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跟上的与错过的

中国人喜欢讲历史，但更多的时候却忘了历史。如果翻翻发黄的档案，可以发现，中国人曾经在管理理论上并没有错过什么，而是紧追世界潮流。

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在美国初版于1911年，不久就引起当时在德克萨斯农工学院留学的穆湘癑（字藕初）关注，他同泰罗、吉尔布雷斯信件往来，反复讨论，翻译为汉语本《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于1915年在上海中华书局主办的期刊《中华实业界》上分5期发表，次年出版单行本，至1934年共出7版。先在康奈尔大学读机械工程，后在哈佛商学院读MBA的杨铨（字杏佛），直接受教于科学管理的传播者金布尔（D.Kimball），他从1915年起多次在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杂志上介绍美国的科学管理。1920年，与中华书局竞争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南洋公学教授张廷金编著的《科学的工厂管理法》。从这本书有“管理的五大要素”章节来看，说明法约尔也已经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平心而论，在管理理论的起步阶段，中国人并没有错过。

穆藕初回国后，走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道路，先后创办了上海德大纱厂、厚生纱厂、河南豫丰纱厂、植棉试验场等企业，参与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过上海总商会会董，兼任过北洋政府农工商部顾问，创办过中华劝工银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出任工商部次长。杨杏佛回国后，先在汉阳铁厂任职，后来专职主持中华科学社和《科学》杂志。而受过哈佛MBA教育的曹云祥，则把学到的管理理论用于清华大学的办学上。另一位由哈佛商学院回来的潘序伦，则创办了立信会计事务所和会计学校，还带出了一个著名的学徒顾准。

1928年，在国联的倡议下成立了国际管理学会（IMI, the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Institute），英国的管理学家厄威克（Lyndall Urwick）担任总干事（Director）。1929年，厄威克通过燕京大学经济系的原主任戴乐仁（J.B.Tayler，毕业于利物浦大学的英国学者，燕京大学经济系的创办人），推动中国成立研究管理的组织。南京政府由工商部长孔祥熙、次长穆藕初牵头筹办，于1930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工商管理协会（英文名The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协会章程第一条是：“本会以研究科学管理方法，增进工商业生产效率，实现民生主义为宗旨。”协会首任15名理事，除孔祥熙、穆藕初、寿景伟（工商部商业司长）外，还有会计师潘序伦、科学社杨杏佛、工程师学会会长胡庶华、经济学家李权时、中华书局陆费逵、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中国银行徐寄、火柴大王刘鸿生、棉纺大王荣宗敬等人。后来实际主持协会工作较长时间的是曹云祥，在他的主持下，协会编印了科学管理丛刊（丛书），出版了王云五的《科学管理法的原则》，曹云祥译的《科学管理的实施》，刘鸿生等人的论文集《工商问题的研究》，还编辑出版了各位专家在每月一次协会叙餐会上的报告《演讲录选编》，创办了《工商管理月刊》。厄威克在日内瓦主持的国际管理学会，因为纳粹上台而中止了活动。中国的工商管理协会，由于日寇入侵而中止了活动。

大体上，从民国初年到抗战之前，中国在管理理论上基本与世界同步，但中国的工商业不够发达，理论所产生的实践效应不强，只有部分企业推行，而且偏于向文化机构倾斜。除了穆氏的纺织厂外，天津东亚毛纺公司的科学管理推行较有成效，上海荣氏企业也曾部分实施。真正以科学管理奠定发展基础的，首推王云五主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王云五自称：“十年以来，该馆三遭巨劫，屡蹶屡起，得力于管理者不少，而我所行之管理方法得收相当效果，则由于不重形式而能实施其原则于特殊之环境。”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中国，在管理理论上没有错过，却未能在管理实践中普遍开花结果。

中国与世界拉开距离，是在二战以及战后恢复时期。1949年共和国建立后，中国采取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管理体系，战争年代的经验和苏联的示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中苏关系破裂期间，中国开始探索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从50年代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到60年代推行“鞍钢宪法”，再到70年代学习大庆和大寨两个标杆，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这一时期，中国的理论不但与西方的理论是两股道，而且与苏联模式也不一样。那种试图改变人性的“斗私批修”，试图建立“美丽新世界”的狂热与迷茫，深深融入了中国社会。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来自西方的管理理论在中国迅速普及。80年代初期由马洪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在引进管理理论上起了极大作用。当时选定的36种书目（截至1991年出版了19种），以今天的眼光看也水准极高，囊括了不少经典之作。另外，80年代广泛引进的各种国外社科学说，也对西方管理理论的扩散推波助澜。系统论热潮，社会学重建，行为科学介绍，都对当时的管理学起到了推动作用。不过坦率说，80年代西学传入主要影响在思想层面，多数仅在书斋中发挥作用，与处于“野蛮生长”状态的现实经营活动关系不大。

为了使理论向实践靠拢，1984年，当时的国家经委等五部委，精心选择了一些操作型理论，向全国企业推广18种现代管理方法，包括目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价值工程、ABC分类控制法、网络计划技术、线性规划、投入产出法、看板管理、量本利分析等等。但是，任何一种管理技术，都有它隐含的思想支撑和文化垫底。这些方法看起来很美，但在中国企业里水土不服也比较严重。

90年代，中国在管理理论方面比较沉闷，进展不大。人们面对西方的理论，就像早期农民企业家穿西服，仅仅是一种身份象征，自我感觉相当不舒服。西方理论就像时装走台，能看不能用，用了不见效，真正解决问题的，反而是土办法。于是，有批评“数典忘祖”的，有强调“中国特色”的，有些学者跃跃欲试用本土资源构建理论，回溯古代传统，重拾红色经典，至今馀波尚存。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必须面对世界。那些实业界的排头兵，开始认真读西方经典，但这种阅读是有选择的。影响企业家和经理人的，主要是德鲁克、圣吉、彼得斯、柯林斯、戴明、卡普兰、稻盛和夫等人，相关词汇也主要是团队、愿景、基业长青、阿米巴、平衡计分卡等等。纯理论依然停留在书斋中。一方面是理论的琳琅满目，另一方面是实践的应用选择。一些真正的经典理论，并不能得到相关人士的深究熟读；见之于实践应用的理论，则多数具有立竿见影的短平快性质。不过，应当看到，即便在西方，同样的问题照样存在。世界五百强的高管层，恐怕没有几个把马克斯·韦伯或者詹姆士·马奇放在心里而且挂在嘴上，甚至对德鲁克而言，企业界也是只读《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的居多，读《管理：使命、责任、实践》的少见。这种错过，严格来说不是错过，而是“不来电”，中外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