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度到中国 汉文《大藏经》的来源

汉文《大藏经》是现存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大藏经系统之一。它的形成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早期对印度三藏的翻译，二是后期佛教本土化所产生的新时期作品。

中国汉地对佛典的翻译

中国汉地的佛典翻译是从汉代开始的。据考证，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佛经是《四十二章经》，翻译者是从西域来的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四十二章经》并不是经书直接的译本，而是一种经抄，即许多经书的一种摘抄汇编。此外，最初进行翻译的还有两个重要人物是东汉时的波斯人安世高和月氏人支娄迦谶。安世高以翻译小乘佛典为主，主要有《转法轮经》、《四谛经》、《八正道经》、《阴持入经》等。他翻译的佛经大约有几十种，但现存的只有20多种。支娄迦谶以翻译大乘佛典为主，数量很多，其中以《道行般若经》和《般舟三昧经》为主。西晋时期最主要的译经者是竺法护，他在一生当中至少翻译了80多部佛典。这在当时，可以说已经相当全面了，他的译作中著名的有《正法华经》、《大哀经》等。在这之后，又出了许多有名的译经者，但以东晋时期的鸠摩罗什、南北朝时期的真谛、唐朝的玄奘和不空影响最大，他们四人被合称为“中国古代佛典四大译师”。他们每个人都在官方的支持下，组织译经场对佛经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

汉传佛教的独创作品

随着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日益广泛，许多中国的僧人也开始陆续按照自己的理解撰写佛教典籍。最早的有东汉时期的《牟子理惑论》，这本书相传为东汉末年牟子所做，书中以自问自答的形式阐发了佛教的基本教义，这本书被认为是中国佛教最早的论著。东晋时期最著名的是僧肇的《肇论》，它包括《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等文。这些论藏的观点都表现了中国本土僧人对佛教独特的理解。到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最终完成了本土化，形成了“八大宗派”。各派的论师都有许多著名的论藏问世，而且还产生了中国唯一一部被称为“经”的佛教典籍，即禅宗的《坛经》。这些都是构成汉文《大藏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四大佛典译师

汉文《大藏经》主要来源于早期对印度三藏的翻译，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了很多杰出的译经家，他们对汉文《大藏经》的形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龟兹人，精通大小乘佛法。前秦君主苻坚征服龟兹，亡国使鸠摩罗什滞留后凉16年。此后后秦君主姚兴启用他在长安从事译经工作，最后圆寂于此。

鸠摩罗什在长安组织了中国史上首个官办译经场，共译佛典74部384卷。主要有《妙法莲花经》、《阿弥陀经》、《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其翻译以意译为主，重修辞，译文流畅，很有文采。

真谛

真谛，印度优禅尼国人，精通大乘佛教。南北朝梁武帝时携大量梵文经典来到梁都建康。“侯景之乱”使其辗转来到富春，开始译经。之后他又多次辗转各地，在动荡的年代里，始终坚持译经。

真谛及弟子共译佛典49部142卷，有《无上依经》、《十七地论》、《摄大乘论》、《俱舍释论》等。

玄奘

玄奘，唐朝人，12岁出家，遍读佛典。贞观三年至十九年，玄奘完成了印度取经的历程，带回佛舍利150粒、佛像7尊、经论657部。并在唐太宗支持下在长安大慈恩寺设译经场，与弟子专心翻译所带回的佛典。

玄奘及弟子共译佛典75部，1335卷。主要以瑜伽行派的著作为主，有《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实论》等。

不空

不空，原名智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人，唐朝时来华，对中国密宗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不空随其师金刚智先后来到洛阳、长安，并在长安大兴寺设道场，翻译密宗经典，扩大了密宗在中国的影响。

不空及弟子共译佛典100多部，主要是密宗经典，影响最大的是《金刚顶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