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独立建国时期的承诺

托马斯·杰斐逊在美国革命之初起草的《独立宣言》明确宣布，这场革命的首要追求是“人人生而平等”。然而，到革命取得胜利，美国获得独立后制定的1787年宪法却并没有赋予人人以平等的权利。即使两年后作为修正案补充进宪法的《权利法案》，所特别提出保护的也不过是人的基本权利，而更高层次的政治参与权并没有得到扩大。土著美洲人、黑人、妇女，甚至贫穷白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被剥夺，所谓“人人平等”也就成为一句空话。从美国建国开始，历时近两个世纪，上述弱势群体和后来加入这个群体的新移民为争取平等的权利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共和试验的范围也在各社会群体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中逐渐获得扩大。弱势群体争取平等权利的道路从来都是崎岖不平的；无论是黑人、妇女还是少数民族，都是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有时甚至要付出血的代价，才获得这些迟到的权利的。美国弱势群体为争取平等地位在过去两百年间的斗争经验，应该成为全人类追求社会公正的宝贵财富。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美国的创建，总是被追溯到来自旧大陆的各支移民队伍。然而，黑人作为一支特殊的移民，其贡献在美国建国之初却被长期忽略了。除了南方奴隶主们担心解放了黑人奴隶会给他们的种植园经济带来巨大损失这样一些实际考虑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对于黑人奴隶是否应该享有正常人的自然权利持模棱两可的态度。

18世纪后期被认为是欧美历史上的“民主革命时代”，在西方历史上，特权阶层拥有统治大众的天赋权利的假设，第一次受到质疑和挑战。从此确立了一个说法，就是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享有作为一个公民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经启蒙运动的理论家们首先阐明的一些有关自由、平等和人民主权的新理想成为改革和革命运动的集体诉求，然而对于殖民地的革命领袖们来说，这些自然权利是一把双刃剑：他们可以运用这些理论为北美脱离母国辩护，但却无法对存在于北美殖民地和新生的共和国中公然践踏人的自然权利的黑人奴隶制度做出解释。56根据奥斯卡和玛丽·汉德林夫妇（Oscar and Mary F. Handlin）的研究，非洲黑人被贩卖到美洲的最初数十年中并没有被确定为奴隶身份。在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弗吉尼亚的黑奴（Negroes）只是被解释为“非自由”（unfree），而不是奴隶（slave）。只是到了17世纪后期，“奴隶”才在北美殖民地有了明确界定。1670年弗吉尼亚殖民地通过一条法令，规定从海上带来的“所有非基督徒佣工”将终身为奴；差不多同时还规定，皈依基督教也不能让一名奴隶获得解放。57到18世纪中期，南卡罗来纳、佐治亚等南方殖民地纷纷确立了奴隶制，让这样一个与普世价值和基本道德相悖的罪恶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持续了百年之久。

让后来的很多历史学家感到困惑的是，崇尚自由的北美殖民地人民何以要把人类历史上最反自由的奴隶制枷锁加诸一个无冤无仇的种族？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带来的巨大利益无疑是各殖民地在奴隶制问题上纵容、放任的主要原因。但是，经历了启蒙时代的美国建国精英们，在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应该不会受制于单纯的经济利益，况且各地对奴隶制的依赖程度也不一样。有学者注意到，奴隶制度在各殖民地的作用和重要性是不同的。 “对新英格兰地区而言，大西洋奴隶贸易对经济发展做出关键性贡献。因此，拥有或者买卖奴隶远非受人尊敬的障碍，事实上，很多第一代的新英格兰家庭参与了非洲奴隶贸易。18世纪中叶，在部分殖民地如纽约、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奴隶劳工的重要性并没有减弱，而是加强了。”58这或许可以印证马克思的那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9一方面，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带来的市场经济和与之相配的自由、民主思想等积极因素；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往往是不择手段的。

经济驱动与道德关怀之间的紧张也在美国的建国之父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坚守奴隶制的弗吉尼亚州恰恰是拥护启蒙思想的建国之父杰斐逊、麦迪逊等人的故乡。托马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的农场是以黑人奴隶为主要劳动力的，因此他是以大奴隶主的身份投入美国革命的。他曾在《独立宣言》中加入谴责乔治三世对于北美殖民地奴隶制泛滥的责任，却被南方奴隶主们制止。1779年他曾向弗吉尼亚州议会提议有组织地培训和安置奴隶，三年后他又起草了一部立法，准许奴隶主释放他们自己的奴隶。60在1784年《弗吉尼亚笔记》中，杰斐逊在怀疑黑人奴隶是否具备足够的智力参与政治活动的同时，也对奴隶制给白人奴隶主带来的影响表示担忧，认为这样的制度对于奴隶主和奴隶都是有害的，因而不能永久维持下去。但无论是杰斐逊还是其他革命领袖，都没有考虑让黑人奴隶作为美国的公民加入到美国社会中来，而是指望将黑人送回非洲大陆或其他地方。丹尼尔·布尔斯廷写道：“对于杰斐逊来说，由于将黑人移民同化到弗吉尼亚白人人口当中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最为理想的解决方案是将他们殖民化，比如移殖到西印度群岛，最好是非洲——‘将这一部分从我们人口中剔除，不仅对我们，对他们也是最有利的’。”611806年他正式提出反奴隶制立法，终止进出口奴隶，翌年获国会通过，1808年生效。62杰斐逊死前留下遗嘱释放他农场中的几名奴隶，也可以看出奴隶制问题是他死不瞑目的心病。

从杰斐逊等人对黑人奴隶制问题的反应可以看出，美国建国之初最激进的民主领袖也没有把黑人的公民权利视为他们奋斗的目标。而被排除在外的还有北美的土著印第安人。如果在革命领袖眼中说黑人的智力和知识尚不足以让他们行使正常的公民权利，那么，因家园之争被殖民者视为敌人的印第安人则直接被列入到野蛮人的行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盎格鲁—撒克逊裔为主的欧洲白人殖民者长期以来未能接纳其他族群加入他们开启的现代文明进程，领导美国革命的建国之父们也并没有摆脱这种文化偏见，这是美国建国以后长期存在种族、文化歧视的根本原因。

奴隶制问题让美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经过一场充满血腥的内战，南方的黑人奴隶终于获得解放。通过林肯1863年的《解放奴隶宣言》以及战后重建时期先后出台的宪法第十四、十五条修正案，规定“各州不得因肤色和种族的原因拒绝黑人选举权”；而事实上，“各州仍可通过其他方式的限制（如财产、税收、文化程度和居住期限等）来取消黑人的选举权”。63在内战之后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黑人在美国社会中并没有取得与白人同等的地位和权利。19世纪后期，美国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一时期，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主流美国社会的进步观念相契合，黑人的处境不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反而在南方各州与联邦最高法院的联合打压下更为悲惨；即便是在进步主义运动时期追求公平正义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旋律，但黑人的人权问题却无人问津，成为被美国主流社会遗忘的角落。

通观美国历史，黑人问题一直是美国社会是否进步的重要指标。换句话说，只有在这个国家有过奴隶经历的广大黑人真正享受到美国先哲们承诺的自由、民主、平等之时，美国人民的人权状况才能得到实质性改善。

黑人问题再一次引起全美国社会的关注，已经是几代人以后的“新政”时期。作为学者、诗人的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既是泛非主义运动的发起者，又是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的创建者，早年曾致力于让黑人以平等的公民身份融于美国社会；在意识到白人主导的主流社会不会以平等的身份接纳黑人之后，他在20世纪30年代放弃了原来的努力，号召建立“国中之黑人国家”（A Negro Nation within a Nation）。他指出：“黑人们今天有一个机会在他们自己的团体中组织一个合作性国家，让黑人农民喂养黑人艺术家、黑人技师指导黑人家乡的工业、黑人思想家计划这项一体化合作，同时黑人的艺术家们将这一努力戏化和美化，经济独立就指日可待了。”64 杜波依斯的“国中之国”计划并没有实现，但他的努力连同其他民权运动斗士们的呼声，显然博得了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新政派（New Dealers）的同情和支持，其中既包括第一夫人安娜·埃莉诺·罗斯福（Anna Eleanor Roosevelt）这样一些在当时的政府中颇有影响的人物，也包括约翰·F. 肯尼迪、林登·约翰逊和厄尔·沃伦（Earl Warren）这样一些当时很年轻但后来却成为美国总统或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新政派，他们作为开明的国家领袖，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成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