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与断裂：全球视野下的美国史研究

王　玮

21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人们的世界观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世界在人们的眼中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地球村”的概念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因此，树立反映世界的“全球化”趋势的世界观，即“全球史观”，已经成为世界史学向前发展的必要条件。

地区国别史与世界史是互不相同的两个学科，前者以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目的是探究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军事、外交、思想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历程轨迹；而后者是研究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从中寻找出整个世界运行的特点和规律。但是，国别史同世界史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世界史必须以国别史研究为基础和出发点；另一方面，国别史研究又必须以世界整体的观念作为统率，也就是说，应当把包括美国史在内的国别史放在全球视野下进行审视。就像我们常说“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一样，美国历史也同样是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世界史观下的美国史，不应被看作孤立的国别史，也不应当作为世界这个大拼盘中的一个简单的部分，而应当将美国史有机地融入世界史发展进程中去，在世界史的大坐标中定位，并反映世界历史发展总进程和运行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史失去了其原有的独立地位，其存在价值只在于它同世界发展史的有机联系。

通常所说的“全球史观”，主要是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所描述的“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即“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1 有的学者将其具体化为“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2。全球“整体化”，或者“一体化”，的确较为准确地勾画了世界历史大潮的一般流向，更加科学地发现和说明了整个世界的发展状况及运行规律。而且由于“全球史观”是以整个世界作为观察坐标基点的，所以能有效地克服“欧洲中心论”的宿疾。

然而，“全球史观”的出现并不等于从理论上解决历史思维的问题。19世纪末以来，“社会进化论”成为思想主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史学”，推翻了传统史学的所谓“治乱合分”的历史循环观和厚古薄今的复古论，将世界历史描述为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进化的“天演”过程；在这一历史阐释框架中，历史是不断进步的，虽然历史也有反复和倒退的现象，但那是短暂的和非常态的，是反历史的，而进步才是历史的本质。这正是新史学的革命性的主要体现。但是，另一方面，进化史观实际上是一种历史主义模式的一元论史观。一元论史观对历史进程的阐释，来源于它的以时间先后为序、以纵向思考为基础的史学思维范式。在这种研究范式中，历史学家主要是强调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连续性，他们眼中的历史进程无非一连串因果关系的依次产生和展现；在他们看来，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追寻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这种对历史的阐释路径是单一的、线性的，对历史的选择是唯一的，对真理的界定是绝对的。

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化的浪潮冲击和颠覆着一元史观的统治地位。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向以“社会进化论”为核心的“一元进化史学”提出挑战，尝试着突破传统进步史学观直线式的、单元的、平面的史学思维逻辑和研究路径，颠覆其绝对的、唯一性的历史真理观，摈弃建立在简单的因果连续关系基础上的历史规律理论和历史动力说，以一种更为宽广、更为立体的多元视角，展现世界各种文明不断扩张、聚合、冲突和互动的全球历史进程的真实图景。他们认识到，历史的多种元素之间并不是互相孤立与隔绝的，而是存在着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互相制衡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历史进程多元性的本质在于它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的矛盾性和同一性，即历史的“悖论”。历史由于有了悖论，才具备向前发展的动力，才使历史进程充满了丰富多彩的魅力和不可捉摸的动感。

因此，如果我们将这种“悖论观”注入全球史观之中，就会看到，世界历史的大势不仅仅是“由分散到整体”的一元线性发展样态，还包括“由整体到分散”的碎裂化过程。也就是说，世界历史充满着“延续”和“断裂”两种趋向。这种历史的“悖论观”同样可以用来解读和阐释美国历史的发展衍变进程。

美国作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大国，它的发展历程当然对整个世界的历史运动产生重大影响；反过来，世界格局也会对美国的发展起着推进和制约作用。将美国史放在全球视野下进行研究，会发现许多问题需要重新思考和认识。

美国是欧洲移民在北美荒野建立的国家，美国历史具有欧洲文化的基因，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文明是欧洲文明的发展延续；但是，欧洲旧大陆的文化在新大陆存在一个“本土化”的改造和重建进程，所以又有一个文化历史的断裂问题。延续和断裂，共存于美国历史进程，因此引发了学者们无穷无尽的歧见和争论。如果将一部美国历史放到全球视野下观察，就会看到，美国史是世界史连续性嬗变的结果和组成部分，同时它又体现了同世界的分离裂变过程；延续与断裂，存在着一种相对相依的辩证关系，将任何一方绝对化和极端化都会得出片面甚至错误的结论。

有的学者认为，美国是一个在荒野上发展起来的世界强国。这种论断只说对了一半。按特纳的“边疆”假说，美利坚民族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民族特性、民主理想、自由制度、教育、宗教、文化等均来自西部开发的历史进程；当西进大潮源源不断地涌向西部茫茫荒野，移民们用手斧劈出一条条小路，开垦出一片片农田时，他们一方面改造了自然，同时也在塑造着一个全新的民族，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国家。随着时光的流逝、历史的变迁，老一代拓荒者的尸骨已经化为泥土，足迹已经荡然无存，新一代移民又在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就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推动着，离开热土，奔向西部，欲罢不能，永不止步。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他们在向西疾奔的进程中，不时回顾东方，目光越过浩渺的大洋，射向古老的欧洲大陆。托克维尔曾说：“美国人由于他们的本性注定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海洋民族。”3西部荒漠那干热的风吹不散美国人身上的海洋气味。荒野培养和熏陶了美国人粗犷豪放、富于进取的性格，但是他们的血管里始终流动着欧洲盎格鲁—撒克逊人后裔的鲜血，美国人为之自豪的民主理想和民主制度可以从北欧条顿森林中找到渊源。所以，美利坚民族的根子可以说是从欧洲的土地上移植到了新大陆，美利坚文化既是本土文化又是外来文化。美利坚文化中培育出来的民族思想既具有本土的特殊气味，也打上了欧洲的印记。

美国是随着东西两半球文明交汇运动的进展而产生的。1492年欧洲人登上了“孤悬”海外的美洲新大陆，以后，随着移民潮的涌入，欧洲的政治理念和制度、生活形态、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开始在新大陆扎根滋生。

其中，政治理念中的天赋人权观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产生于欧洲的自然权利说颠覆了一切君权神授的理念，据此，政府的权力不是来自天意，而是自然人为了保障自己生而俱来的自由权利，出让本属于自己的一部分权利，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组成政府。也就是说，政府的权力来自公民。政府不是向天负责，而是为组成社会的公民负责。约翰·洛克等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的著作也被北美的先进分子所熟读。其他如托马斯·戈登、约翰·特伦查德、理查德·普莱斯等人的政治主张在殖民地也找到许多读者。法国的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对殖民地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思想珍品养育了包括杰斐逊在内的整整一代人。对年轻的杰斐逊来说，孟德斯鸠的社会契约论和洛克的自然权利说完全征服了他，以至他起草的《独立宣言》的全部内容都是建立在“天赋人权”的大前提之下的。早期北美英属各殖民地的政权，基本上都是由这种来自欧洲的政治观念组成的。这些东西也都深深地扎根于开国之初的政治家们的头脑当中。政治家们的思想也同样反映为整个美利坚民族的信仰和价值观。所以决策精英们正是不断地从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土壤中吸取着无尽的营养，反过来他们在决定政策时也有意无意地受着思想的支配。

欧洲的商业精神也为美利坚人所继承。在一定意义上讲，美国的出现是欧洲尤其是英国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中世纪末期，欧洲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动，资本主义的萌芽从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束缚中破土而出。15世纪末期，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由地中海地区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等西欧诸国先后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建立了专制王权。这些国家大都以“重商主义”作为国策，以促进国内经济的繁荣。重商主义是一种经济思想，也是一种政策体系，其内容是运用强大的国家力量，以商业为杠杆，发展顺差贸易，实行关税保护和垄断专营制度，同时建立和掠夺殖民地来增长国家财富，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在“七年战争”以前，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并不严格，殖民地的商业活动有时还受到英国政府的保护和资助4，所以殖民地的商品经济还是有某些发展。

殖民地的商业以新英格兰为中心。由于英国贸易禁令的限制，这一地区的直接出口以原料为主，除肉类、谷物、木材、鱼类等可以直接输往其他国家外，绝大部分商品只能输往英国。英国推行的顺差贸易政策，使新英格兰的对外贸易一直处于入超状态5，造成殖民地的通货紧缺。为弥补赤字亏空，新英格兰地区大力发展造船业和捕鱼业6；同时，利用强大的商船队，承办转口贸易，从中赚取承运费和转口税。此外，还通过武装走私得到大量硬通货。走私活动除了在殖民地和欧洲之间进行外，更多的是与法、西、荷等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之间的非法贸易。酒类是运往非洲用于交换奴隶的大宗出口物资，西印度群岛盛产的甘蔗和糖浆是北美大陆酿酒业的主要原料，而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糖浆仅能满足大陆酿酒业需求的1/8，价格比法、西所属各岛要高出25%～40%，所以大量的糖浆以走私方式源源流入北美大陆。1733年，英国颁布《糖浆法》，严禁糖浆的走私，但由于海关的腐败和走私商的贿赂，糖浆走私禁而不止。为逃避缉捕，殖民地的走私船大都配备武装，在走私之外还兼营海盗劫掠活动。

东北部殖民地和大西洋沿岸地区的商业繁荣，使得一批人因经商而致富，仅马萨诸塞一地，财产在5万～10万美元的巨商达30多人。这些人成为殖民地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大西洋沿岸兴起了一批城市，如波士顿、纽约、纽黑文、普茨茅斯、查尔斯顿、纽波特、萨凡纳以及费城、巴尔的摩等，成为殖民地的商业中心。

中部殖民地以经营商品农业为主。这里大部分农产品作为商品通过沿海各港输往西印度群岛。随着边疆的拓殖和内地的开发，又增添了密西西比河到墨西哥湾这条运输线。

南部种植园也卷入商品经济的漩涡。种植园的主要产品是烟草，另外还有蓝靛和棉花等经济作物。17世纪末，仅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两地输往英国的烟草就达3 500万磅；到1763年，竟猛增为1亿磅。718世纪中叶，已有220艘船从事烟草贸易，可见烟草贸易之繁盛。8

由于封建因素薄弱和商品经济发展，美利坚民族比世界其他民族更具有商业精神。商业被视为最重要的谋生手段，营利赚钱成为实现自身价值和道德理想的最高尺度。从商业精神衍生出来的个人主义、冒险精神和开拓欲望等，已逐渐成为美利坚民族性格的特征。

美国人的宗教意识形态也同欧洲息息相关。美国人比世界上其他人更加认定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被上帝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授命在全世界成就最伟大的事业。对美国领导人来说，这项使命既是伦理也是信仰。9

美国人的宿命论来自美国之外的世界，来自一种宗教信念。“上帝的选民”原来是强大民族为诠释对落后民族的统治权而自己臆造出来的一种宗教上的依据。“选民”的特殊身份和特权是指基督教徒区别于异教徒的一种标示。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中，“选民”说被新教加尔文教派接了过去，发展为所谓“预定论”。加尔文教义认为，上帝将人预定为“选民”和“弃民”，人对自己的身份无法认定，但是可以用对上帝的笃信和事业的成功来进行验证。拥有财富是事业成功与否的重要衡量标志，所以“预定论”非常适合新兴资产阶级聚敛资本财富的需要。英国国教和清教完全接受了加尔文教的这一说教，在宗教的灵光下，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活动合理化和神圣化了，因此新教伦理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0随着移民的涌入，“预定论”被带到了新大陆，由于它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特殊的推动作用，所以理所当然地在新大陆扎下深根，并发展为“宿命论”。“宿命论”代表了WASP（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的伦理观念，宣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血统最为高贵，能力最为强大，因此是“上帝的选民”。这些“选民”肩负传播基督文明、启迪蒙昧的使命，这种使命是上帝赋予的，是不可规避的，是一种义务和责任。这种能力、义务和责任表现在多方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创制了世界上最为完美和彻底的自由民主制度。

清教思想为欧洲移民的跋涉和开拓新大陆提供了精神食粮，因此成为美利坚民族形成的重要思想资源。1620年11月11日当移民们在赴美途中订立《“五月花号”公约》时，就将宿命论思想写进这一重要的历史文件中。当温斯罗普爵士站在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上高声宣称：“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将为世界所瞩目”时，他所指的主要是该地将命中注定成为民主理想的试验场。

这一切都说明美国文明是以欧洲为自己的历史“生源”的。美国史学的奠基者乔治·班克罗夫特断言美国民主可以在德意志原始社会的平等中找到源头，到后来，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公然祭起“生源说”的大旗。然而，“生源说”忽略了另一点：美国文明相对于欧洲文明，不仅仅是一种延续，还是一种断裂。

赴美的移民，大多数是为逃避欧洲的战祸、饥馑以及政治和宗教迫害才离开家园来美洲的。为筹集旅费，他们倾家荡产，负债累累，甚至自卖为奴，然后乘坐一叶孤舟，在浩渺的大洋上漂流数月，长途劳顿，历尽险阻，才得以到达美洲。这就使移民们一踏上新大陆便有恍如隔世之感。有人把赴美的旅程称为“漫长的夜魇”，移民们抖落了旧世界的尘埃，感到已在空间和时间上远离了欧洲。“这些挣扎上岸侥幸存活的人除了被迫的原因外，不会再返回欧洲了。”11他们来到的这块大陆有着与旧大陆迥然相异的自然风貌。这里有肥田沃土，有繁茂的森林和辽阔的草原，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更重要的是，这里没有欧洲大陆接连不断的战争、灾荒，也没有封建的等级制度和宗教枷锁。尽管刚到美洲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移民们对这个新家园较为满意，称之为“希望之土”，看成是上帝的“庇护所”，其优越性是沉没残破的欧洲远远不可比拟的。就这样，移民们在思想和心理上产生了在新大陆建立不同于旧大陆的全新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愿望。美国人的核心价值除了欧洲渊源，还有本土的根柢。从欧洲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的移民们，既有怀恋旧土的情愫，也有对新生活的向往和热爱之情。新世界的环境不仅产生了新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塑造了新的思想方式及文化心理结构。移民们意识到新世界具有无限的空间和丰富的资源，因而感到面前是一片光明美妙的前景。他们为脚下这片“希望之土”而陶醉、自豪，心中充满了乐观进取精神，相信进步，相信未来。这种信念使得他们感到自己是与旧世界不同的新人，意识到上帝有意为北美人安排了这样优越的条件，以使他们能够利用这些条件在新大陆创造出一个与旧世界迥然不同的新世界，从而为人类提供一个良好的榜样。他们认为，美国文明不完全是海外舶来品，它带有强烈而鲜明的美洲特色。以杰斐逊为例，在他看来，美国的民主不但来自欧洲，更主要的是，还来自美国西部广袤无垠的自由土地的充裕和平均分配。12他不无自豪地认为，美国的自由之火将会照亮旧世界通向新世界的黑暗小路，美国的“榜样”和“楷模”将鼓舞着全人类。13他宣称，美国对世界的最好服务就是树立一个民主试验的范例，美国的天堂是圣经中记载的“山巅之城”，向全人类召唤。14这种“美国特殊”的优越感不断地将美国从它的欧洲母体分离开来，并愈行愈远。

美国文明的这种断裂实际上属于文化基因的变异。这一变异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一个是环境和经验的特殊性；一个是纷繁复杂的移民背景不断冲击着WASP的纯正性。特纳的“边疆”论正是迎合了泛滥美国上下的“美国特殊”即“美国优越”的民族主义思潮，断言美国的政治制度不是来自日耳曼的“生源”，而是环境，从而在19世纪末引发了美国史学的革命。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