”215。杨一清多好诗，即因诗人性情，现于其中。其三，真切自然。无论是“大作”还是小诗，矫情做作都不可取。杨一清的好诗，令人“读诗即如躬历”其境216。他的题画梅诗，能令人感到与画“同神”217；“尘海雪山，骥尾龙颜”，诗人也能“信手拈来”，故“更觉情切”218。还值得注意，李梦阳对《石淙诗稿》虽不吝赞美之辞，但对其缺点，也直言不讳219。

李梦阳对《石淙诗稿》的评点，显然是李氏诗歌理论的具体运用，它与其文学理论的对应，要之有四个方面：（一）以我之情，述今之事。这本是李梦阳复古理论突破局限的亮点，亦是杨一清诗歌的突出特点，即李梦阳评语所谓“时事入诗，妥之又妥”220。个人情怀如此，国家大事亦如是。如点评《宁夏书事》：“西夏之弊，正坐撤堠废（比）［屯］耳，人不之知，安能道之也。”221（二）古体近汉魏则佳，近体近子美则好——以汉魏、盛唐为评价标准，在评点中颇为突出。如说《界亭道中》：“长篇才气，横压今古。然铺叙之词工，而形容之妙寡；顿挫虽力，而辟合未至。方之古人，盖有间焉。”222这表现了李梦阳对汉魏风格的高要求。《红白葵》评点则具体说：“古调、古句、古意，唐以上之作。”223盛唐诗的最高标准自然是杜甫，如说：《题沈石田山水赠高铁溪贰守》“如子美口中出……长篇之最”224；《事平志感》“气格皆杜，诗之史也”225；《再入夏城》为“《洗兵马》之流亚也”226。“杜格”之类评语，在李梦阳的评价中数量不少。（三）诗何尝无理，但要化于理。这主要针对宋诗而论。如《送张文渊谪官鹤庆》一诗，李梦阳曰：“此等作非无义理，然自是诗家。”227这是“宋人主理，作理语……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228观点的表现。（四）诗有法度。“格律严森”“典则”“联整”“的对”，诸如此类的评语甚多229，不再列举。批评与作品的实际，对应如此紧密，这或为李梦阳评点获得杨一清首肯的原因。

最后，由于一生中有太多的时光，用于朝政和三边督务，或受自己和李东阳、李梦阳诗学观的影响，杨一清有一部分诗作，对汉魏、唐宋诗有明显的袭用。李梦阳在评点中不时有某诗为盛、中、晚唐调的字样，其实从杨一清的同一首诗，即可看到这种情况，如《自述二首》其一：“曾草封章达九天，一官尸素恐妨贤。由来心事本如此，只是当时已惘然。白首放歌无旧侣，青山相对有新篇。沧浪濯罢归来晚，一棹西风万树蝉。”230这首诗明显翻用盛、中、晚唐诗语，第一联出于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第二联出于李商隐《锦瑟》，第三联出于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如《题画送谢梅岐归闽》三首，李梦阳评点云：“前一首唐也，后二首宋调耳。”231虽然有这样的缺点，但李梦阳以复古论为批评标准，再以“唐宋调杂，仿古格混”232为憾事，难免陷入拘泥和偏颇，抹杀了在复古风气盛行时，诗人正努力打破流风。对杨一清的这种努力，很难、也无须用一家一派的诗学观去衡量。参阅清代昆明教谕乐恒对杨一清诗的评价，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另一个侧面：“五古冲雅恬适，居然五柳家风；馀则雄浑博大，直趋老杜门庭。间有推阐太尽，类宋人者，而非书写性格。本天地自然之间，以合于温柔敦厚之旨，则既不失‘三百’之遗，而堪垂不朽矣，又何必唐宋云。”233

三

杨一清一生著作丰富，下面综合古今主要书目和载录并补充之。

（一）明清至今，杨一清诗文的存佚和整理情况如下：

（1）《四库全书总目》云：“《石淙稿》十九卷，明杨一清撰。一清有《关中奏题稿》，已著录。考《明史·艺文志》，载一清奏议三十卷，《石淙类稿》四十五卷，诗二十卷。今所传《关中奏题稿》，已与三十卷之数不符，此本有诗无文。首《凤池稿》，次《省墓稿》，次《禫后稿》，次《西巡稿》，次《北行稿》，次《容台稿》，次《行台稿》，次《归田稿》，次《自讼稿》，次《制府稿》，次《吏部稿》，次《玉堂稿》，次《归田后稿》，次《督府稿》，次《玉田后稿》。名以类分，止十九卷，与《艺文志》卷目亦不合。唯《督府稿》后别附简札一卷，当为文集中一种，装缉误入于此，史志或并此数之欤。”234“与《艺文志》卷目不合”，除了误缉，当有散佚，如杨一清的《东游集》二册，无存235。

（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0册）收录《石淙诗稿》二十卷，齐鲁书社据天津图书馆藏本影印（1997）。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云：“日本东京内阁文库藏明嘉靖刻本，作《石淙诗稿》十九卷《文稿》十四卷。天津图书馆仅有《石淙诗稿》十九卷，其卷十七后另有《督府稿》第二卷，合之则为二十卷。卷一题‘门生北地李梦阳评点’。……前有庚午（正德五年）自序。又熊桂芳序云：‘逸民号海鹤者，遨游江湖，乃得此本，敬寿诸梓。’卷十八前有嘉靖七年戊子方鹏序云：‘凡公之诗，门生孙思和育析之为数类，统之为《石淙诗稿》，梓行于世久矣。此曰《玉堂后稿》者，盖续刻也。’知系陆续刊版，汇印为此本。钤‘会稽钮氏世学楼图籍’等印。《存目丛书》据以影印。北图、中科院图、南图等均有此十九卷本诗集。上图有清汪文柏跋本，亦仅诗集十九卷。……清嘉庆二十一年云南五华书院刻本，作《石淙诗钞》十五卷。……民国刻《云南丛书》初编内有《石淙诗钞》十五卷附《诸公诗》一卷。又有《杨文襄公文集》一卷，《诗集》一卷，为李根源集《明滇南五名臣遗集》之一。”236

关于《云南丛书》本收录杨一清著作的情况，需要对以上说法做补充。民国时期，云南方面曾委托浙江朱希祖，购得嘉靖刻本，藏于云南省图书馆。方树梅说：“当依此复刊，庶无阙憾。”237但不知何故，《云南丛书》初编所收《石淙诗钞》十五卷，所据为五华书院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刊本，卷首有云南弥勒乐恒《后序》、杨一清《自讼稿序》、方鹏《旧序》、石屏杨桂森《后跋》。云南宿耆刊印嘉靖本之愿，最终由《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据天津图书馆藏本影印完成。

（3）《云南丛书》收录杨一清著述多种，按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编刻本计：第6册收录《关中奏议》十八卷；第14册收录《制府杂录》一卷、《西征日录》一卷、《宸翰录》四卷、《密谕录》七卷、《阁谕录》四卷、《吏部献纳稿》一卷；第20册收录清嘉庆刊本《石淙诗钞》十五卷，此本比明嘉靖本少收诗作三百余首，方树梅《杨文襄公年谱·文襄公著述目录》考之甚详，不赘；第36册《滇南诗略》收录一清部分诗歌，第38册《滇南文略》收录一清部分文章；第40册《滇南五名臣遗集》收录《杨文襄文集》一卷，第47册收录其撰辑《邃庵集》《续集》各一卷。

（4）唐景昆、谢玉杰点校《杨一清集》238。此本汇录了杨一清存世所有文集和后学序跋，大致以成书先后为次序编排点校，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二）关于杨一清单篇传记资料的存录：所存除杨一清门人、福建瓯宁谢纯《杨石淙先生行状》外，尚有明代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华盖殿大学士杨一清》、李元阳《少师太保华盖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杨公墓表》、雷跃龙《石淙杨文襄公传》、胡维霖《杨文襄公一清传》、查继佐《杨一清传》、傅维鳞《杨一清传》，清代张廷玉《明史·杨一清传》等。此外，李东阳有《化州同知杨公传》，记载杨一清之父杨景的事迹。

（三）关于杨一清的综合研究：由于杨一清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为其功业所掩，故对其这一方面的研究，近年才得到重视，因而成果比较有限。余嘉华教授的论文《杨一清在明代诗坛上的地位》，对其诗歌成就和影响进行评论，具有开拓意义239；廖可斌教授指导、盛林忠撰写的古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杨一清研究》，将生平、思想等方面的研究与文学研究并存，涉及面较广240。

（四）关于杨一清年谱的编撰。前人所作多散佚，基本情况如下：

（1）明代丹徒陈善虞作过《杨一清年谱》，李根源说：“未及传播而逝，方臞仙（树梅）有，无从得两书而互校。”241据朱淳《重辑杨文襄公事略》，谢纯曾编集过系杨一清癸未以前七十年间事迹的年谱，然此谱不详何以未见传世，仅存一篇《杨石淙先生行状》。

（2）明代云南安宁知州、山西山阴孙良学采录谢纯所作年谱，辑成《重辑杨文襄公实录》，未见传世。之后，据说清初安宁朱化孚、朱淳续有所补，编成《重辑杨文襄公事略》，编入《云南丛书》二编。

（3）民国年间云南晋宁方树梅先生有感于朱氏《重辑杨文襄公事略》“鲜标年月，且事实先后多倒置”，撰《杨文襄公年谱》三卷，云南省图书馆藏其稿本。《云南文史丛刊》改题目为《杨一清年谱》，重发于1990年第2期、第3期、第4期，1991年第1期。陈善虞、谢纯所作杨一清年谱未见传世。现所见方树梅《杨文襄公年谱》所采史料，主要按谱主生平编列《明实录》《重辑杨文襄公事略》、嘉靖本《石淙诗稿》所载杨一清事迹。上、中卷编次为年谱，下卷备举杨一清著述目录、后贤赞扬文字，又将不能列入《杨文襄公年谱》者编为《附录》。《杨文襄公年谱》纪事之详略，恰如方先生述其意图所言：“明中叶西北边患甚急，公三次总戎三边，修马政、筑边墙，国防赖以巩固；刘瑾谋叛，羽冀已成，明社岌岌乎殆，公为张永画策诛刘谨，明社转危为安。诛瑾事与总戎三边厥功甚伟，故载之特详。”242

方树梅《杨文襄公年谱》每年纪事，多引录文献而少见事迹条文，但对关键处有所总括，如七归镇江、三出塞、三致仕。方先生感慨“公诗在明代已成家，名为勋业所掩”，故按《石淙诗稿》分卷，大致划分其诗歌创作年代。从总体上看，方先生着重载录杨一清的政治事迹和总督三边功业，本谱则在方谱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如下工作：从综论始，在展现杨一清作为政治家、文学家全貌的同时，着力突出杨一清生平事迹与其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当时文学流派的关系；除史传外，博采同时代交游的别集相印证，力求主干事条概括清楚，陈述稳妥；引录文献原文，注重在呈现谱主全貌中突出其文学创作，并一一注明所据资料包括方谱引录文献的版本信息。总之，尽力弥补《杨文襄公年谱》采用文献和勾勒人物全貌不足的遗憾，庶几不负方公当年作此年谱时，“翼世之景公者，于疏略有以补正之”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