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式管理溯源

2000年以来中国式管理的兴起，可以归纳为以下缘由：

第一，中西企业的差异，激发了中国式管理的热情。在80年代的开放大潮中，向西方学习是主旋律。然而，现实告诉人们，那些率先吸取了洋味的大型国企，并不见得有多大好转，反而是那些土得掉渣的乡镇企业，成为搞活经济的前锋。80年代国家五部委大力推行“十八种现代管理方法”，以引进西方式管理为主，但在现实中并未能拯救国企，即便有成效也不大；而一个个精明的温州小老板，靠着中国特色乃至是江浙特色的算计和精明，率先富裕起来。具有鲜明对照的一个例子，就是典型中国式的芜湖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在当时风光无限，而与之相反，武汉柴油机厂引进了德国洋厂长格里希，用尽全身解数也未能实现武柴的振兴和繁荣。人们通常会把年广九获得的殊荣，归结于邓小平的关注，但是，邓小平访日访美对西方企业管理先进性的关注要更强烈，为什么在国内没有产生出同样效应？武柴格里希靠着“第一个洋厂长”的特殊性，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然而在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中国式软对抗面前，他无法破解在德国不会面对的“无人之阵”，更不能理解中国的“八卦阵”，最终在格里希离职后武柴迅速破产。中国的特有情境，刺激着人们去寻找适应这种情境的管理内涵，人们从年广九身上看到的是中国式成功，从格里希身上看到的是西方式失败。所以，1992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第二个春天”，就不再具有80年代那种浓烈的西化倾向，而是立足本土，由此与“国情论”相得益彰。2000年以后，中国式管理适应了“国情论”的需要，特殊国情又滋养着中国式管理的迅速成长，使其一路风光走到今天。

第二，走向世界的期待，动员了中国式管理的力量。从近代以来，中国人就一直对“强国”梦怀萦绕，但在经济实力上从来未能扬眉吐气。80-90年代的经济发展，为中国以强国姿态走向世界铺垫了基础。加入WTO，使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拿实力说话，靠速度崛起，中国迅速成为制造大国。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降低成本只能靠西方没有的优势，加快速度又必须绕过难以变革的深层次问题。而依赖中国式管理，可以不需要深层变革就能快速得到回报。规则细密的西方式企业，在运营中远不如中国特色的方式有效。坚守西方信念的跨国公司，来到中国也会发现“土八路”的优越性。所以，即便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也往往会因为水土不服而很快就适应了“国情”，不适应的只好放弃中国市场这块“肥肉”。中国企业更不待言，它们能够看到的成功之道，首先是来自于中国的“关系”、政府的“优惠”以及形形色色的“摆不上桌面”的五花八门的门道。谷歌与百度之争，恰恰是坚守西方理念的谷歌败下阵来，而谙熟中国特色的百度获得了成功。几乎所有的经理人培训，学员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喟叹，看起来很有道理的西方教科书，基本上是“无用”的，而自己的本土经验，却有点像当年批判的“臭豆腐”，不好闻却好吃。在这种局势下，传统国学可以更对中国人的胃口，当年打天下的成功经验更有现实效果，传统文化和“红色管理”由此兴起。等而下之的，即便不是走传统文化和革命经验的正道，也会步入五花八门的本土小路。在“为了中华之崛起”的旗帜下，传统儒学的“修齐治平”，除旧布新的革命法宝，不择手段的权谋机巧，《水浒》《三国》的狡黠智慧，这些本来在内涵上互相冲突的东西走到了一起，从不同角度推动着中国式管理的进展。这种杂拌，使中国式管理本身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色彩，管理者可以各取所需，但是无论取哪一样，都有理由在世界面前自豪。

第三，华夷之辨的基因，调动着中国式管理的积极性。中国有着悠久的华夷之辨的传统，尽管从近代以来，华夷之辨已经是一个过时的命题，但是，过时不等于终结，遇事首先要区分“我们”与“他们”，仍然高度凝结在国人的潜意识之中，而且支配着相应行为。在“重振汉唐雄风”的大旗下，总会隐隐约约闪现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心态。当然，现今的“华夷之辨”已经有了时代跨越，所表现出的可能不再是“万邦来朝”的天朝姿势和“虽远必诛”的汉唐霸气，但隐隐约约同“振兴中华”“扬我国威”幽径相通。于是，民族主义与传统文化吻合，为企业经营中的中国式管理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学者那里，文化相对论（即文化无法区分先进与落后）尚可得到一定程度的理解，而在大众那里，基本上都认可中华文化的先进性。即便是学者，也会通过区分精华与糟粕来认定国学中的先进成分。走得更远的，则寄希望于通过孔子学院把中国文化传遍世界，用中国文化来拯救西方的没落。由此，中国式管理就不再是一个学术性的解释概念，而是一个实践性的操作概念。凡是大打民族牌的企业，基本上都同这种心态有关。取守势的，以民族品牌或者爱国主义来维护自己的商业地盘；取攻势的，以全球化和跨国经营把自己的优势推向国外。凡是不承认市场经济具有普适准则的企业发展战略，或多或少都受华夷之辨的潜意识支配。学习西方是“礼失求诸于野”，走出国门是“以夏变夷”。这一点，学界的论证还远远不够，而现实中的运用却得心应手。正是这种华夷之辨，使中国式管理在学术讨论和实践运作上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逻辑割裂，即以中国的特殊性来推进中国式管理的操作，又必须落脚于全球化的普适性来走向世界，最后的走向是“只有中国的才是世界的”，即“以夏变夷”。赵丽蓉的小品语言，其中包含着一个不易察觉的冲突，即民族特殊性和世界普适性的冲突。在中国式管理的实际运作中，依然要靠华夷之辨来处理这种冲突。

第四，推崇科学的理性，推进了中国式管理的学术性。现实需要理论给出新的解释，而文史哲的研究在过去是远离管理活动的。90年代国内学界的人文精神讨论，由于同经济活动没有直接关联，所以虽然孕育了中国式管理的学术因素，却缺乏管理学界、经济学界的参与，以哲学界为主，不但使讨论偏于形而上，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把人文精神的丧失归罪于市场经济。2001年加入世贸后，一批文史哲学者加入了管理研究行列。以许倬云的三本书为标志（《从历史看管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从历史看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从历史看领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可以看作是人文学者向管理学的自觉靠拢。在管理学界，一批学者试图以中华文化为基点构建管理学的新体系或者新范式。如复旦大学苏东水等成立了东方管理研究中心，明言要改变管理学中“言必称西方”的倾向，并出版有代表作《东方管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和《中国管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国社科院的黄如金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和合管理”（《和合管理》，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尤其以台湾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在大陆的影响最广（《中国式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这些，都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管理学界运用科学方法对“中国式管理”进行学术构建的试探。这些研究，不同程度地运用科学理性方式对管理的中国情境进行解读，给中国式管理增添了学术色彩。但是，一旦运用科学理性方法，就其本质来讲，就具有了西方学术的身影。在科学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的强势，认同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逻辑。而中国历史上恰恰缺的是逻辑（近代严复、梁启超等人对此有详细说明）。而一旦突出了科学和逻辑，那就不再是中国的特色。所以，中国式管理的学术探讨，一方面是从方法论角度提升了对中国情境的认知，另一方面是从本体论角度淡化了中国式管理的情境。这正是中国式管理的一个发展悖论。不过，在这种悖论中，相应的学术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着“华夷之辨”的非现代性，推动着中国式管理的学理建设。

第五，革命时代的成功经验，构成了中国式管理的路径约束。当代中国的传统，不仅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而且还有几十年的革命积淀。在现代的革命史上，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情境的结合，奠定了新政权的根基。这种中西合璧，打败了党内的教条主义，也打败了党外完全本土的保守主义。有朋友认为，在中国传统中，“攻守之势”的变易，会使历史上的夺权者向执政者发生迅速转化，即“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而中共作为一个已经掌权数十年的政党，依照“马上”方式进行国家治理是一个重大问题。实际上，仔细考之，概因为马背得来的巨大“红利”尚未使用完毕。革命时期动员社会力量的做法，以理想教育激发下层力量，以组织纪律保证行动统一，以打歼灭战取得竞争优势，以统一战线得到广泛支持，这些技术路径和操作方法，往往行之有效。所以，“走长征路”“整风”“肃反”“三大战役”等等手段，都成为在时代变迁以后仍然可以复制的成功样板。而且对于“60前”来说，使用这些手段驾轻就熟。因为过去的成功和辉煌，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它已经成为制约今后行为的沉淀成本。即便复制这些经验存在某些问题，路径依赖也会促使人们考虑调整这些手段的某些限制条件，而不会轻易放弃这些手段。中国的现实状况，依然能够使这些手段取得快速成效。由此，中国式管理中，红色管理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