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亚奇迹”的现有解释

（一）文化决定论

有关“东亚奇迹”最早的一种解释是着眼于日本历史文化的特殊性。欧洲在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出现之前处于封建社会，封建社会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城邦，城邦经济是很小的自然经济，后来因为从中国传入了火药，就打破了这些城邦的界限，形成了一些统一的民族国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出的第一个经济发展规律就是，经济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分工，分工越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就越高；但是分工的程度决定于市场规模，市场规模越大，分工的程度才会越细。欧洲从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转变为统一的民族国家以后，市场规模开始扩大，分工程度提高，生产力水平相应提高，用于投资的剩余也就出现了。有些学者以此来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出现于欧洲。

有些学者认为日本虽位于遥远的东方，但与欧洲有一点非常相似。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虽然有天皇，但实际上全国是由幕府大将军和分散的200多个大小贵族（即“大名”）统治。这些贵族采用世袭制，拥有自己的城堡，在城堡范围内与欧洲封建社会一样也是一种自然经济，全国统一的市场当时并没有形成。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习西方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各地贵族的实权被取消，从而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这种结果就相当于欧洲封建社会崩溃之后的市场规模扩大。

如果上述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东亚的其他国家就不会有现代化的希望。比如说，中国在西周时期还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周天子以下分封了几百个诸侯，但是到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以郡县制代替了贵族分封制度，并一直延续到近代。所以说中国一直是一个统一的经济体，与欧洲、日本的情况完全不同。因此，如果以这种历史的相似性来解释日本的成功，那么要复制这种成功，东亚的其他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先形成一个封建社会，同时拥有分散落后的自然经济，然后再去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但是这个过程是基本不可逆的。

所幸到了60年代至70年代，紧跟着日本的发展脚步，在东亚又出现了四个新兴的经济体，即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情况与日本不同而与中国相似，一直都是统一的经济。但是到了70年代，它们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现代工业化经济，并继六七十年代以来维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差距。“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使用来解释日本成功的历史说不攻自破。

然而直到80年代初，全世界真正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就只有东亚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五个经济体，于是又出现了在文化角度上对“东亚奇迹”的解释：因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在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区域范围之内，有些学者因而认为儒家文化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为现代工业化经济的主要原因。这些解释受马克斯·韦伯的学说影响，韦伯在解释西方资本主义形成的时候，曾经提出强调勤劳、节俭、积累、投资的新教伦理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儒家文化也有相似的特性，也强调勤劳、节俭、教育、投资，同时儒家文化还强调社会秩序与尊重权威。尊重权威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勤劳、节俭的观念有利于积累和投资，这为工业化提供了社会和经济基础。

如果儒家文化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为现代工业化经济的主要原因，那么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就应该更成功，因为中国大陆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和大本营。并且，在“五四”时期，儒家文化曾一度被认为是中国不能实现现代化的主要原因，是“吃人的礼教”，需要打倒。这种观点不仅在“五四”时期存在，而且直到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还没有成为现代工业化经济之前，东亚地区的很多社会精英也同样认为儒家文化是社会之所以落后的根源所在。儒家文化从近代到现代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这种既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儒家传统、又把成功的原因归功于这个传统的解释方法显然是行不通的，不能用同样的一个事物来解释相反的两个现象。因此，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儒家文化的影响确实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文化背景上的相似之处，却并不能作为解释它们现代化成功的主要原因。

（二）冷战的影响

有一些国际政治的学者提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是因为受惠于冷战。他们认为冷战为这些经济体提供了非常多的有利条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世界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资本主义阵营，一个是社会主义阵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处于在社会主义阵营前沿阵地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在所谓“铁幕”的边缘，是遏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扩张的第一线，因此美国对这些前沿阵地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很多有利的条件。首先是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比如，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台湾地区和韩国接受了美国的援助，为和平、稳定赢得了必要资本，为经济起飞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其次，贫穷最容易导致社会主义革命，所以美国也希望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富裕起来，而要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从根本上富裕起来，除了提供直接的经济援助之外，还必须提供技术上的支持，所以大量的技术就从美国传入到这些东亚经济当中。例如，台湾一个发展最为成功的企业——王永庆的台塑集团就是在50年代通过从美国引进技术起家的，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再次，美国还向这些国家和地区开放国内市场，以使它们能够向美国大量地出口。

这个理论能够解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为什么成功，却无法解释同为东亚地区中的菲律宾为什么发展失败。如果美国在冷战中的扶植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迅速崛起的主要因素，那么菲律宾理应发展得更好。因为当时美国在东亚最大的海军和空军基地就设在菲律宾，而且菲律宾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虽然于50年代取得了独立，但美国向其提供的经济援助最多，技术转移和市场开放也没有限制。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菲律宾在60年代发展得还不错，曾被认为是亚洲地区除了日本之外的明日之星，但是到了70年代，菲律宾就降格为亚洲最落后、经济发展绩效最差的国家之一。直到现在，菲律宾依然属于东亚地区的落后国家。

通过菲律宾这样一个明显的反例就能够看出，即使美苏冷战对东亚经济的发展曾经有所助益，也一定不会是决定性的因素。同样的道理，如果冷战是东亚经济发展成功的决定因素，那么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应该比东亚经济发展得更好。因为拉丁美洲虽然并未处在遏制社会主义国家扩张的最前沿阵地，但在拉丁美洲有古巴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卡斯特罗在整个拉丁美洲具有巨大的号召力。美国为抵制古巴的影响，对其他拉美经济给予了资本、技术和市场方面的众多开放与援助，实际上比对东亚经济提供的各方面条件还要优厚，但是拉美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在七八十年代，经济却不断地陷入危机。

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对东亚经济奇迹提出了三种解释，这三种解释分别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问题。

（三）市场经济说

市场经济说的解释是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学者提出的。这些学者认为，东亚经济的成功应该归功于东亚经济都奉行市场经济体系。的确，与社会主义国家比较，东亚经济没有采取计划经济的体制，而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能够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通过市场竞争，可以提高生产的积极性和效率。资源配置合理，积极性高，管理和技术不断改善，所以经济发展能够取得成功。用这些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东亚经济的成功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各种价格的正确性”（get price right）。要使价格正确，就只能依靠市场的竞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少经济学者都是使用这种理论来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成功。

虽然东亚经济都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但是了解东亚经济的人会认为这种理论的解释并不充分，因为在东亚经济中，政府的作用远远不只是发挥市场作用那么简单。例如，日本的通产省就一直在积极地制定产业政策，并且利用产业政策去主动地扶持一些产业的发展。通产省扶持某些产业的做法与计划经济的运作方式非常接近。例如压低利率，使用比较低廉的资金去支持个别产业的发展；通产省还对国内产业有所保护，比如对进口设置障碍，对国内市场形成保护。“亚洲四小龙”除了中国香港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都相当深，而且香港也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因为香港政府对很多产业（比如房地产、金融产业等）都有很多干预。在这种状况下，认为自由市场是东亚经济发展成功的解释对了解东亚经济实际状况的学者来说也是欠缺说服力的。

（四）政府干预说

另有一些学者的观点与自由市场经济的解释恰好相反，他们认为东亚经济的成功是源于政府“有意扭曲价格信号”（get price wrong），然后积极挑选一些有竞争力的产业进行支持。提出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学者Alice Amsden，她主要研究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另外还有一位研究中国台湾经济的英国学者Robert Wade。在他们的研究中有非常详细的分析，说明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政府如何扭曲价格，以及如何支持一些产业的发展，并认为这就是东亚经济发展成功最主要的原因。这项研究的结论也有一定的缺陷，因为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印度以及一些拉美国家）也是通过扭曲各种价格信号动员资源，支持一些重要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但是它们却没有取得经济发展的成功，可见也不能简单地使用政府的干预来进行解释。

（五）外向型经济说

第三种解释是由一些研究国际贸易的学者提出的。他们认为东亚经济的成功应该归因于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推行外向型的以出口为导向的政策。主张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出口导向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为以出口为导向，产品就需要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要想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企业就必须不断地改进技术和管理。另外，如果要推行出口导向的政策，就必须频繁地与国际接触，这样有利于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推行出口导向政策可以获得大量的外汇，利用这些外汇就可以进口外国的技术和设备，对经济的发展大为有益。从表面上看，东亚经济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起来，经济的外向性程度确实相对较高，但是在研究经济现象的时候，需要确定经济的外向性程度高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因还是结果。如果经济外向性程度高是经济成功的原因，那么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经济的外向性程度越高越好，出口越多越好。那么如果一个国家愿意进行出口补贴，它就可以大量出口，但是这样的出口却不一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外向型经济更可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市场经济说、政府干预说和外向型经济说是经济学界提出的三种不同理论。这三种理论确实捕捉到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一个侧面，但是经过仔细了解就会发现，这三种理论都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没有发现真正的原因。这就好比是“盲人摸象”，在发现一种现象的本质之前，只能通过所掌握到的现象的一个侧面来做出判断，既不能说这种判断全错也不能说它全对。但是一个理论要说明问题的实质，找到经济发展成功背后的真正原因，就需要把各种解释都包含在内，做到对问题的任何一个侧面都具有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