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拙作《史海管窥》出版后，得到师友多方鼓励。应博瑞森的掌门人张本心先生之邀，经过修订、补充、重新编排，增加了较多内容，更名为《历史深处的管理智慧》，分三册出版。

当初写这些稿子的动机，是想在历史与管理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从中汲取更多的智慧。现在市面上这类书籍越来越多，但总体上依然存在着学科隔阂。以管理为主业的作者，往往从实用角度出发，缺少深邃的史家眼光；而以历史为主业的作者，往往沉迷于典章故事，对现实的理解则流于肤浅。打通历史与管理的任督二脉，可以提高企业经营者的品位。

在旧作《史海管窥》的序言中，笔者曾经说过：英国学者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认为，历史学是思想的一种形式，神学是关于信仰的思想，自然科学是关于外界的思想，而历史学则是关于人类的思想。历史学要回答的，就是弄清楚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就是解释各种各样的证据，认识人自身。要知道我们能干什么，就必须看我们过去干过什么。说到底，管理必须从人出发，而人又是历史的产物。无视历史，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藐视历史，可能会一时显赫，但最终会被历史所藐视。凡是试图把历史踩在脚下的人，多半会被历史踩在脚下。英国的那位主编过《剑桥近代史》的名人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有许多广为流传的名言，但有一句名言却往往被人忽视，即“历史的教训就是——所有人都不会从历史的教训中真正学到教训”。

我们不可能割断历史，当我们试图走出现实的迷宫时，历史的路标一直在那里招手。一本好的历史书，可以使我们在喧嚣之中回归沉静，可以使我们在浮躁之后回归坦然。中国历史过于繁复，这种繁复表现在同类事情总在不断上演，如果就事论事，难免失于肤浅。了解点历史的真相，对于深化人的思维有好处。历史不是一个个事件的堆砌，不是一连串年代的累积，也不是一些叱咤风云人物的业绩账簿，历史是一种智慧。透过历史，我们才能更准确、更深刻地定位现实。

但是，不要期望历史能够给当代的管理活动提供现成的答案。比附式的解说历史，机巧式的套用历史，恰恰会失去对历史的尊重。历史的功用，在于增进人们的智识思考，而不是提供现成的模仿范例。对于经营管理来说，当代管理学发源于欧美，有着浓厚的西方色彩。这种管理学，有着强烈的工具理性追求，具有严密的数理支撑，这正是它的优势所在。现代管理绝不能排斥由工业文明产生出来的人类智慧，如果试图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对抗机器大生产孕育出来的当代管理，那等于是用大刀长矛之类冷兵器对付飞机大炮。我们可以说毕癉的活字印刷术早于古登堡，但如果现在还要用木活字版或泥活字版取代古登堡印刷机，那多半脑子有点问题。然而，这不等于我们可以彻底抛弃或者割断自己的传统。从技术的角度看，传统的管理方法早已过时；但从精神的角度看，传统的文化积淀早已渗透了我们的血脉。管理必须有理性和技术，但不仅仅是理性和技术。对历史经验的探索，对前人智慧的领悟，恰恰可以弥补理性的单一和冷峻。

今天，我们重新观察历史与管理的关系，可以得到更深刻的认知。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家，往往在深厚的学术浸淫之中面向历史追索智慧，探求本源。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说过，经济学包括历史、统计和理论三大块，如果让他重新开始，他将首选历史。其理由有三：第一，“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第二，“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29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纵观当今的管理学界，理论的丛林已经十分茂盛，统计的实证研究也遍地开花，唯独历史的分析论证依然薄弱，因此，在历史中发掘管理智慧，尤为重要。实践中的企业家，也可从经验中感受到阅读历史著作有可能比理性计算获得更多的管理启迪。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曾经强调斯隆的自传《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是最好的管理教科书；而与德鲁克齐名的大师马奇，则一直用文史名作当领导力教材。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寄希望于中国在管理领域获得重大突破，人们对中国话语、中国范式的期望也越来越大，而要掌握中国话语，构建中国范式，就离不开历史积淀。只有认真考察文化基因、行为习惯、民族心理中的历史遗传，才可真正领略中国人的管理智慧。从组织角度看，中国传统的组织建制和运作机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领导角度看，文武昭宣，唐宗宋祖，个个具有中国特色；从用人角度看，制度安排和选拔锻炼，有着浓郁的本土情境和历史传承；从决策角度看，选择考量和制约机制，处处表现着中国式思维；从价值准则看，礼乐文明和教化体系，彰显着中国独有的治国理政方式。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仔细研究，考察其内在奥秘，端详其外在表现，获得相应的感悟和理解。

西学进入中国后，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学之长在其分科促成的精细，西学之短亦在其分科造成的隔阂。中国的管理学科，深受来自西方的影响。这种影响从积极方面看促进了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型，而从消极方面看则是以西方的眼光观察本土资源，置自身于他者地位。现代化以失去主体性为代价。研习中国历史，重建中国自身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可以促进西学与中学的融合，推动理论与实践的对接，实现理性与情感的渗透，用中国话语说明管理智慧。中国的进步，既有来自外生变量的应对，也有来自内生变量的滋润。把外来影响与内部生长因子融为一体，方可不失根本。

在中国的管理研究中，既要防范欧美中心主义对本土思想的贬低和冲击，又要防范天朝老大心态对本土思想的夸张和虚骄。中外互为参照，而不是互为支配，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体现多元化。在管理思想的研究上，真正体现出“理一分殊”的中国思想。以中国的人性假说为例，它从儒家和法家的争论中展开，以善恶为分野和论证标的，不能简单套用却可以与西方的经济人和社会人假说比较。在历史事件中，可以看到支配中国人行为的、已经变成无意识层次的人性假设之内涵和表现。再以中国的社会组织为例，它最早产生于历史上的宗法制，并形成了礼制体系，演化出王朝官僚制。不能照搬但可以参照韦伯和巴纳德的理论，以历史记载说清中国人的行为场域、行为平台和运作规则，从中发掘中国特色的组织原理，并进一步探讨中国历史上的组织体系演变。至于中国传统的行为规则和管理技巧，更需要从多个角度论证其中的本土特色；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更需要还原儒墨道法各家各派思想源流中的管理洞见。本书期望能够在这些方面有所建树。

对中国史有着深刻洞见的陈寅恪先生，强调真正的学问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二是“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他以佛教为例来说明这一现象：“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近虽有人焉，欲然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3-285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在管理实践中，以外来学说引领未来之走向，以本土地位确立经营之根本，正是陈寅恪先生的心愿所向，也是当今中国管理学界的使命。本书试图为实现这种使命有所贡献，期望得到读者的认可。

刘文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