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地理视角下的历代疆域变迁

地理学是以空间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若将国家作为研究空间，疆域变迁则是最根本的问题。疆域一词具有界限以及界限所包纳空间的含义，若将疆域与政治共同思考，则应从属于国家的概念。当代政治学认为国家包括三要素，即领土、人民、主权，疆域与三要素中的领土有着相近的内容，但又有所不同。当代政治涉及的领土为立体形态，包括领土、领空、领海，其中领海不仅包含内海，还包含领海基线以外12海里范围内的海域。这样看中国古代的疆域仅属于狭义的领土，由于历史的局限，多数历史时期疆域没有明确的边界，其包纳的空间又分实在管辖与松散管辖两类。中国古代疆域不仅与当代政治学的理念不一致，而且表现出动态变化。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经国务院、外交部同意，确定以18世纪50年代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版图作为历史时期中国境域，历史时期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属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政权。本讲述及的疆域，即以这一空间为基准，探讨其变迁过程以及支撑疆域变化的地理基础。

现代汉语中疆域属于一个完整的词汇，但最初“疆”指放置在地上的绳子，“域”则指绳子所包围的空间，因此将疆域用作表述一个政权的境界，包含着疆界与空间两重含义。若就疆域包含的两重内容而论，我们早已意识到一个事实，即中国历史时期长期存在有域无疆或以域代疆状态。当代国际上具有法律效力的疆界，不仅需要双方签署边界文件，而且地面通过划界设有包括经纬度信息的准确界标，并由界标相连成线，构成双方的主权界线。中国历史时期完全不同，对于疆域的确认多数根据边疆地区民众的归属与行政管辖的范围，边界地区若存在地理障碍性明显的山川湖泊，即成为可寻识的地标，若没有这样的地物，边界则无标可寻，具有鲜明的有域无疆特点。入清以来与俄罗斯等国划界之前，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邻政权划定明确疆域走向的事例不多，公元8世纪后期唐蕃清水会盟应属此例。公元11世纪初，宋、辽“澶渊之盟”也形成了类似条文。但所有这样的事例，均发生在历史时期的中国乃至于现今中国疆域之内，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边界协约，真正意义的国际边界条文在进入清代之前鲜见记载。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长期出现有域无疆现象？国家乃至于政权是地球表面上具有确定组织的人类集团，国家、政权作为空间有机体，发展中总会遇到自然界限，即山川、沙漠、森林，这些自然地物既是人类集团维持生存的屏障，也是人类集团继续拓展空间的障碍，因此山脉、河流等往往成为国家或政权的边界。若国家继续发展，遇到强大的邻国、部族给予有效的反对，相互之间势均力敌之处自然构成边界。19世纪晚期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曾就边界做出这样的诠释：界限是相邻民族扩展的结果。边界既服从于自然物的走向，也是政治从属关系不同的人类集团间力量抗衡的结果。如果仅存在山川、沙漠、森林这些地理性的障碍，只表明这一人类集团活动的范围与扩展能力，只有另一个相邻人类集团出现，才使两个人类集团划定界限成为必要且具有意义。那么，历史时期的中国又是一种什么状况？另一位西方学者美国人L. S．斯塔夫里阿诺斯撰写的《全球通史》，述及中国历史的内容并不多，但他对于中国文明的阐述却发人深省：中国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连续不断的文明？根本原因在于地理——它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斯塔夫里阿诺斯讲的是历史，核心却意在地理。中国西部与中亚联为一体的荒漠以及北部的干旱草原，并不是适宜人类生存或孕育强大人类集团的地带，这一被斯塔夫里阿诺斯称为“与世隔绝”的地带环绕在中国的东北、西北，因此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或因地广人稀，或因游牧民族的流动性生活，中国东北、西北地区几乎没有实质性划界的需要。疆界是政权与政权、国家与国家空间直接接触，为了辨明彼此而出现的标识，若不存在相互抗衡的另一方，其结果必然是形成有域无疆的边界特征。与东北、西北相比，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多为定居农业社会，中国与这些国家、政权间的疆域走向反而比较清楚，且留有文献记载。自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随着一系列边界条约的签署，中国结束了有域无疆的历史，疆域变迁进入另一个阶段。

中国疆域的形成经过漫长的历史，而最初的起步之处又在什么地方？疆域变迁不仅是开疆拓土那些事儿，也与地理相关，也许其间的关系更重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