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婚

每次回到崖边，耳中总会有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情传入，起初，最触动我的莫过于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发生一些变故。2004年还乡，厉会平结婚的事便在我脑中上了头条。

厉会平在崖边村从我懂事以来便被人称为光棍。导致厉会平光棍的最直接原因，便是他丑陋的长相：一张大方脸，镶嵌着小眼睛、歪塑着大宽扁鼻子；厚嘴皮组成的大嘴巴，整日呲着似笑非笑；再配上O型腿支撑的一截不高的个子，走起路来老是前颠后倾。厉会平的如此长相在乡民眼里成了谈论人样的一个标准，经常有大人会对一些小孩说：“看，你长得像会平一样，长大了肯定丑得连老婆都娶不上。”

除了长相丑陋，厉会平幼年丧父也是娶妻难的重大原因。

一个30多快40岁的男人让娶老婆的事情操碎了心，他太需要女人了，但他的条件在大家看来根本没有得到女人的希望。当他真有了女人时，我在庆幸之余还倍感惊讶。

厉会平结婚的事是十字路口闲聊的人告诉我的。上午听见了关于厉会平结婚的事情，下午就和他会面了。

“工人回来了。”

崖边人把离开崖边做事的人统称工人。我哈哈一笑，算是对他的回应。他邀请我到他家去喝罐罐茶，我打趣说有没有冰糖，他说你去当然就有，不但有冰糖，还有大红枣。

我斜躺在厉会平堂屋靠窗户的墙根，问起了厉会平的婚事。

“那女的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

“没有那东西。”

我听得差点把口中的食物喷了出来。

“就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人就走了。”这几句厉会平说得很释然。

“你是不是硬要和她那个，搞生气了？”

“忍了半辈子能不试吗？”

“那你到底搞了没有？”

“我给你说了，她没有那东西，咋能搞？”

我很怀疑，厉会平居然能娶到一个不正常的女人，但我知道，再进行关于结婚的话题就成了哪壶不开提哪壶，便识趣地岔到了其他的话题。

后来才得知，厉会平的婚事尽管以失败告终了，但有一点值得庆幸——那就是他的妹妹没有被对方接去当媳妇。厉会平的这桩婚事本来是以妹妹给对方的兄弟做媳妇进行兑换为前提的，但由于厉会平接过来的媳妇只住了一个晚上就回去了，厉会平的妹妹便没有再送走。

厉会平一直没有自己的女人，厉会平后来也逃离了崖边。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一个男人没有配偶，这个男人就无法为自己繁殖后代，也无法为人类自身的生产作出贡献。贫穷是产生光棍的根源。崖边人惧怕贫穷，更惧怕光棍。消灭一个光棍，哪怕付出多大的代价，崖边人都会尝试。

比厉会平娶亲更荒诞，崖边有人还选择了近亲结婚，这是现代文明绝对不能容许的行为。但在2006年，崖边人宋顺顺逼迫自己的表妹与自己成婚了。

宋顺顺1978年出生，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他从1996年开始打工，去过山西煤矿，去过陕西砖厂，去过兰州的建筑队。10年之后，他依然没能富裕。他每年春节回家，都是拮据而来，落寞而走。

宋顺顺是第一个给崖边带来“响声”的人。20世纪末，崖边没有通电，而与崖边一河之隔的陇西村庄通上了电，有电的陇西村民故意在每年农闲时节特别是春节期间，将高音喇叭开到底，唱秦腔，唱情歌，吸引崖边人的注意力。崖边人气恼也没办法。有一年宋顺顺打工回家，带来了功放机和高音喇叭。他买了几十节电池做电源，和陇西村庄比赛唱秦腔。但他的功放耗电量惊人，一堆电池几个小时就耗干了电量。宋顺顺嫌高音喇叭费电，剪掉了喇叭的外开口，缩小了喇叭，但依然于事无补。这个做法被乡邻讥笑了好几年。

在崖边人的心目中，宋顺顺不是一个诚实勤奋的人，而且还不是一个神经正常的人。大家认为，他打光棍已成定局。但事情在2006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在外地打工的时候，和自己姨妈的女儿也就是自己的表妹同居了。并“生米煮熟饭”将表妹变成了妻子。

他的姨妈得知此事后，带了他们村里的一帮人，来到崖边，强行将自己的女儿带走，试图推翻这个既成事实。

后来双方进行了谈判，宋顺顺的姨妈眼见女儿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反对结婚已是徒劳，她便提出要给自己一些彩礼才能承认宋顺顺和表妹的婚姻关系。但是宋顺顺家里人没钱，自己打工也没挣到钱，一时难以满足姨妈的要求。

过了一些时日，宋顺顺便去姨妈家里找人，姨妈将女儿藏起来，被宋顺顺找出来，正要带走时，姨妈抱住了女儿的腿，宋顺顺将姨妈踢翻在地，强行带走了表妹。宋顺顺的爱情和婚姻动用了非正常手段。

在通常情况下，舆论对崖边人的影响最大，超过了政策和法律的作用。像娶表妹为妻这样的做法，崖边村民口口相传形成的舆论导向是不认可的。宋顺顺突破舆论压力，既“另类”又违反伦理的做法，只能证明他对爱情和婚姻有着强烈的渴求。这一例与文明背道而驰的婚姻，证明了崖边光棍问题到了非常可怕的地步。为了“脱光”，崖边的“剩男”无所顾忌、无所不能、无往不前。

阎光荣生于1977年，1999年时他22岁，符合法定结婚年龄。但是，一直到2008年，他还是单身。从2000年开始，崖边人都认为阎光荣成了光棍，都在为他担心。

阎光荣早年当过兵，身材高大，容貌俊朗。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退伍复员以后，常年在外打工。但他年年外出，年年积攒不了几个钱。他的家人对他疼爱有加，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2009年，就在崖边人认为他的光棍生涯已成定局之际，32岁的阎光荣在外地打工期间成功找到了对象，一举洗雪了大家对他的成见和轻视。

阎光荣确定的对象叫韩艳花，是本乡另一个村庄的人。韩艳花和阎光荣是自由恋爱，但她清楚自己的父母不会同意自己的婚姻选择，便选择了和阎光荣私奔。

韩艳花的父母起初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到底和谁私奔了，便四处打问，最后终于得知是崖边人阎光荣“拐跑”了自己的女儿，他们对阎光荣非常恼怒。因为韩艳花的家里非常贫穷，加之韩艳花的两个弟弟都需要娶媳妇，韩艳花的彩礼是两个弟弟婚姻大事的救命稻草，韩艳花的私奔造成了彩礼的流失。

韩艳花打工时已怀孕，返回家乡时被父母扣留了起来。阎光荣的父亲便前往韩艳花家中去谈判，对方提出要4万元的彩礼，一分都不能少。阎光荣的父亲又找来能说会道的媒人第二次前往谈判，最后敲定给3万9千元。但阎光荣说自己只有1万元现金，对方根本不答应。阎光荣采取了拖、等、躲多种办法逃避韩家人追要彩礼。

后来，眼看着孩子就要生了，阎光荣和哥哥阎荣光再次前往谈判，阎光荣拿了5000元，对方直接嫌少不要。

“嫌少不要，发火，说你是不是他哥，当老哥的咋搞的？我说我是他哥哥，但我确实没钱。”2013年阎荣光回忆说。

阎光荣答应有钱了一定给岳父偿还彩礼，韩艳花才被允许带走生孩子，双方不欢而散。

尽管韩艳花回到了崖边，成了崖边人的媳妇，但韩艳花家人对阎光荣家人作为亲家，并没有丝毫亲近，反而萌生了仇恨。彩礼让亲家不亲。

2011年正月某一天，韩艳花的两个弟弟突然来到阎光荣家里，阎光荣一家人赶紧热情招待，并摆上了酒席。喝了不多一阵，韩艳花的大弟弟开始发飙，又是打人，又是砸东西。韩艳花的小弟弟拉架时，被哥哥打破了头，血流不止。场面极度混乱，阎光荣急忙开溜躲闪，阎光荣的父亲满村子找人，帮忙安抚。我随同村民进去时，看见韩艳花的小弟弟捂着头，神情沮丧，脸上血迹斑斑。韩艳花在一旁帮忙擦拭血迹。另一间屋子里，韩艳花的大弟弟还在继续发飙。据说那天折腾到很晚，兄弟俩才离开崖边。

2013年12月18日，我见到阎荣光时，他说弟弟阎光荣的岳父最近酒后摔伤了脑部，已在定西某医院处于昏迷状态。韩艳花的弟弟们要求阎光荣为岳父支付1万元的医疗费，阎光荣尽管有些不愿意，还是赶去了医院。

谈及弟弟的婚事，阎荣光说：“光荣人不行，他应该争口气，吃点苦，挣几个钱，给人家给一些。人家养活一个女儿不容易，不能白娶进门。”其时，阎光荣和韩艳花夫妇已经生了第二个孩子，但彩礼还未还清。

为了摆脱光棍，崖边人有着沉重的梦想，忍受着甜蜜的负担。成为光棍可怕，为了娶媳妇花费巨额彩礼同样不轻松。结婚成了大龄男青年的奢望和负担，就算铆足了劲凑够彩礼结了婚，高筑的债台也会让原本甜蜜的生活陷入窘迫当中。

自然条件艰苦、交通不便、缺水，是边远村庄的共同特征，姑娘们都不愿意嫁进村庄。日益城市化的中国，光棍问题在穷人心中愈发变得恐惧起来。越来越高的彩礼，已经把不少农村家庭压得喘不过气来，造成双方家庭在交往过程中纠纷矛盾不断。

一些老人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结婚，离不开灯心绒；70年代是涤纶、海虎纶，家庭状况好的给几十元的彩礼，送些粮食和布匹票，再准备一对木头箱子，一床被子就可以娶媳妇了；进入80年代，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特别是受城市高消费的影响，在农村，彩礼上涨到了1000多元，婚礼中也加入了名目繁多的附加费用；到了1990年代后期，农村青年结婚单是彩礼一项就上涨了十几倍，远远高出了收入的增幅与物价上涨的速度。原来几十元、二三百元的，涨到了三五万。”

时间到了2010年以后，崖边的小伙子即使有足够的金钱，也很难觅到愿意嫁到崖边的姑娘。

2013年10月，甘肃农村地区彩礼居高的问题被媒体广泛报道，特别是大专8万元，本科10万元的彩礼“价目”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2015年，中央电视台以《陇东婚事》为题，对甘肃庆阳高价彩礼做了报道。节目揭露，有的彩礼甚至高达15万元。彩礼只是婚姻花销的一项，一桩婚事要办完，还有办酒席，买家具、家电等开销。

新中国成立后诞生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这部法律重大的意义在于对妇女的保护。其中，禁止买卖婚姻就是最大的体现。在中国传统社会，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属于被买卖的对象，解放前盛行的“童养媳”就体现了穷人悲惨的生存状态。新中国建立后，新政倡导新风，“童养媳”在全国范围内完全被消灭。但买卖婚姻被禁绝的背后，彩礼始终没有被消除。在名门望族的婚姻中，彩礼其实是双方表示祝贺亲事的意思，男方给女方一定的彩礼，也表达了男方对女方的谢忱之意，这种礼节性的表达，没有买卖性质，其数额也可以随男方的家庭经济情况的高低而决定。彩礼逐渐演化，性质完全变了样。特别是市场经济环境下，女方漫天要价，婚姻的买卖性质不受制约地浮出了水面。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这是法律明令禁止的，也是实现婚姻自由、婚姻男女平等制度的前提。但是高价彩礼让农村婚前消费在某种意义上走入了误区，这容易让婚后的夫妻情感和家庭生活出现矛盾和裂痕，还会波及下一代的成长和教育。高价彩礼无疑给光棍“脱光”制造了门槛，加剧了更多光棍的诞生。

村庄的存活在人。谈及村庄，关键的是人。

人类有两大生产任务，一是自身生产，一是为人类自身存活而开展的物质生产。而光棍问题是关乎人的繁衍的根本性问题。光棍问题不论城乡都有，产生光棍问题的直接原因是贫困，这一点城乡一致。

崖边产生光棍的家庭都是村里贫穷的农户。他们贫穷的原因不一而足，有的是因为懒惰、有的是因为智力缺陷、有的是因为重病拖累。改革开放前，崖边只有两个光棍，一个是许长富、一个是谢新成。

许长富打光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父母离世早，另一个是为人懒惰。谢新成打光棍完全是因为身体残疾。他的右腿严重残疾，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我在崖边上村学的时候，一帮小伙伴恶搞谢新成，编了一段顺口溜：跛、跛、跛新成，越跛越心疼。谢新成一听就是在笑话自己身体残疾，他便发怒追打，孩子们四处逃窜，谢新成怎么追也追不上。谢新成曾托人从甘肃岷县娶了一个智力有问题的女人做老婆，但她一不会干活，二没有生育能力。谢新成和她过了一年多，便将她送回了岷县老家，放弃了婚姻生活，义无反顾地打起了光棍。

在崖边村，一个男子如果到了25岁难以结婚，那就意味着已经发出了危险信号；如果一个男子28岁或者30岁还没有结婚，那就意味着打光棍已成定局。

从调查来看，崖边的光棍主要集中在80后人群。截止2013年底，崖边共有70后光棍4人，80后光棍15人，90后人群中，有些已经结婚，符合结婚年龄仍然没有结婚的人达到了4人。

传统上，崖边人娶亲瞄准的也就是方圆数十公里范围村庄的女子。男子的家长很早就要在邻村为自己的儿子瞅对象，有的在上小学时就已定下娃娃亲。一般都是男方家长先瞅准对方女子，问清楚年龄，觉得般配，便委托媒人前去求亲。待女方答应后便商量彩礼事宜，媒人巧舌如簧，总是办理这项交易的行家里手。事情一旦办成，最风光的就是媒人，除了男方的重谢，还有远播的声名，也为下一次说媒打下好基础。即使事情办不成，男方还会委托媒人毫不气馁地去继续张罗搜寻。这个传统的婚姻撮合模式自从农民自由进城后被瓦解了。

源于1990年代“井喷”式的社会流动，女性在流动中融入城市的概率远远大于男性。女孩子一旦到了城市，城市比农村优越的生活条件，会对她们产生无法想象的诱惑。她们做梦都想留在城市。20世纪末，用传统的方式嫁到乡间的女子越来越少，大多是嫁给了远离乡村的地方，要么城市，要么离城很近的城郊。农村少女们被城市乱花迷了眼，大批留守农村的青年从此很难找到伴侣。

实在娶不到妻子的人，还可以尝试入赘。崖边80后青年中，有两人选择了入赘。入赘是崖边人万不得已才选择的成家方式，在传统观念中，这是男人不齿的行径。

社会价值观念的裂变，促使所有人向金钱、享乐、物欲看齐，这也是导致光棍问题日趋严重化的原因。一切人都向金钱、享乐移动，婚姻不再以追求幸福的爱情为前提和归宿，女性为了享乐可以抛弃自己应该拥有的幸福爱情，转而追求华丽的、奢华的、虚无的生活，甘愿委身物欲。而男性只要有金钱基础，可以任意践踏一夫一妻制的规则，用金钱挥霍自己贪婪的欲望，不需要任何纯真的爱情来支配自己。那些有钱的人可以有成堆的女人，而没有钱的男人娶不到一个老婆。这就是私有制下一夫一妻制“文明”无法掩盖的罪恶。

宋顺顺和阎光荣的婚姻，一个因为近亲结婚违背伦理，一个因为彩礼充满艰难。但他俩毕竟娶到了媳妇，有了婚姻，有了家，有了后代。像厉会平一样成为光棍的人注定要经历沉沦、灰暗的人生。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其中，生理上的需要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要求，包括对呼吸、水、食物、睡眠、生理平衡、分泌、性等几项。马斯洛认为，只有这些最基本的需要满足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程度后，其他的需要才能成为新的激励因素，而到了此时，这些已相对满足的需要也就不再成为激励因素了。

对光棍而言，性的需求显然是最大的需求。人活着的确需要激励，光棍生活无望，性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由于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致使光棍很难再有为其他需求奋斗的激励性动因。

“不孝有三，无后乃大。”“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断子绝孙确实是最严重的诅咒了。在现代中国人看来，没有后代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在城市里，还出现了“丁克”族。但在封闭落后的农村，传统意识根深蒂固，绵续问题在一个农民的心中，自然还是最要紧的事情。辛辛苦苦生活，一生的操劳几乎都是为了下一代。自己再苦再累都不要紧，只要孩子生活好，就可以放心。一个农民的所有梦想和希冀全部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包括用抚育孩子的艰辛换取老年之后得到孩子赡养的诉求。子又生孙，孙又生子，这种做法不断延续、代代连绵。

“养儿防老”是中国社会延续了数千年的惯例，在社会养老机制没法解决农民群体养老问题之前，这是一条铁律。父系社会中，女性基本是从属地位，没有社会保障养老的前提下，一个人衰老之后，养老送终的责任全部落在了儿子的头上，所以农村人重男轻女，不生一个儿子是不能甘心的。光棍一无所有，老了之后，自然很凄苦。

中国的皇帝有十几岁就开始为自己修建坟墓的，民间的老百姓也是活着的时候就开始操心死了以后的安葬问题。在崖边所在的西北地区广大农村，一般情况下，光棍基本都是单身居住，不过也有一些生活条件较好、崇尚道德礼制的侄子会把自己的叔父接到自己家里居住，但那是很少很少的。通常情况下，光棍一旦死了，做侄子的不管有没有能力，都要做好安葬工作。否则，强大的社会舆论就会对其进行严厉的谴责。做侄子的为了自己的颜面必须要安排自己叔父的身后事，要不然，自己就很难在乡民中立足交往。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以后，农村人口中的兄弟减少，一般的家庭都是一男一女。光棍的养老再来依靠侄子，显然不大可能。2003年以后，中国在农村开始推行“五保户”供养制度，这是解决光棍养老问题的利好举措。

人是群居动物，人不能孤立地生存。社会对光棍往往会自然而然形成一种歧视，这让光棍自感低人一等，很难融入群体交往的圈子。光棍身份的确定，一般都在30多岁。在此后的30年时间，他可以和父母住在一起。尽管没有妻子，衣食起居上的照顾，母亲还是能给他提供的。但父母去世后，他就彻底孤独了。而这时候，他也会步入老年，生活上的诸多不方便会让他孤苦伶仃。

陇中地贫民穷，但崇文尚礼精神犹存，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死人安葬时的棺材都要精心绘画。我的大哥和姐夫会画棺材，每年入冬，家中有老人的家庭都会请他们给老人画棺材。我上小学的时候，跟随他们到过一户农家，那户人家家徒四壁，老太太80多岁，儿子60多岁，儿子是光棍，母子相依为命。光棍儿子自身生活境遇不佳，但他很孝敬自己的母亲，每天为自己的母亲做饭，尽管他做的饭非常难吃。他为母亲制作了上等的棺材，并要求绘画也要高端一些。那户光棍人家残缺不全的生活场景、淳朴真挚的情感世界给我留下了复杂的记忆。那位光棍儿子死了以后谁来为他料理后事？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存疑。

人活在世界上，信心很重要。光棍与常人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十有八九都是性情落寞，生活信心不足，自暴自弃。光棍通常懒得做饭，懒得洗衣服，懒得打扫屋舍，睡懒觉是他们的功夫。有的甚至懒得种庄稼，连生活都难以为继。

一面是城市的飞速发展，一面是农村的不断凋敝，城市对农村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农村人口在不断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城市优于农村的现实，会继续让全社会形成思维和意识上对城市膜拜、对农村歧视的态势，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人口比例失调，受困于田野无法进入城市的人必然难以找到伴侣，光棍问题只会更加严重。崖边人对光棍问题的惧怕，比对贫穷本身更加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