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古代交通建设

古代神话传说中人们所熟悉的“愚公移山”、“五丁开道”、“夸父逐日”等故事，都依稀透露出远古先民们发展交通事业的艰苦努力。

“轩辕氏”以及所谓“轩皇”、“轩帝”被用来作为后人以为中华民族始祖的著名帝王黄帝的名号，暗示交通方面的创制，很可能是这位传说时代的部族领袖诸多功业之中最突出的内容之一。《太平御览》卷七七二引《释名》说，黄帝是车辆的发明者，因此而号为“轩辕氏”。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各地诸侯都尊奉轩辕为天子，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从者，黄帝则予以征抚，“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的事迹，反映了传说时代交通发展的实际情形。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而“行不迷”，禹领导治水，“开九州，通九道”，“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他们圣王地位的确立，也与交通行为有关。

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制作普遍兴起。含山凌家滩遗址制玉工艺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经发掘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总量超过万件。玉器制作材料的远输，反映了交通的发展。西北地方发现的原产于南海的贝，也有同样的文化意义。萧山跨湖桥及河姆渡、城头山等遗址发现独木舟和木桨、木橹实物，说明水上利用舟船的交通已经起航。

在河南安阳、郑州和辉县的商代墓葬中大量发现新疆玉和南海贝的情形，可以与《尚书·酒诰》所谓“肇牵车牛，远服贾”联系起来理解。殷墟卜辞中已经多见象车之形的“车”字，结构多有不同。大型墓葬多附有车马坑并随葬车马器，车马同时又被作为奉献于先祖的重要祭品之一。当时战车还是体现军队实力的主要军事装备，而这种以车战为主的作战形式，又对交通道路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甲骨文中结构多样的“舟”字，说明当时的木船已经有多种形制。卜辞中所见“凡”字作“帆”的象形，反映当时借用风作舟航动力的水运形式已经出现。

周王朝在各地分封诸侯，利用所建置的政治军事据点以为藩屏，来维护中央政权的统治。这种政治体制要求各地与周王室保持紧密的联系。当时以车兵为军队主力的特点，也要求各地有平阔的大道相通。西周青铜器铭文和当时的文献称周王室所主持修筑的连通各地的交通干道为“周行”或“周道”。《诗经·小雅·大东》中“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等诗句，体现了这种交通干道规划设计的合理和修筑施工的严谨。

春秋时期，交通建设有了新的进步。大致在这一时期，太行山、秦岭等险山峻岭都已经开始有车路通行。《国语·周语中》记载，周定王时，单襄公奉使自守前往楚国，途经陈国时，看到道路不修，馆舍不整，于是预言陈国将要灭亡。可见，以交通道路为主体的交通设施是否修整，当时已经是体现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据《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晋平公当政时，晋国道路馆舍失修，也曾经受到郑国政治家子产的批评。

以交通干道的建设为基础，相应的交通设施也得以进一步健全。《周礼·地官·遗人》说，贯通都市和村野的交通大道上，每隔10里，设置有“庐”，“庐”可以提供行旅饮食；每隔30里，有可以止宿的“宿”，“宿”设有“路室”，并且有服务于行旅的粮草储备；每隔50里有“市”，“市”有住宿条件更为优越的“候馆”，行旅消费品的储积也更为充备。当时，中原各国政府普遍沿交通干道设立交通站，置备车马和专职管理人员，遇到紧急情形，则乘传疾驰，次第相继，使军情政令得以迅速通达。孔子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说明当时驿政的发达，突出表现为信息传递的神速。

《左传·哀公九年》记载，在这一年的秋天，吴国在“邗”地构筑城防，并且完成了“沟通江、淮”的工程。邗沟的开通，是中国古代运河建设史上的创举。邗沟通航，实现了南北水路的连接，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融。此后，吴王夫差为了引舟北上，称霸中原，又把邗沟向北延伸，进一步沟通了淮河以北的水路。《国语·吴语》说他起师北征，深凿运河，使宋国和鲁国之间有航道相通，沂水和济水，也都由这条人工运河连通到一个水路航运体系之中。大约开通于魏惠王十年（前360）的鸿沟，是继邗沟之后又一条著名的运河。鸿沟沟通黄河水系和淮河水系，进一步便利了南北往来。

安徽寿县曾经出土战国时期楚王颁发给鄂君的免税凭证，即著名的“鄂君启节”。从铭文中车舟所经过的城邑看，车节经过9个城邑，舟节经过11个城邑。所通行的水路以长江、汉水水系为主，东至邗沟，西至汉江上游，南则循湘、资、沅、澧、庐诸水，也分别可至上游。可见，在当时的水路交通体系中，运河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地理学名著《禹贡》中，有关于各地风土物产以及贡输道路的记述。说明当时陆运和水运的吸引范围、货流方向和运输能力，都已经初步形成规律，并且已经被人们所认识。

交通事业在秦汉时期得到了突出的进步。秦王朝和汉王朝都将发展交通作为主要行政任务之一。秦汉交通的主要形式为以后两千年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

秦王朝交通建设最具有时代特色的成就，是驰道的修筑。“治驰道”，也就是经营驰道的修筑，是秦始皇统一后第2年就开始进行的宏大工程。对于驰道的形制，西汉人贾山曾经有这样的记述：“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所谓“道广五十步”，就是说，路面的宽度达到50步（相当于现今尺度69米左右）。“厚筑其外”，是指路基的构筑务必要求坚实，两侧又形成宽缓的路坡。“隐以金椎”，是说用金属工具夯击以使路基坚稳。贾山还说，秦王朝修筑的驰道，东方通达燕地和齐地，南面行抵吴地和楚地，江湖之上，以及海滨的宫观，都可以一一连通。驰道，当时实际上已经成为全国交通网的主纲。驰道，其实是区别于一般道路的高速道路。驰道的路面分划为3条，又是最早的具有分隔带的多车道道路。

秦始皇时代，还曾经修筑由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直抵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的大道，称为“直道”。据《史记·蒙恬列传》记载，这条道路全长“千八百里”。秦代经营的交通大道多利用战国原有道路，只有直道是在秦统一后规划施工，开拓出可以体现出秦帝国行政效率的南北大通道。秦始皇直道遗迹在陕西淳化、旬邑、黄陵、富县、甘泉等地都有发现，保存到现今的路面，有的地方宽达50米至60米。

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图9），可以代表当时制车工艺的顶峰。通过对已经修复的两辆铜车的研究，可以发现其性能在许多方面已经明显地超过了先秦时代的车辆。这两辆铜车都注重改进车轮的结构，以提高行驶速度。从车轮的形制看，不仅着地面窄，有利于在泥途行驶，设计者还巧妙地利用离心力的作用，使车轮在行进时不易带泥，并且在毂的结构上有所改进，以减少摩擦，并且能够储注较多的润滑油，使得车行比较轻捷。

秦汉时期，随着车辆制造技术的进步，一些传统车型得到改进，适应不同运输需要的新的车型也陆续出现并且逐步得到普及。例如四轮车、双辕车、独轮车的普遍应用，都对后世车辆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双辕车和独轮车的推广，对于促进交通事业的发展意义尤其显著。

汉武帝时代养马业的空前兴起，是以对匈奴用兵多使用骑兵为背景的。而事实上马政的相应发达，则全面地推进了社会交通能力的总体进步。秦汉时期，大量的驴、骡、骆驼等西方“奇畜”作为驮负和引车的动力引入内地经济生活，也成为当时交通得到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隋唐时期，是秦汉时期之后中国文明进程中的又一个高潮时期。

在尚没有过江灭陈，统一全国之前，隋政权的主持者就以古邗沟为基础，开山阳渎，沟通了山阳（今江苏淮安）与江都（今江苏扬州）之间的运道，后来又整治取直，使江淮间的航运不再绕行射阳湖。隋文帝开皇四年（584），以渭水水量大小无常，组织力量另开漕渠，引渭水，大略循汉代漕渠故道，东至潼关入黄河。隋炀帝大业元年（605）三月，诏令动员河南、淮北民众前后百余万人，开凿“通济渠”，沟通黄河、淮河水运。同年，又动员淮南民众10余万人疏浚、改造邗沟，取代山阳渎，沟通了长江、淮河水运。大业五年，隋炀帝又命令开凿“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800余里。河道宽10余丈。大业四年，隋炀帝命令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北抵涿郡。在隋炀帝当政时代，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南到余杭的大运河终于全线建成。这是中国最长的运河，也是世界迄今为止最长的运河。全长4千华里的南北大运河的开通，对于当时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唐代的商运已经相当发达。白居易《盐商妇》诗所谓“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以及刘禹锡《贾客词》诗：“贾客无定游，所游唯利并”，“行止皆有乐，关梁自无征”等，也都形象地记述了当时商人往来千里，辛苦经营的生活景况。商人的活跃，促成了特殊的交通现象。大的都市，往往商船四方荟萃，远帆云集。据《旧唐书·代宗纪》记载，广德元年（763）十二月辛卯这天，鄂州（今湖北武昌）大风，“火发江中，焚船三千艘。”一次江中火灾竟然焚毁3千艘船舶，可见在较大的商港，商运力量之集中。

宋代造船业的设计能力和生产能力，都已经达到新的水平。“车船”的出现，可以看作体现这一历史进步的例证之一。《宋史·岳飞传》记载了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岳飞和杨么在洞庭湖水战的情形，说到杨么率领的洞庭湖水上义军，曾经使用过一种叫做“车船”的特型战船，可以“以轮激水，其行如飞”。“车船”的发明，其实最早见于《旧唐书·李皋传》。据说李皋设计的一种新型战舰，两侧各装有轮桨，军士用脚踩踏，带动轮桨转动，可以乘风破浪，快速如飞，如同张满风帆一样。唐代的“车船”，具体形制我们已经无从明确知道。而在宋代，“车船”的应用，又有更频繁的记载。

宋代造船业的成就，是由造船技术的总体性的进步得以体现的。宋人张舜民在《画墁集》卷八曾经说到当时内河航运使用的一种“万石船”，可以载钱二十万贯，载米一万二千石。这种大船中部宽，舱容大，稳性好，首尾稍狭，可以减少阻力。因为船型短，材料所受弯曲力矩小，因而增加了强度。《清明上河图》中我们所看到的货船形制，正是如此。

宋元时代，是我国海上交通最为繁盛的历史阶段。中国的造船工艺，曾经对欧洲以及世界各国的航运发生过积极的影响。

元代国家疆域空前辽阔，当时行政管理、军事调度、经济往来、文化交流，都以邮驿系统作为基本条件。元代邮驿制度和邮驿组织在中国邮驿发展史和世界邮驿发展史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元代经营的驿路，总里程已经难以确知。以元帝国的疆域而论，远远超过偏安东南的宋朝，与分别强盛一时的汉唐相比，也远为宏阔，在以元大都为中心的密集的交通道路网中，驿路东北通到奴儿干之地（今黑龙江口一带），北方则通到吉利吉思部落（今叶尼塞河上游），西南通到乌思藏宣慰司辖境（今西藏地区），联系地域之广阔，为前代所未有。

明代的国内商运得到空前的发展。闽商李晋德编撰的《客商一览醒迷》和徽商黄汴编撰的《天下水陆路程》，都是便于使用的商运交通指南。这些专用书籍的问世，也是当时交通进步的反映。

清代的交通系统，在联络的幅面和通行的效率等方面，体现出超过前代的优势。当时的交通干道，称作“官路”或“官马大路”。清代的这种“官马大路”，以京师为中心，主要分为官马北路、官马西路、官马南路、官马东路几大系统。清代的官马大路具有比较好的通行条件。以皋兰官路为例，同治年间左宗棠西进，为了保证军队和物资的转运，曾经调集大量民力修治这条道路。当时修筑的路基，依地形条件而异，宽度为3丈至10丈，最宽处为30丈，大车往来可以通行无阻。官路两旁，5里筑一小墩，10里筑一大墩，作为里程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