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正道章第二

什么是“正道”？

简单通俗地讲，“正道”就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方法或正确道路。

《素书》认为：“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意思是，“道、德、仁、义、礼”是做人的根本，是为人处世的基本要求，只有具备了天道、德行、仁爱、正义、礼制这五个方面，才能是一个有“道”之人。

《素书》所说的有“道”之人，只能算是一个合格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好人。但要有所作为，成为一个能够救世济民、兴国安邦的“贤人”，也就是《素书》说的“贤人君子”，仅此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素书》所要求的“俊”“豪”“杰”的基本标准。

一、德高望重

原文：“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

“俊”是由五个方面所组成。

1．德足以怀远

“德”是指人的品行、品质，是人们共同生活及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荀子对什么是德，有一个深入浅出的表述：“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荀子·非十二子》）一个人举止谦恭，不耻下问；不会的东西认真研究，虚心向学；有了知识，学有所成，能够应用在治国理政、为国为民上，这就是品德高尚的贤人君子。所以荀子认为，问、学、让就是德。

正确解读“德足以怀远”，还要正确理解什么是“怀”？“怀”有多种解释，人的前胸也叫作“怀”，“怀”还有“揣”的意思。但在《素书》里，这个“怀”字的意思是“归向”，指的是怀念和人心归属。例句有：“德乃降，黎民怀之。”（《尚书·大禹谟》）意思是，德惠能下施于民，民众就会怀念他、归附他。

“远”则是长久的意思。

“德足以怀远”的意思是指品质优秀、有德于民的“贤人君子”，老百姓就会拥护他，即使是远方的民众也会闻风而归，成为他的拥戴者。

“昭德塞违”，德高就能望重。一个德行高尚、施德于民的“贤人君子”，就会有很高的知名度。知名度高，“粉丝”就多，号召力就强，就会产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轰动效应，这是成大事者的首要条件。

史料记载，商朝后期由于纣王无道，各诸侯国均有反叛之意。西伯侯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为了推翻商纣王朝，他遵循先祖后稷、公刘的事业，仿效古公、公季的办法，厚重仁义、尊敬老人、慈爱少辈；对待贤能的人，态度十分诚恳谦卑，也很有礼貌；工作到中午都没有时间吃饭，仍然接待来自各地的士人。由于姬昌“以德行政”的声誉很高，所以许多士人都来投靠他、归顺他，甚至连隐居在孤竹的伯夷、叔齐都前往投奔他，而在纣朝为臣的太颠、闳夭、散宜生、辛甲大夫等一类贤人也纷纷归服他。殷纣的宠臣崇侯虎诋毁、陷害姬昌，在纣王面前奏报：“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史记·周本纪第四》）

崇侯虎一句“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就是对“德足以怀远”的最好注释。

2．信足以一异

“信，诚也。”（许慎《说文解字》）

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诚”与“信”是伦理规范和道德标准，是做人的根本，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一个正直诚实、言而有信的人，必定会有美好愿景。

异：不同，例句有：“世异则事异。”（《韩非子·五蠹》）“一异”，就是不变。

张商英在“信足以一异”这句话之后的注解是：“天无信，四时失序；人无信，行止不立。人若志诚守信，乃立身成名之本。”意思是，如果天不守信，春夏秋冬四时季节就会混乱，而人不守信，就不能立足于天地之间。

“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千百年来，人们都把“诚”和“信”作为立身处世的根本，对执政者来说，更是如此。孔子在谈到执政者如何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时说：“民无信不立。”如果一个国家对老百姓不讲诚信，就必然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只有对老百姓讲诚信，才能够树立起自己的威信。

曾参是孔子门生中七十二贤之一，是春秋末期鲁国有名的思想家。曾参不仅博学多才，而且诚实守信，关于曾子“杀猪”，说的就是他信守承诺的故事。

有一次，曾参的妻子要到集市去办事，年幼的孩子吵着也要去，曾参的妻子不愿带孩子去，便对他说：“你在家好好玩，等妈妈回来，将家里的猪杀了煮肉给你吃。”曾参的妻子走后，曾参果真将家里的一头猪杀了。曾参妻子回来后，见曾参把猪杀了，就说：“我是为了让孩子安心在家等我，才说杀猪烧肉吃，你怎么能当真把猪杀了呢？”曾参说：“说出来的话，都是要当真的，无论大人孩子，都是不能欺骗的。孩子年纪小，不懂世事，今天你欺骗了他，明天他就学你的样子欺骗你、欺骗别人；今天你在孩子面前言而无信，那么，今后他也就不会信任你。长此以往，哪里还有什么诚信可言呢？”

曾子的故事说明：“君子寡言，言必忠信。”君子说话不在多，在于说话算话、说到做到。只有诚实守信，你才可能得到别人的拥护、信任和服从，你才有可能统一大家的不同意见，进而统一众人的意志。

3．义足以得众

“义”是“正”，公正合宜的道德、道理或行为。“义正词严”指的是用严厉的措辞说明正确的道理；“义不容辞”就是面对正确的事情绝不推辞；而“见义勇为”则是说不怕危险，不怕困难，见到合乎正义的事勇敢地去做。孔子认为：一个人“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孟子·告子上》）

孔子认为，为了义要不怕牺牲，勇敢面对；而孟子则认为，为了义应舍生忘死。孔子和孟子的认识是一致的，那就是：一个人只要有了强烈的正义感，就不会见利忘义，就会“赏不先于身，利不厚于己。”就会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喜乐共用，患难相恤；就会得人心，受人敬，成大事。

由于“义”代表着公正和正义，所以在历史上，许多为了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反击外敌入侵的民间组织，就以“义”为号召力，达到唤醒民众、聚众举事的目的。他们树立起“义”的大旗，号称义军、义师，所进行的是义战，如“义和团”“义勇军”等。而《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他们无论是会集在“聚义厅”，还是集中在“忠义堂”，两者都有一个“义”字，他们也是在“义”字的大旗下招徕天下英豪，杀富济贫、行侠仗义、惩贪除恶，成就一番事业的。

“义足以得众”是什么意思呢？《素书》对“义”的定义是：“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这里的“所宜”就是公正合宜；而“立功”指的则是成功、可以、能够。“义足以得众”这句话的意思是：身居上位的人，要有正义感，对下有仁义之心，做到义不负心、明辨是非、功过分明，就能服众，得到众人的敬佩和拥护，事业就能获得成功。

但在历史上，“义”的名望最大者莫过于关羽。关羽生前跟随刘备南北转战，屡立战功，是一员功勋卓著的战将。特别是当他被曹操俘获后，不为金银美女、高官厚禄所动，坚持操守，忠心义胆的行为更是为人称道。但仅此，关羽远不可能成为历史上“义”的代表，成为后人顶礼膜拜的神圣。那么，关羽又是从何时起被尊为神的呢？关羽被尊为神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关羽死后四十一年（260年），刘惮追封关羽为“壮缪侯”。此后，关羽为“侯”800余年并未得到升迁，直至1102年，风流天子宋徽宗突然心血来潮，加封关羽为“忠惠公”。仅过了6年，徽宗又加封关羽为“武安王”。由“侯”而“公”，由“公”而“王”，6年关羽连升两级。自此之后，历经宋、元、明、清十二帝，700余年共对关羽进行了16次册封，到清朝顺治帝的封号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从此，关羽不仅为“帝”，还与孔子并肩成“文武圣人”。

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历代统治者为什么处心积虑、不厌其烦地拿关羽大做文章呢？分析认为：统治者拔高关羽是假，是迷惑人的幌子，而利用关羽的忠心义胆而愚弄百姓才是真。

儒家认为，“义”有正义、仁义、忠义。而以上“三义”的内涵是不同的。“正义”的应用较为广泛，属于人的基本道德范畴；而“仁义”指的是上对下，即上位者对大众百姓的仁爱；而“忠义”则指的是下对上，即下位者对上位者的行为态度。

显然，由于“义”有“一上一下”的解读，所以历史上才有了淡化“仁义”，吹捧“忠义”，拔高关羽的事情。其目的都是因为身居上位的统治者，既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又企图把自身置于“仁义”之外。所以他们才不惜采取愚民政策，把死后的关羽抬出来当“虎皮”，以关羽的所谓“忠义”引导民众忠于皇权，把自己应当向民众施行的正义、仁义改变为民众对皇权的忠义。

所以说，在讲“义”时一定要区分正义、仁义、忠义的属性，只要坚持正义，施行仁义，才能达到《素书》中“得众”的效果。

4．才足以鉴古

“才”是指一个人的才能和本领。

“鉴”是镜子，例句有：“以铜为鉴，可正衣冠。”（《新唐书·魏徵传》）同时，“鉴”还可以作“借鉴”或“教训”讲，例句有：“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书书》）

“才足以鉴古”是指真正有才能的“贤人君子”，能够以古为鉴，鉴古知今。

以古为鉴，是指把前人的经验教训、成败得失当作一面镜子，成为自身为人处世、治国理政的鉴戒。

鉴古知今，是说凭借历史的经验和规律，能准确预知现在已经发生或尚未发生的事情。

以上两种解释，“才足以鉴古”属于哪一种呢？按理说，后一种“鉴古知今”更符合《素书》作者的本意。理由是：“以古为鉴”是认识，“鉴古知今”是行为；正确的认识需要深刻的理解，而正确的行为则需要超凡的智慧和超强的毅力。

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真正能够做到“以古为鉴，鉴古知今”的并不多，他们有的虽然熟读历史，对历史上发生的国家兴衰、政权更迭了然于胸，但在实践中，并不能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成为执政的鉴戒，而是继续重复前朝败亡的故事。

“鉴”的本意是古时盛水的青铜大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鉴，大盆也。一曰鉴诸，可以取明水于月。”清代学者徐灏说：“鉴，从皿以盛水也。其后范铜为之，而用以照形者，亦谓之鉴，声转为镜。”意思是说，“鉴”字原先是指青铜盆，由于可以照见人的形貌，所以就把这个“鉴”转称为“镜”。“鉴古”，就是把历朝历代的成败得失汇集起来，作为现实中的镜子，加以对照，以便从中寻找到最为适宜的治国理念和更好的治国方法。

在历史上，将《素书》中的“鉴古”加以完善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唐贞观十七年（643年），直言敢谏的魏徵病死了，李世民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夫，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今魏徵一鉴亡矣。”（《新唐书·魏徵传》）

“以古为鉴，可知兴替”，这是李世民重要的执政理念。他登上皇位之后，经常不断地与大臣们探讨隋朝兴亡的原因，总结隋朝的经验教训，然后有针对性地制定许多强国富民的政策。如坚守诚信、以法治国，重贤纳谏、整顿吏治，惩贪肃鄙、节约俭朴，培养人才、重农奖耕等，都深孚众望，深得民心，得到了很好贯彻，收到了极好效果，成就了有史以来最为繁荣强盛的“贞观之治”。

根据以上分析，能够达到“才足以鉴古”的人必须是：既博学多才，通古博今；又能以古为镜，鉴古知今。将前人的成功当作自己的经验，不断总结提高；将前人的失败当作自己的教训，时刻引为警戒。同时还能先知先觉，预知未来，对尚未发生的事情作出准确的判断。

5．明足以照下

“明”是亮，与“暗”相对。《说文解字》对“明”的解释是“照也。”“照”与“亮”没有太大区别，因为只有“亮”才能有“照”。

《周易》里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唐代孔颖达注疏《尚书》时，将“文明”解释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现代有人对孔颖达这个注疏解读为：“经天纬地，意为改造自然，属物质文明；照临四方，意为驱走愚昧，属精神文明。”这个解释与古人的本意是否相符？是否过于实用和牵强？尚有待探讨。

“日月”为“明”。古人对“明”的认识就是明亮。高挂在官衙大堂上的“明镜高悬”四个字，意思就是明亮的镜子高悬在堂上，对堂上的官吏和堂下的人和事都照看得清清楚楚，从而达到依法办案公公正正、明明白白。乾清宫正中的皇位上方高挂着一幅写有“正大光明”四个大字的牌匾，其中的“正大光明”又是什么意思呢？

“正大光明”一词出自朱熹，原文是：“大抵圣贤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达。”（《答吕伯恭书》）意思是，所有圣贤的心境都是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像太阳光芒一样普照四面八方。（“洞然”，即“明亮”。语出明·归有光《项脊轩志》：“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可见，“正大光明”的意思，就是光明下照，普育万物，表示皇家帝王德惠万民，皇恩浩荡。

“明”的应用十分广泛，除了以上“亮”和“照”的解释之外，还可作出其他不同解读。例如，形容人精明的词语有“明察秋毫”；形容老年人的视力好，通常用“耳聪目明”；赞美一个人公而忘私、顾全大局，往往会用“深明大义”来形容；称赞一个人接受能力强，又很有智慧，就会用上“聪明睿智”这个词。同时还有明白、明了、明确、明知，明火执仗、弃暗投明、明辨是非等等，不一而足。

那么《素书》中的这个“明”又该作何解释呢？

《素书》中的“明”是与“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素书》中的“明”就是明亮的“明”。“明足以照下”这句话的意思应是：贤人君子的行为要像照射在大地上的太阳一样，既光芒四射，普照人间，又和煦温暖，孕育万物。

以上五条是“俊”的要求，《素书》认为，一个人具有端庄的品行，高尚的道德，既诚实守信，又坚持正义，施行仁义；不仅知识渊博，鉴古知今，而且光明正大，心怀坦白，就像天上的太阳那样，普照四面八方，就达到了“俊”的标准，就会成为一个德高望重、众望所归的贤人君子。

二、卓尔不群

原文：“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分财，此人之豪也。”

“豪”是指卓越、豪迈、行为奇特的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行足以为仪表

“行”的本意是“道路”。《说文解字》解释：“行，道也。”“行”作为动词，是“走”。例句有：“行百里者半九十。”“行”还可用在表示人的行为上，如善行、恶行、罪行。例句有：“陆逊陈其素行。”（《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仪表”不仅是指人的容貌，同时还包括外在的气质和风度，以及穿衣戴帽等外表的形象和仪态。例句有：“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史记·儒林传序》）

“行足以为仪表”的意思是：一个人的行为举止，特别是在公共场所，要大度得体，仪表端庄，言辞恰当，斯文典雅，从外观上给人留下丰姿潇洒、神采飞扬的良好印象，同时还要使人感受到此人风神有异、才气超群的内在潜质。如果一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叼着烟、趿拉鞋、袒胸露背，满口污言秽语，可以肯定，无论这个人多么有才华，都不可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所谓的“人不可貌相”，指的是长相，是有生以来客观存在无法改变的，而绝不是指邋邋遢遢的外在形象。

举个例子，曾经有一个教育检查团到一所乡镇小学检查工作，负责出来接待的校长虽然外貌儒雅，但形体装扮却有碍观瞻。当检查团到来时，只见他脚上穿着拖鞋，耳朵上夹着一根香烟，大家见了没有不摇头的。身为一校之长，为人师表，此种穿着打扮的确不敢恭维。小中见大，由此可见这个学校教学质量再高也高不到哪里。

2．智足以决嫌疑

“智”是智慧、智能。那什么是“嫌疑”呢？“嫌疑”一词具体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猜疑”，是一种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仅凭个人主观臆想的行为。这种行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非少见，有些人气量狭小，凭空猜想，好生事端，不负责任，从而导致朋友反目、夫妻离异、上下离心等事例时有发生，屡见不鲜。例如个别女性见到自己丈夫与其他女人通一个电话，或者吃一顿饭，参加一次舞会，甚至见面打个招呼讲几句话就醋意大发，胡猜乱想。

猜疑是最不靠谱的，所以也是最受排斥的。《三国志·诸葛恪传》：“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这里用的嫌疑，就是“猜疑”，意思是这些山民（指草寇）已经改过从新，应当勉励，这次迁到外地，不得再有猜疑，随便捉拿拘捕。

第二种解释是“怀疑”。怀疑与猜疑不同，猜疑是什么根据都没有，全凭主观想象。而怀疑则或多或少还有一些根据，或者是一些表面现象，由于一时还缺少直接证据加以证实，只是怀疑有某种行为的可能性。例如司法专用词“嫌疑人”，就是已掌握一定的犯罪行为，但仍需证据加以证明，尚未最终定案的人。《红楼梦》第二十七回讲到宝钗去潇湘馆找黛玉时，见到宝玉这时走了进去，便想道：“宝玉和黛玉是从小儿一处长大的，他兄妹多有不避嫌疑之处，……此刻自己也跟了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倒是回来的妙。”这一段用了两个“嫌疑”，而这两个“嫌疑”都是怀疑的意思。

《乐府诗集·君子行》第一首诗：“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这首诗就是“瓜田李下”这个成语的出处。意思就是告诫世人不要做容易使人产生误会的事情，以免惹人怀疑，招惹是非，有口难辩。

第三种解释是“疑惑”。大多指事实不清，前景不明，一时难以决断时的表现和态度，例如“疑惑不解”“疑惑难断”，都是这个意思。《三国演义》第一〇四回，当诸葛亮在五丈原病故之后，征西大将军魏延不满诸葛亮临终嘱咐，对由杨仪代行丞相职权，并不服从，更不愿殿后掩护大军撤回汉中。尚书费祎为了稳住魏延，假借去说服杨仪让出兵权，然后急忙到大寨将魏延企图告知杨仪。杨仪得知魏延反意之后，马上命令姜维率兵断后，自己领兵扶柩先行，按照孔明遗令，徐徐向汉中撤退。而魏延在寨中久等不见费祎返回，心中疑惑，令马岱引十数骑兵前往探听消息。魏延心中“疑惑”，就是因为费祎久去不归，他不知道让杨仪让出兵权，自己取而代之的结果如何，下一步该如何办，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所以“疑惑”。

根据以上三种解释，《素书》所指的“嫌疑”应该是第三种，“疑惑”的意思。

“决嫌疑”，就是用智慧对不明的情况、仍在疑惑之中的事情作出正确判断，分清主次，分明是非，果敢决断，以免错过机会，或者是贻误战机，造成伤害和损失。

“决嫌疑”的“决”在这里并非是让智者对猜疑的东西、怀疑的东西进行澄清，以还原真相，而是作出决定的意思。因为“决嫌疑”的智者不但要有大智慧，而且还要有大勇气，在关键的时候，能够作出判断和决定。

“处利害，决嫌疑。”（《墨子·小取》）。墨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有智慧的人在利害攸关的时候，不要犹豫，要当机立断。《史记·太公自序》也言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太史公讲的“别嫌疑”与墨子的“决嫌疑”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就是在对疑惑不解的问题作出准确判断后，要立即拿定主意，尽快下定决心。不要婆婆妈妈，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如此者必定是一事无成，贻害无穷。

3．信可以使守约

这句话不难理解，至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仍在经常使用。诚信、守信、言而有信，有关“信”的词语也不胜枚举。从古至今，基本上所有的理论家、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对“信”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论述，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讲话要算数”，“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答应的事情不能反悔”。

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活动十分频繁，市场行为对经济发展越来越起到主导作用的今天，涉及“诚实守信”为内容的方方面面已经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据了解，人民法院所受理的经济纠纷案件，绝大多数是因为当事人不守信，不守约，因利忘信所发生的。

请注意，《素书》中所说的“信可以使守约”并不是指我们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的一般信用。这里所指的是国家信用、政府信用。具体来讲，就是各级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信用。单位与单位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信用缺失，影响的只是这个单位和个人。而一旦官民之间缺少信用，其直接受到伤害的是国家和民众。假话大话讲多了，承诺保证做少了，谁还会相信你？谁还会服从你？由此带来的“信用危机”也就产生了。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而学》）与老百姓交更应该言而有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故怨远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无征，故怨咎及之。”（《左传·昭公八年》）意思是，君子说话，既诚信又有道理，所以怨恨就会远离他；而小人说话既虚伪又没有道理，所以怨恨和灾祸就离他不远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诚实守信，通情达理的官员，老百姓就会拥护他，他的工作就不会遇到麻烦，一切都会很顺利；而如果是一个说大话、吹牛皮，讲话不算数，承诺不兑现的官员，老百姓就会怨恨他，这个人早晚都会被抛弃。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讲了一个以诚实守信作为治国理念的故事：公元前635年冬季，晋文公率领军队包围了原国（又名原城，现在河南济源市），部队出发时晋文公命令每人携带三天的粮食。同时宣布，到了三天原国还不投降，我们就撤兵回来。当派出去的使臣从原国回来后报告晋文公，说原国准备投降，但还要等一下，三天之内可能来不及。听到报告后，在抵达原国的第三天，晋文公下令撤军，并对身边的官吏和兵卒说：“既然原国三日内不能投降，现在要履行我原先讲的三日之内原国不投降，立即撤军的承诺。”随即下令大军后撤三十里。当有人劝阻晋文公不要撤军时，晋文公说：“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意思是，信用是国家的宝贝，有了它，百姓才能得到保护。如果得到原国而失去信用，我用什么来保护百姓？因此丢掉的东西会更多。

“信，国之宝也。”2000多年前的古人都有如此高度和深刻的认识，我们今天作为2000多年后的现代人，对“信”的理解和应用应具有更高的深度和广度，形成人与人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国家与民众之间更高层次的信用关系，从而构建出更加融洽、更加宽松的社会环境。

4．廉可以使分财

《素书》的“廉”和我们今天倡导的“廉洁”“廉政”“清廉”的“廉”是同一个意思，都是对为官者廉洁自律、不贪不腐的起码要求。而“分财”是什么意思呢？

“分财”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对财物进行分配，例如兄弟“分家”，夫妻离婚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这些都可以简称为“分财”。另一种是无偿地将自己多余的，或者是节省下来的财物分给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人，这种捐赠行为也叫“分财”。

“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史记·平淮书》）意思是天子虽然颁布了缗钱的命令，并且提倡尊崇卜式，但百姓仍然不能分出财产来帮助政府。

“缗钱”，就是按照相等数额用绳子串起来的钱。汉景帝时，为了弥补因连年征战、国库空虚的国家财政，所采用的一种按缗钱估算资产并依此为据征收税赋的方法。

卜式，河南人，以种田牧羊为业，此人虽然只是一介平民百姓，但国家观念十分强烈，当发现国家多次派兵出击匈奴，就给皇帝写信，要求将自己的家产一半捐献给国家用于保卫边疆。皇帝把卜式的想法告诉丞相公孙弘，公孙弘认为这不合常理，卜式肯定是一个沽名钓誉、不守本分的人，请求皇帝不要准许他。几年以后，河南受灾，大批灾民外迁，由于政府的粮仓钱库都空了，无力救灾济民，这时卜式拿出20万钱给河南太守，用来供给移民费用。当河南太守向朝廷报告资助贫民的捐献者名册时，皇帝看到了卜式的名字后，对大臣们说：“这就是以前要捐献一半财产资助边防的那个人。”皇帝认为，当富豪都争相隐匿财产时，只有卜式一再要捐献钱财帮助国家，因此发布通告，大肆表彰卜式，用卜式做国民的榜样，引导百姓分出财产帮助政府。

《素书》中的“分财”指的是第二种行为。意思是一个廉洁自律的官员还应该是一个乐施好善的“分财”者。现实中，有些官员虽然在任期间也能廉洁遵纪，但平日里小里小气，斤斤计较，本着我不占别人的，别人也别沾我的，俗话是“铁公鸡一毛不拔。”眼见国家集体财产受到损失他视而不见，面对群众遭灾遇难他无动于衷。此类官员虽然不贪不腐，但由于麻木不仁，视财如命，缺乏助人为乐，仗义疏财的精神，所以不仅被人瞧不起，也不可能有大作为。因此《素书》要求为官者不仅要“廉”，而且还要有爱心，做到“廉可以使分财”。

以上四条是“豪”的标准，《素书》认为，一个人具备了端庄的仪表，行为举止大方得当；讲信用、守约章，言而有信，诚实守信；既有高超的智慧，正确判断复杂问题的能力，又有果敢决断，当机立断的工作作风；同时还能做到清明廉洁，两袖清风，疏财仗义，济贫扶危，就符合“豪”的要求。

三、高风亮节

原文：“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苟免，见利而不苟得，此人之杰也。”

“杰”是指才能出众、智商特异的人。例句有：“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屈原《九章·怀沙》）意思是：诽谤、怀疑俊杰的人，本来就是小人的心态。

“杰”也有四条标准：

1．守职而不废

按我们今天的理解，“守职”就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把本职工作做好，在遭遇不测、面对危险的时候，能做到临危而不惧，遇险而不离，沉着冷静，勇于面对，恪尽职守。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天汉元年，苏武奉命出使匈奴执行双方交换被扣留使臣的使命。当他完成任务即将返回之际，匈奴内部虞常等人策划谋反，计划刺杀太后，然后投汉。但由于内部有人提前将秘密报告给单于，谋反阴谋胎死腹中，虞常等人被抓获。但由于使团中有人参与谋反策划，致使苏武受到了连累。匈奴认为苏武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对他百般利诱和威逼，劝其投降归顺。但苏武丝毫不为所动，大义凛然地说：“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由于匈奴的严密防范，苏武虽多次自杀，但都没有成功。匈奴见苏武冥顽不化，就把他孤身一人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北海边（贝加尔湖）放羊，并扬言，等公羊生下了小羊才能放他回国。天寒地冻、风雪交加、饥寒交迫之时，苏武以捕食野鼠、掘挖草根来维持生命。一十九载，他历尽艰辛，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非人折磨。但他不辱使命，坚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操守，最终回到他魂牵梦萦的祖国，完成了出使匈奴的使命，成为后世尽职尽责的典范和坚守民族气节的楷模。

废：废弃、停止。例句有：“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

“守职而不废”的“废”是不作为、乱作为，失职、渎职的意思，例如成语“半途而废”。“不废”就是不失职。

“任重而责重，责重则忧深。”（元·张养浩《为政忠告》）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面对中外记者，在回答关于“本届政府在余下的一年多时间里应如何应对”时，温家宝总理引用了《素书》中的这句话，情深义重地说：“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永远和人民在一起。”温总理的话表达了他在余下的任职期间，一定要善始善终，站好最后一班岗，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答案。

2．处义而不回

处：交往。

义：忠心。

“回”在这里并非“回头”、“回旋”、“回转”，而是奸邪的意思。王安石《兼并》一诗有“兼并乃奸回”，其中的“奸”是奸恶，而“回”就是邪僻。

“处义而不回”是指与人相交要“义”字为先，“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死与共，不做奸邪之人。在历史上，“处义不回”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一句“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把人间“忠义”推向了巅峰。特别是关云长土山被围，为了保护刘备的两位夫人被迫降曹后，却“身在曹营心在汉”，并不为曹操赠绿锦战袍、送赤兔宝马、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黄金美女的诱惑而见利忘义。当得知刘备下落后，挂印封金，义无反顾保护两位嫂嫂离曹而去的故事更成为世代相传的佳话。

“义”与“义气”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在于“义”和“义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大家在讲“义”时千万不要把“义”与“义气”混同起来。所谓“朋友义气”是指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或小团体利益相互利用而形成的哥们儿义气。

此种朋友间的哥们义气只能算是小义，虽然小义也是义，但小义与大义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小义往往会演变为不义。例如，有的为了所谓“哥们儿义气”，不惜违法乱纪，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这就是不义。

无论是古人，还是我们今人所讲的“义”，指的都是大义、正义、忠义。当然这里的“忠义”是指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并非是忠于哪一个黑社会“老大”。而“大义”又是什么意思呢？

“大义凛然”是大义。例如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唱就是大义；而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豪言也是大义。

唐德宗三年（784年），颜真卿临危受命，只身前往汝州劝降叛将李希烈，面对宰相之职的诱惑以及活埋、火焚的威逼，年近八旬的颜真卿发出了“吾守吾节，死而后已”的豪言壮语，最终被李希烈残忍杀害。颜真卿的坚守节操，视死如归的表现更是集忠义和大义之大成。

在大义凛然之外，京剧《赤桑镇》里的包拯得知侄儿包勉在担任余杭知县期间贪赃枉法，残害百姓，十分气恼，毅然抛开自己从小父母双亡，全凭嫂嫂抚养成人，而今嫂嫂又只有包勉一个儿子的亲情，秉公执法，处死了包勉。包拯的行为也是大义，叫“大义灭亲”。

成语“大义灭亲”的典故来源于《左传·隐公四年》的记载。大约公元前719年，卫国的州吁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国君，为了得到周天子的认可，获得合法地位，石厚听从父亲石碏的建议，与州吁一同到陈国请陈桓公从中斡旋。就在此时，石碏暗中派人到陈国告诉陈桓公，证明州吁确实杀了国君篡夺了王位，请陈桓公趁机除掉他们。陈桓公得到了石碏的密告，当州吁、石厚到达陈国后立即将他俩抓获，并通知卫国来人处理，结果卫国派右宰丑在陈国的濮地杀了州吁，石碏派家臣总管獳羊肩在陈国杀了石厚。

事后，德行、品行高尚的人都称赞“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意思是说，石碏是真正的忠臣，怨恨州吁，连自己的儿子石厚也不放过，大义灭亲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形吧！

3．见嫌而不苟免

“嫌”在这里有两重意思，一是嫌疑，二是“仇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刘璋根据张松哥哥张肃的举报，杀害协助刘备入川的张松，与刘备结下了仇怨。原文是：“于是璋收斩松，嫌隙始构矣。”这里的“嫌”就是结怨。

“苟免”一词出现在《礼记》一书中，原句是：“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意思是，面对钱财不随便求取，面对危难不苟且偷生。而《素书》“见嫌而不苟免”的意思就是：虽然相互之间有一些嫌疑和怨恨，但为了顾全大局，在需要交流和沟通时，要正确面对，不要回避；要宽容大度，不计得失，不计前嫌。

张商英对“见嫌而不苟免”这句话有一个解读：“周公不嫌于居摄，召公则有所嫌也；孔子不嫌于见南子，子路则有所嫌也，居嫌而不苟免，其惟至明乎。”意思是，周公为了江山社稷，虽被召公诽谤、猜忌，却依然忠心辅佐成王；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去见南子，引得子路的不满，但孔子觉得问心无愧，并不多作解释。他们才是至明至达之人。

张商英引用周公和孔子这两个事例，说明“见嫌而不苟免”指的是为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及涉及全局的整体利益的行为，在受到他人误解和结怨的情况下，贤人君子依然可以襟怀坦荡，以德报怨，宽恕他人的过错，最大限度地容忍别人的怀疑和责备。

不过，这种“见嫌而不苟免”的前提是误解，这与“莫须有”的诬陷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素书》的“嫌疑”是指当事者身处是非之地，受到质疑而产生的误判和相互之间因误会而产生的怨恨，不存在主观故意。而诬陷则是无中生有或者虚构事实的恶意陷害，其主观故意十分明显。所以说，对捏造事实、恶意陷害的行为就要辨明是非，不能迁就纵容。

《左传·僖公四年》记载：晋献公立骊姬为夫人，生下奚齐，为了将奚齐立为太子，骊姬伙同中大夫设计用毒药毒死了献公的猎狗和侍臣，然后向献公哭诉诬陷是太子申生投毒。太子听到消息既不分辩也不解释，连忙逃到了新城。这时有人对申生说：“你如果申辩，国君一定会弄明白真实情况。”申生说：“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太子的意思是，父王没有骊姬，就吃不好，睡不好，如果我要辩解，骊姬必然获罪，国君年纪大了会很痛苦，我也不会高兴，随后申生在新城自杀而亡。

申生被骊姬陷害，不揭发，不辩解，忍气吞声，委曲求全，造成自己自杀和老师杜原款之死，另外两个兄弟重耳和夷吾逃亡外地，这就不属于“见嫌而不苟免”的范畴。这是纵容包庇，助纣为虐。这种容忍、宽宥、放纵违法犯罪的行为与《素书》的“见嫌而不苟免”是完全背离的。

4．见利而不苟得

“见利而不苟得”与《礼记》“临财勿苟得”的意思是一致的，都是提醒世人：“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凡是见利起意，或者是损人利己，谋取不义之财，都是要受到惩罚，都是要治罪的。

事实上，《素书》中关于“见利而不苟得”的意思还远不止于此，由于《素书》的相对人是身居上位的执政者，所以《素书》中“利”的意思有更深一层含义，其中不仅包括财物，而且还包括名气、名誉。对一般人而言，财是主要的，名是次要的，甚至是可以不要的。例如小偷只要财不要名，而“站街女”也不在乎名，更不要出名，一句“笑贫不笑娼”是她们内心的最大慰藉。

而有些身居上位的人则不同，他们为了获取更高的地位，攫取更多的权和利，实现更大的个人目的，所以他们当了官以后还想出名。“名”就是资本，名气大声望就高，就有了得到提拔和升迁的前提条件，就有可能做更高的官。做更高的官就可以出更大的名，得更多的利。所以说，《素书》中的“利”既包括钱财，也包括名利，从严格意义上说，贪名和贪财一样都是贪污腐败。

《雍正王朝》有两个大家十分熟悉的历史人物：

一个是雍正年间出任山西巡抚的诺敏，这个人为官十分清廉，当他母亲六十大寿时，竟拿不出银子办酒。诺敏虽然不贪财，但他贪名，在清偿国库欠款时，他串通全省官员，弄虚作假，谎报半年之内山西全境所有国库亏空全部还清，雍正接到报告后，龙颜大悦，手书“天下第一巡抚”匾额。但诺敏欺瞒朝廷的谎言被河南巡抚田文镜探知，并报告了皇上，雍正爷恼羞成怒，大骂诺敏“溺职于前，欺君于后，虽不贪财，但实贪名，比贪财更可恨。”于是下令将诺敏午门斩首。

另一个就是乾隆年间巨贪和珅。根据史料记载，和珅这个人非常聪明，他不但熟读四书五经，而且精通汉、满、蒙、藏五种语言，这在当时十分难得。据说和珅初入仕途也还清廉，任户部侍郎时，一个叫安明的官员多次向他行贿，希望他能向尚书推举自己任司务一职，都被和珅婉言拒绝，当安明如愿升任司务一职后，送给和珅一块玉，和珅也当场拒收。但后来由于和珅在伴随乾隆帝期间，善于察言观色，溜须拍马，善解人意，受到了乾隆帝的宠信，由此官越做越大，权越来越重，心也就越来越贪。他通过巧取豪夺，卖官鬻爵，攫取大量钱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贪官。嘉庆帝继位后不久，巨贪和珅就被抓捕赐死，家产全部抄没归公。和珅到底有多少家财，史上说法不一，《清朝野史大观和珅财产》一书认为：和珅的财产总数为20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朝政府20多年的财税收入。而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记载的数额是2.3亿两白银，不过许多人都认为绝对不止这个数字。

和珅生前不择手段大肆敛财，结果被抄家籍没，所敛财物一律充公，自己落得个白绫自尽和千古罪名，图个什么？和珅临死的时候终于醒悟，所以留下了“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的绝命诗。捞钱捞了廿年，到头来是给嘉庆帝捞的，自己不但一文不名，而且还白搭了一条命。

“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这是和珅临死前的感悟，也是对后人的告诫。

以上两个例子，一个是贪名，一个是贪财，由于他们“见利苟免”，所以都得到了身败名裂的下场。

以上四条是“杰”的标准，《素书》认为：一个人能够认真履行自己职责，忠于职守；为人处世义不负心，义薄云天，襟怀坦白，无愧于心；在其位，谋其政，不争名，不谋私，全心全意为国为民，就符合“杰”的标准，就是一个杰出的人。

四、英俊豪杰

以上是对《素书》“俊、豪、杰”的解读，最后还要讲一下什么是“俊、豪、杰”。

根据考证，《素书》里的“俊、豪、杰”是道家学说，最早出自战国时的楚人所作《鹖冠子·能天》一文，内容是：“德万人者谓之俊德，千人者谓之豪德，百人者谓之英。”汉武帝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爵国》作了进一步细化：“万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杰，十人者曰豪。豪杰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视诸掌上。”

根据史料记载，所谓的“英、俊、豪、杰”是春秋时期，或者更早些时候对官员考评、任用或者晋升时贴的标签，跟现在优秀、良好、满意、及格的意思差不多。其中十人、百人、千人应为职务的高低，责任的大小。并非指所管辖的人数。比如符合“豪”的标准就可以当县官，符合“杰”的标准就可以当州官，符合“俊”的标准就可以封侯，而“英”是专门留给国君的。不过，《素书》只讲了“俊、豪、杰”，而没有讲“英”。

现在问题就出来了，既然《素书》是写给国君大臣的，那么有关考察大臣们的标准“俊，豪，杰”都讲到了，而留给国君的“英”，《素书》为什么没有讲呢？这又是一个谜。

按理说，黄石公不可能不写。但事实上，流传下来的《素书》并没有“英”的内容，这是为什么呢？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皇帝是不能写的，指名道姓给皇帝立规矩、贴标签，显然是罪不可恕的，所以作者留了一个空白，让后人去猜想。

第二个原因有可能《素书》是有“英”的内容，但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有人，这个人或许是皇帝本人，也可能是哪个拍马屁的官员，发现了“英”的内容之后，认为这种大逆不道的言论，是不能存在的，所以作了删除。

以上两个原因，哪一个可能性更大呢？笔者认为，当然是第二种可能性更大。

标准有了，条件已经摆在那里，但如何实行才能达到呢？请继续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