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病树前头万木春”

经济刚刚起步的中国，对管理学的需求犹如今日股市的涨停板。到90年代初期，西方管理思潮开始“成建制”地在华传播。如果说80年代还有点像游兵散勇，90年代就进入了方阵分列式阶段，大量西方学派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其中有三位学者及其所代表的学派最有代表性。即孔茨、西蒙和韦伯。

孔茨以及管理过程学派在这一时期，在管理学教学领域独领风骚。1982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孔茨的《管理学》，此后的20年，这本书几乎成为使用最广的翻译教材，而且也成为国内教材编写的“模板”。属于同一学派的其他著作，也陆续进入中国（如纽曼和萨默的《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再后来如罗宾斯的《管理学》）。不管这类著作有多少种，其基本模式是以管理职能的分析论证为主体结构，从计划、组织、人力资源、领导、激励、控制等等方面来建构管理理论体系。虽然不同的著作关于管理职能有详有略，有增有减，有分有合，但逻辑框架是一致的。至今，中国的管理学教育依然是这一学派的一统天下。

理论界的探索要比课程教学走得更远一些。这一方面，决策理论学派的西蒙可堪称代表。1991年，西蒙的《管理行为》汉译本由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在此前后，他的思想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作为以管理学家身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78年）的第一人，而且他又在80年代与中国学界在人工智能和计算机领域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他所提出的有限理性、决策心理机制、决策的事实前提和价值前提、组织和权威研究、决策程序等等，对古典管理学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且顺势对经济学中的完全理性假设予以质疑。这使他的理论在行为科学的研究上大大向前走了一步，严密的逻辑实证和心理分析，传承了英美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与波普尔的“证伪”、库恩的“范式”，在学理结构上不谋而合。所以，得到了中国学界崇尚理论者的特别青睐。一时间，中国的管理学界不管读没读过西蒙的原作，都要说几句“有限理性”。甚至不管是否合适，都会在教材中“插入”西蒙的只言片语。不过，这种热情，往往局限在学究们的圈子里。由于西蒙的理论更多的是认识论性质的讨论，管理实践领域对他的兴趣并不大。

韦伯的情况比较特殊，作为一个以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和历史学闻名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位严肃认真的德国佬最初不是在管理学界热起来的。中国人最早得知韦伯的思想，是在历史文化领域和刚刚起步的社会学领域。不过，他关于社会组织的研究，尤其是人类权威和社会组织的类型学分析，对于构建管理学理论基础是不可缺少的环节。他关于传统、超凡、法理三种权威的论述，以及基于法理权威的官僚组织（科层组织）理论，本来就是古典管理学的支柱之一。尽管人们最初听到“祛魅”“克里斯玛”等与韦伯相关的词汇来自于文化与社会研究，但很快就成为管理学领域的常客。所以，在管理学基本理论的传播中，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为现代管理学提供理论基石的西蒙在中国反倒走在前面，而为古典管理学提供构建基础的韦伯却姗姗来迟。这种现象，在后起国家的学科发展中非常普遍。就以《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为例，在理论提出年代上相当靠后的“Z理论”（威廉·大内），其著作译介的时间却比较领先（1984年）。这种在原产地循序渐进的学术思潮，不分先后同步进入发展中国家，往往会使相应理论和观点发生微妙的变异。

除了上述三位学者，大量的翻译作品，使中国人初步领略到管理学理论领域的学派分歧和观点之争。“管理理论的丛林”成为学界的口头禅。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管理学领域，已经开始感受到多样化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