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上都：金色的荒城

城市的边界从来都没能造就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它只是见证了另一种力量和它之间的消长。

去过元上都的人看到的其实是一座中国式样的城池，有四四方方的城墙和似曾相识的街道布局，只是内里已经完全荒芜了，盛满中国城市不熟悉的“自然”——在《看不见的城市》的开篇里，卡尔维诺是这么描写马可·波罗或是他本人想象中的这座城市的：“黄昏来临，雨后的空气里有大象的气味。”

从北京出发沿着京藏高速公路折向西北，就踏上了去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元上都遗址的道路。但事实上，这座古城几乎是在北京的正北方，于是再折向东北，绕了一个接近直角的大弯儿。 按照历史学家的传统说法，上都是蒙古皇帝忽必烈“龙潜”或“在藩”的地方，它事实上早于大都城。还不是皇位继承人的时候，忽必烈在此建立过“金莲川幕府”，培植他赖以和后来的竞争者阿里不哥生死厮杀的势力，因此大汗对上都有着特殊的感情。“金莲川”这名字很美，直到现在它的美也名副其实——忽必烈，乃至后来的蒙古皇帝们都灰飞烟灭的时候，上都（或称开平府）已经慢慢淡出了北方居民甚至游牧人的视线，而金黄色的金莲花却依然盛开在每年七八月的漠南草原上。金莲花，毛茛科、草本，它的花朵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花色金黄，七瓣环绕其心，一茎数朵，若莲而小。一望遍地，金色烂然”。

先有金莲川，才见大都城——如果你在地图上沿着紫禁城三大殿东西长轴的中点连线并向北无限延长，会发现北京城的中轴线并不是正南正北方向，而是稍稍向西偏折了2度，但这条歪斜了的轴线分明指向上都……为什么这两座城市的方位有着惊人的巧合？有人说“汗八里”的规划是对上都城的致意，似乎颠倒了次序，弄错了轻重：蒙古人纵然后来居上，“北京”却称得起“源远流长”，从唐幽州到辽南京、金中都，不管哪一座都是像样的大城市，如果大都真的是向上都学习，那么老师才是姗姗来迟的后来者，学生却已在此落座数百年了。

于是，这神秘而缺乏解释的连线，依然是个值得探究的话题。

即使在我多年罗致的城市清单上，有些像元上都这样的地方依然是空白。不是因为我从未去过，而是因为对以上的这些问题一无所知，无法为我的研究提供任何链接理性的“焊点”——尽管也算是中国古代都城的杰作，但一路往北，汉民族的文明似乎很少到达比这更远的地方， 即便现在的纽约、巴黎都好像没那么遥远。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很多依然源自幽暗中，那些未及辨明的过往和当代的冲突，或许不为人所熟知，却仍清晰可感。“传统”不仅关于老生常谈的历史，也关于那些隐秘和晦涩的记忆。

元上都如果什么都没有剩下，它至少是关于幻想的，在幻想之中，这个名字依然为世界的另一半熟悉。在英文中上都的拼写是“Xanadu” ，不是现代才有的汉语拼音，对于从蒙古征服时代就向东看的西方人，这个X开头的英文单词像Xerxes（薛西斯）一类的名讳，听起来既亲切又古怪。与威廉·华兹华斯及其妹妹桃乐茜相交那段时间，18世纪的英国诗人柯勒律治在恍惚中写成了一首长诗《忽必烈汗》，他梦到的也正是Xanadu：

忽必烈汗在上都

曾经下令造一座堂皇的安乐殿堂

这地方有圣河亚佛流奔

穿过深不可测的洞门

直流入不见阳光的海洋……

《马可·波罗游记》对上都有栩栩如生的描述：“……向东北方走三天，就到达了上都。上都是忽必烈大汗所建造的都城，他还用大理石和各种美丽的石头建造了一座宫殿。该宫设计精巧，装饰豪华，整个建筑令人叹为观止。该宫殿的所有殿堂和房间里都镀了金，装饰得富丽堂皇……” 如此看来，柯勒律治的奇谲梦境居然大致是不差的，至少一个梦听起来像另一个呢。他除了提到“广袤十六哩”尺寸相仿的城墙，还着重提到上都城“内有泉渠川流，草原甚多”，正对应着柯勒律治诗中“肥沃的土壤”“花园，蜿蜒的溪河”“一片芬芳”这些对盛开的鲜花和森林、山峦的描述。他不写城市的人海茫茫，他看到这儿有洒满阳光的草场。

两篇来源都成问题的文字的对应可能纯属巧合，但一切“纪实”都仍是想象的时候，如此真实的“虚构”却莫名其妙有了历史价值。值得指出的是，考古发现证明上都城内的“泉渠川流”确实不少，而城市就架设在这些富于自然情趣的景观之上，和现代人心目中红尘滚滚的“都会”面貌大相径庭。民间附会刘太保（刘秉忠）营国时，因为“地有龙池，不能干涸”，而请求忽必烈“借地于龙”。事实是上都地近沼泽，水难排干，让大型建筑的营建成了难题，需要用人力战胜天工，“殿基水泉沸涌，以木钉万枚筑之，其费巨万”。 今日上都遗址内生机盎然的景色，或许正体现了它初创时的风貌，虽有兵火岁月的减损，却并非全然颠倒其实质——“国破山河在”换了一种意义。它对应着的，是蒙古人为我们留下的神话般的一片富有“野趣”的城市，和中原文明熟悉的城市相去甚远。围墙环绕的巨大城池盛满的并不是寻常的市井生活，而像是大汗巨大的御花园，准确地说，是他的狩猎场。马可·波罗说，在这里，度夏的大汗时常放出猎豹扑向它的猎物，可皇帝本人并不享用这些猎物，这些小豹的受害者最终被送去喂了鹰隼，蒙古人的狩猎于是仅仅具有游戏价值。

游牧人的国都起先是在更远的漠北哈拉和林，《鲁布鲁克东行记》等书中提到的奇特风情，或许正是蒙古大汗杂糅四方的结果；上都的规划者刘秉忠虽是汉人，也是大都的主要设计师，却一样不能不受到异族统治者蛮荒口味的影响：“此草原中尚有别一宫殿，纯以竹茎结之，内涂以金，装饰颇为工巧。宫顶之茎，上涂以漆，涂之甚密，雨水不能腐之。茎粗三掌，长十或十五掌，逐节断之……” 很难想象这样口味的城市究竟建成什么模样？仿佛是南方被征服者的精湛手艺和蒙古包的固定方法结合在一起，创生了漠北都城中奇怪而显眼的标志性建筑。这一时期也是彩色琉璃大量使用的开始，五颜六色的琉璃一改隋唐以来宫城大殿肃穆的风貌——它逐渐改造并成就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个紫禁城里的“中国”。

更蹊跷的是城市的布局。上都城、皇城、宫城的嵌套并不中规中矩，宫城的中心不是正殿而是一座“阁”，且宫城偏在东南一角，这仿佛和我们知道的前朝宫阙记载、实例大不相同。更有甚者，在宫城的后部有一座巨大的“穆清阁”，黄土中剥露的砖砌台基至今仍高出地面十数米。它的形制貌似今天紫禁城“午门”的阙楼布局，只是“U”字的方向内外正好相反，穆清阁又好似长安城大明宫的正殿搁错了地方。 如此，上都城和前后都城制度不属络的关系让人颇费思量，它那规整中夹带野性的风景使人倍感困惑：

那深沉而奇异的巨壑

沿青山斜裂，横过伞盖的柏树！

野蛮的地方，既神圣而又着了魔——

这座草原上的欧亚大都会和黄尘十丈的汉地截然不同，同时“野蛮的地方”也记录着一种对中原民族而言的痛史。上都城的中心建筑物大安阁，是从金人在汉地新设的首都开封强拆了搬过来的。那，几乎是亡国的北宋京城剩下的最后一幢建筑物了吧。史载“靖康之变”时，宋徽宗经营多年的汴梁大多数锦绣楼台都被拆了做守城器械，只有熙春阁因为过于坚固而得以幸存。它在大都的“化身”，和上述那座奇特的竹茎宫殿的命运不会有多大不同，或许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不再“中国”了。至少，“大安阁是广寒宫，尺五青天八面风”， 将这种明层四层暗层犹过之的“高层”建筑作为上都的“正衙”，在此举行朝会性质的礼仪活动，恐怕也只有不拘一格的蒙古皇帝能够想得出来吧！

难道它就是马可·波罗所夸谈的那座“大理石宫殿”？

除了苏武北海牧羊的故事，在长城外哪怕只是向北多走一点点路，汉文中的记述马上就变得极简略，一切只能依赖想象了。事实上，中国文明不是没有过一点点旅行，至少，汉、唐往西往北走的步子，要比它在东方大海上的行动迅捷得多。从两汉开始，对于西域的经略使得中国的版图沿着河西走廊往西延展，成就了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丝绸之路。河西四郡，也就是酒泉、武威、敦煌、张掖，它们的名头要比现在的兰州、西宁大得多。然而，这种出于“控制”和“保护”目的的有限征服，仿佛并没有在当地留下什么印记。由于农耕民族的技术局限和对于特定生活方式的依赖，中原人偶然建立的域外“方国”又常是兴废有时的，这一点和牢牢扎根在美洲的欧洲殖民者迥然不同。除了和北方、西北方的游牧人长年进行惨烈的厮杀，有唐一代兴起的吐蕃更从身后西南的高原上出其不意地冲下，使得中原和草原的脆弱联系更加岌岌可危。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去过或路过西域的荒城，亲身领略了天地之间人的渺小，和我们所依赖的日常“意义”的匮乏。随便去一个遗址，就得从省会城市转乘两个小时的飞机。这还没完，飞机场离目的地往往还要好几个小时。很多城址已在无人区内，就算到达最近的一个有人烟的地方，还有一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在荒原上车开不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到了一定时候，戈壁里就没有“路”了，全凭越野车的轮胎好和司机的经验。在漫长的时间里，周围的风景大同小异，全是一茬茬像铁一样硬的沙漠灌木、枯死的胡杨树和骆驼刺，需要司机小心翼翼地避开，以免让车和人都夭折在路上。

长城外的边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它们的废墟使人叹惋的同时，也使人越发质疑“中国式”文明在游牧荒原上的存活能力。今天，一堆堆类似“白城子”“白堆子”的地名，因为细致的夯土构成，才有别于周围的自然环境而使人察觉，而附着在上面特定年代的生活气息，却像古老的壁画一层层迅速地剥落，以至于什么都认不出来了。我在新疆、甘肃、内蒙古、青海沿途目击的很多古城遗址都是如此，乃至于唐瓜州故城（锁阳城）这样有名的城址，如果不是事先有所了解，你完全不会知道这城中曾经有过多么繁盛的生活。在那里，仅有夯土城墙还在骄阳下默立，马面、城门清晰如雕塑；“城”勉强存留，而“城”中好像是遭了可怕的火山爆发，所有的建筑基址都被惊人的自然力扭曲，被摧残得辨认不出形状了；野草蔓生的软塌塌冻土地上，哪怕连一星半点文明堆积物的痕迹都看不到。

蒙古人“发明”的城市却正好相反。在向中原人借鉴来的四方城池中，长盛不衰的“自然”见证了另一种文明的生命力，或者说想象力。景观替代了地标建筑，成为城市存在的长久印记，越发映衬出不羁的时间和空间。它属于同样不羁的、没有定居观念的游牧人。 上都的建筑虽然模拟中原礼制，却拼凑和见证着不同的历史——也许，那正是“匈奴以杀戮为耕作” 的血腥历史？从忽必烈开始，共有6位皇帝在元上都即位，他们登临大宝前后又彼此厮杀不休——那也就是野蛮人“神圣而又着了魔”的仪典？它们没有汉族君主繁复的礼仪和花色翻新的“卤簿”做装点，却浸透了一位猎手心目中的甜蜜感——在他望着流血的猎物时，心头升起的残酷的甜蜜！

史载忽必烈在上都的高阁上时常四处眺望，城中人事历历在目，这也许反证了城中建筑的稀疏。他望见湿气丛生的上都城里，一切因为太过“自然”，连一条像样的大路都没有，他的大臣上早朝时走过阁前，怕露水打湿鞋子，只好不拘礼节，把皮靴脱下来赤足前行，看到这一幕皇帝也不禁哑然失笑。

这，也许正是蒙古大汗欣赏的马背上的“城市”。

至今依然盛开着金莲花的城市，就连如此稀少的“历史”也显得无根而空洞了。齐膝深的“自然”无法像寻常的考古对象一样被深掘而“发现”，只能靠一阵风不经意地“显现”，然后次第却无逻辑地“生长”。那情形就好像闯入中亚的探险家斯坦因，在一阵风暴刮去了流沙后奇迹般地“望见”了尼雅。无须锹铲——在这彻头彻尾“人”的空白中，你真的完全无法想象任何我们熟悉的“历史”和此刻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意义所在，你只能坐下来，默然心会……

于是，某种感慨，或者是某一刻的心有灵犀，就在这个距离北京九个小时车程的地方油然而生了。在亚洲的腹地，偌大安静的天地间，只有我们两三个人在那里坐着，周围连风声也没有。不久以前刚刚翻阅过《长春真人西游记》的片段，这本书的真实关键词，是从野蛮人滴血的刀尖下乞得的“和平”。那一刻我不禁又想起了这本书，想到多年之前，有多少无名者的尸骨，散落在去往和离开这座美丽草原城市的路上！

中国城市——包括眼前这座“舶来”的——大同小异是由一堵堵的城墙组成的，包括使得世人瞠目结舌的那道漫长的“边墙”（长城）。其实这样的城市不见得更有利于防御。

“今古河山无定据。”按照纳兰性德的理解，对于处于守势的人而言，它们也许只是进一步撩拨起了外来者侵入的欲望。可是，就像在上都那样，倏忽来去的牧马从不因城墙而停下，恐怖的征服者偶然间“有样学样”建造起来的汉人的城市，内里却依然是片美丽的牧场！相对于它更好的耐受力而言，城市的边界从来都没能造就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它只是见证了另一种力量和它之间的消长。这种人事与自然兴衰成败彼此纠葛的历史，是无可想象的巨大经验的集合体，由无数和我们同样的生灵的歌哭歌笑聚合成的暗色、厚重、沉郁的一团。文明演进的逻辑是不可理喻的荒诞：粗暴和惊心动魄，建城（成）与城破，全盛与荒芜。每当看到那一块块散落在山野间的残砖，就想起有多少次流血和撕心裂肺的哭喊，从断断续续到逐渐消失不见。

那神圣的溪河流过了峡谷和森林，

于是到达了深不可测的洞门，

在喧嚣中沉入了没有生命的海洋，

从那喧嚣中忽必烈远远地听到，

祖先的喊声预言着战争的凶兆！

柯勒律治写到此处，已经不是梦中无心的细语，而是惊醒后大声的喊叫：当心！当心！

闭下你两眼，带着神圣的恐惧……

睁开眼，天翻地覆的蒙元时代像是场短暂的春梦，很快，草原上的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状况。

被埋没的是现实，而依然茂盛的是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