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工党右翼与“新社会主义模式”

1945年的胜选，对工党意义深远，对整个英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自1900年成立以来，工党曾在自由党支持下于1924年、1929—1931年组建过两次少数党政府，因在议会中处于少数党地位，且执政时间短暂，因此，工党未能将其主张充分付诸实践。1945年大选后，工党组建了其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多数党政府。“工党的胜利具有历史意义：在此前的英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能够在不受自由党（如1924年以及1929—1931年间的情况）或联盟政府（如战争期间的情况）约束的条件下进行统治。如果不把没有什么重要性的挪威算在内的话，社会主义政党占据议会绝对多数席位而执政的情况，在欧洲历史上尚属首次。”后来的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曾评价说：“1945年有着双重的重要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工党第一次在议会中占有绝对多数。这两件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工党压倒性的胜利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工党比保守党更能代表饱经战乱的英国的希望。工党的理想与英国人民一直为之奋斗的理想产生了共鸣。工党成为全民族的代言人。”多数党的地位为工党实施改造社会的方案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工党起源于英国的劳工运动，以劳工群体为其支持基础，致力于为劳工群体的利益代言。在1900年成立之初，工党受到工联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和流派的影响，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随着社会主义思想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广泛传播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成为工党主流的意识形态，基尔特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革命工团主义、费边社会主义、欧文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对工党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影响最为深刻的流派是费边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得名于1884年组建的费边社，工党是由多个机构联合创建而成，其中一个机构即是费边社，这是一个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群体，其提出的思想被称为费边社会主义，对工党影响深远。费边社会主义持一种温和的社会主义观，它揭露和批评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但反对激进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渐进的改良，反对对现有的社会、经济及政治秩序进行全盘的激进变革，它希望通过议会民主和宪政的道路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替。费边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色彩极为浓厚，因此，工党成立之初便深受改良主义的影响。

工党作为社会主义性质政党的标志是1918年制定的党章，党章第四条即是著名的“公有制条款”，条款内容如下：“在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资料的公有制基础之上，以及在公众对每项工业或服务业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的最佳制度的基础之上，使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获得他们劳动的全部成果，并实行可行的最公平的分配。”把“公有制”条款写入党章，这在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无疑是向外界公开宣称，工党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以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新的更加公正的社会制度为己任。

同年，工党又颁布了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工党和新社会秩序》，这份声明奠定了工党未来三十年政策的基础。工党在声明中明确表明，它要实行四项基本原则：第一项原则是“国民最低标准”，就是以最低工资、最低劳动条件和四十八小时的最大工作周等条件来实现充分就业的一项全面性政策。第二项原则是“工业的民主监督”，此项原则强调工业国有化的必要性。第三项原则是“国家财政革命”，也就是用对高收入者征收重税来补贴社会服务事业。第四项原则是“用于公共利益的余额”，即国家财富的积余必须尽可能用于扩大全体人民享受教育与文化的机会。克莱门特·艾德礼把这个纲领称为“是一个充满信仰和热情的宣言……是一个毫不妥协的社会主义者的文件”。引人瞩目的是，工党在纲领中把国有化作为实现公有制的具体形式，国有化、公有制成为工党是社会主义政党的象征。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一届英国大选中，工党在竞选宣言中明确宣称：“工党是社会主义政党，并以此为骄傲。工党最终的国内目标是建立大不列颠社会主义共同体。”

不过，就如何理解党章和党纲，尤其是党章第四条公有制的思想，工党内部一直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贯穿着工党发展的绝大多数时期，它主导了党内斗争的方向，是划分党内左右两翼的根源性问题。左翼对此问题的理解是，政党必须对资本主义制度实行彻底变革，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是不公正、不人道的，它无法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无法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及对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而不是改良，只有彻底改变劳资关系，才能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彻底消灭各种危机和弊端。左翼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就是消灭资本主义本身作为目标。右翼则把国有化和公有制作为改良资本主义、提高经济效率、使资本主义更具人性化的手段，认为应以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渐进地对其进行改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突变过程，是新的社会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发展壮大的结果。

追本溯源，上述分歧产生的根源与工党成立之时组织结构的联合性和意识形态的多元性有关。工党在创建之初即是一个联合性的结构，工会、费边社、独立工党、社会民主联盟这些联合伙伴各自均有利益诉求和追求目标，虽然大方向都是代表劳工群体的利益，但其中的倾向性却有不同，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及改造方案也不同，有的多改良主义色彩，有的则多激进主义色彩。这些传统的存在影响了党内政治，在温和的改良还是激进的革命的争论中，左右两大派别逐渐形成。因此，尽管工党在党章和党纲中对工党的奋斗目标有过明确的文字表述，但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左右两翼的分歧和争论从未消失过，这些分歧和争论在战后工党的执政实践中清晰地显现出来，它影响了政党执政活动的开展，而且，也使工党在某些时期的施政举措呈现出与其理论主张相脱节的现象，同时，它也是导致工党组织发生分裂的直接动因。

在左右两翼的争论中，所有制问题的地位是最重要的，它是争论的核心。在所有制问题上，右翼认为实现社会主义不一定要完全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结构，可以通过实行一种混合经济，通过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大规模干预，解决私有制产生的弊端。例如，右翼著名的理论家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认为，社会主义与生产资料公有制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联系，他不否认所有制的影响，但他认为，所有制发挥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影响，它并不比其他因素如工业的管理机构、就业水平、工会的实力、社会总趋势，尤其是政治制度更加重要”。

在右翼对所有制理论的修正过程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思想为他们提供了经济理论支持。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对西方世界影响极大。凯恩斯提出了需求管理理论，认为市场供求作用的自发调节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其原因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因此，政府可运用宏观调控经济的手段来调整总需求，其中，政府可通过实行赤字财政政策、扩大公共开支来增加投资、刺激需求、恢复经济活力、创造就业、增加国民收入。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的核心就是赤字财政政策，通过政府大量的开支来干涉经济运行，因此，政府显然要扮演一个大规模干涉主义者的角色，要对经济进行计划，并通过征税、支出等政策来操纵市场需求。凯恩斯承认资本主义存在一些弊端，但认为通过国家的干预，可以在不否定资本主义本身的情况下清除这些弊端。工党右翼吸收了这一理论，克罗斯兰曾说：“资本主义容易引起的种种弊端（不平等、失业和经济不稳定），可以通过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得以克服，从而使所有制结构的改变成为多余……一个正确规范的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市场体制，是能够实现使社会主义者感到满意的大部分目标的。”

右翼不再把改变所有制结构作为目标，公有制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而不再是目的，取而代之，右翼在经济领域的目标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管理，通过国家对经济大规模的计划和干预，消灭私有制带来的消极影响，使资本主义更具有人性化。在社会领域，右翼希望通过运用国家的力量干预社会领域，通过福利国家建设，打造一个平等的社会。建立福利国家、实现充分就业、建立平等社会成了右翼追求的目标。对于右翼提出的这一“新社会主义”治理模式，克罗斯兰将其特征归纳为以下几方面：“（一）自由的民主制，（二）混合经济，（三）发达的福利国家，（四）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和财政政策，（五）社会平等的概念。”

对工党右翼对传统思想所做的修正，工党史学家都铎·琼斯（Tudor Jones）做了概括，他认为，“作为思想的实体，修正主义涉及对工党思想内被广泛接受的正统理论的具有高度争议性的两个方面的背离。首先，它拒绝承认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点，即社会主义应该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来确认。因此，它拒绝接受1918年之后的理论上的承诺，即将扩大公有制作为实现所有重要社会主义目标的必要条件。其次，使用诸如个人自由、社会福利、特别是社会平等等表达价值与理想的词汇，修正主义代表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一种伦理重述。修正主义鲜明的特性并不在于它本身对伦理的强调，而是在于坚持认为这些理想的目标可以用适当的财政和社会政策、不采取大规模的公有制扩张并在市场导向的混合经济框架内来加以追求。而且，从这一点来看，在修正主义眼里，公有制只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和理想的众多有效的政策手段中的一种而已。自然，它不能被认为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奠基石”。在放弃了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之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克罗斯兰总结说，社会主义并没有精确的含义。社会主义学说的惟一共同特征是它们的道德内容。社会主义追求的是社会合作、普遍福利以及平等的思想——由谴责资本主义的罪恶和不公而同时产生的思想”。

在党内左右两翼的争论中，右翼占据了上风。在战后第一次大选的前一年即1944年，领袖艾德礼在工党代表大会上宣布，只要工党在战后上台执政，就将采取混合经济模式。1945年工党执政后，右翼开始将其主张付诸执政实践。在国有化方面，“从1945年到1951年间，作为战后重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艾德礼政府先后对一大批事关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工业，包括英格兰银行、大东电报局、国内航空、煤炭工业、电力及铁路部门（1947年）、煤气（1948年）和钢铁工业（1951年）等实行了国有化。这是战后英国的第一次国有化浪潮”。

在社会福利方面，艾德礼政府以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age）于1942年制定的《社会保险与统筹服务报告》为基础，着手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政府相继通过了《国民保险法》、《国民医疗保健法》、《国民救济法》以及《国民工伤补助法案》等法，这一系列重要法案的颁布和实施，奠定了英国战后社会福利政策的基础，尤其重要的是建立了国民医疗保健服务体系，这是工党政府所实施的核心的社会福利政策。到1948年，艾德礼宣称工党已经建成了福利国家。在实现充分就业方面，政府运用凯恩斯扩大政府开支的赤字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发展，维持充分就业。

在工党1945—1950年以及1950—1951年这短短两届政府执政期间，英国面貌发生大变化。对于上述工党政府的政绩，后来的工党领袖布莱尔给予很高评价，他说，1945—1951年的工党政府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和平时期的政府……它的目标是宏大的：人人就业、像样的住房、合适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它“不仅允诺了变革，而且实现了变革，把理想和现实均衡地结合起来”。他还具体总结了战后工党政府的成就：工党设计了从战时经济向和平积极的过渡，没有出现大量的失业和地区性的萧条；工党实施了贝弗里奇报告……建立了普遍的国民保险制度以解决疾病、失业、退休等问题，以当时令世人羡慕的福利制度来资助孩子们和家庭；工党在它当选三年后建立了国民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工党政府表明社会主义是为了消除不平等：不是要打击出类拔萃之辈，而是把机会分给每一个人；在对外关系上，工党也作出了贡献……”

福利国家建设是艾德礼政府的执政重点之一，它奠定了之后数十年英国福利政策的基础。通过运用国家的力量经由制度性的安排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工党缩小了英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推进了平等，从整体上改变了英国社会的面貌，这是它取得的最大成就，影响深远。国有化是艾德礼政府的另一执政重点，经过这一轮国有化浪潮，国有企业在整个工业部门中的比重达到了20%。不过，工党政府并未对英国经济实行全面的国有化，绝大部分工业和金融业仍是私有制，英国的经济模式属于一种混合型经济模式。

显然，工党实行的施政举措与传统的主张相比，向后退了一步。自1918年制定党章之后，党章第四条“公有制条款”就成为工党是社会主义政党的象征。但是，工党在有机会执政之后，并未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而是对其进行了修正，提出了一种混合经济的替代学说，进行了有限的国有化运动。很明显，政党的立场出现了右倾。混合经济、发达的福利国家和凯恩斯的经济和财政政策逐渐成为工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内容，表明工党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发生了某些本质的变化，工党的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一种温和的主张国家干预的社会民主主义。

在工党出现右倾的同时，保守党则出现左倾倾向。传统上，保守党是一个倡导私有制、主张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资产阶级政党，但在1945年大选中，保守党以此政纲参选遭到英国选民的拒绝，选民愿意接受工党改造社会的方案，表明英国政治风向已经发生变化。“这次失败被保守党解读为是选民拒绝接受保守党战前的统治方式，保守党很快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选举环境，这种对逆境采取实用主义的反应是保守党悠久的传统。”实际上，在大选之前，党内以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ian）、拉博·巴特勒（Rab Butler）为代表的保守党人已开始出现左倾倾向，他们放弃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认可国家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干预。例如，麦克米伦提出走中间道路的理论，用他的话说就是“在国家经济计划的领域，我们将在适合私营企业的领域和实施所有权及控制权的领域之间保持一种明智的平衡……政府将追随民族特性，即走一条中间道路，既避免自由放任的极端，也避免为了其自身的缘故实施集体主义控制的极端”。1946年，在巴特勒主持下，保守党出台了《工业宪章》，这是20世纪50年代保守党在经济领域的纲领性文件，文件的核心就是肯定了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观点，《工业宪章》承诺：“为了效率、充分就业和社会安定，现代保守主义坚持对经济的运行施加有力的中央指导。”

保守党于1951年上台后，对工党以政府干预为主要特征，以混合经济、充分就业、福利国家为主要内容的施政政策，基本继承下来。在保守党温斯顿·丘吉尔（1951—1955）、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1955—1957）、哈罗德·麦克米伦（1957—1963）以及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1970—1974）执政期间，保守党内的左翼占据了主导地位，对工党的各项施政措施基本接受，除了将钢铁和公路运输重新私有化之外，工党国有化的政策基本未被触动；除了在医疗保健等政策领域做了一些小调整之外，对工党奠定的福利国家结构未做大的变动。在经济领域，运用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调控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从1948年到1970年间，英国年平均失业率从未超过3%。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两党虽然在大的政策导向方面存在一致，但涉及具体政策，仍有很多差异，例如，在国家发挥作用的边界、社会福利的范围和程度、税收的水平等问题上，两党的观点和做法有不同。保守党的高层人物巴特勒对此曾评论说：“我们都说着凯恩斯主义的语言，但是，我们用的是不同的语调和不同的声音，持续的差异是任何共识政治的一大表现。”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甚至否认两党之间存在共识。因此，保守党政府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执政时继承了工党的治理框架，但认为工党已经走得够远，不能再往前走了。同时，两党内部均有对共识持反对意见的力量，工党内的左翼对政党的右转持批评态度，同样，保守党内的右翼也反对政党的左转，党内要求放松管制、削减福利、重新私有化的声音也从未断绝。

这样，作为战后以来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工党向右倾，保守党向左倾。“保守党1951年上台后，其财政大臣拉博·巴特勒的执政措施与此前工党政府的财政大臣休·盖茨克尔的做法非常相似，以至英国出现了‘巴茨克尔主义’一词，来描绘在处理经济事务中两党出现的新共识。”对于两党形成的上述共识状态，布莱尔曾评论说：“我们1945年的胜利迫使保守党调整和改变自己，接受了福利社会和混合经济的主要内容。1945年政府建设了一个持久的战后局面，迫使保守党接受了我们的立场。历史学家彼得·克拉克是这样描述的：到50年代，‘1945年的大部分政策都不再激进和有争议；政治机器的一部分已成为两个党为了调整而不是为了替换而竞争。’”

保守党的最大变化在于肯定了混合经济以及国家对经济和社会领域实施干预的重要性，工党的最大变化则是不再把建立公有制作为奋斗目标，而是通过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来刺激经济发展，通过建立福利国家来实现社会平等。凯恩斯的经济管理理论被两党接受，“凯恩斯在战后之所以被广泛接受，主要源于以下事实：对社民党人来说，他代表着为社会目标来调控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而对温和的保守党人而言，他是资本主义能够存在下去，能够获得广泛社会共识的保证。”两党在最重要的混合经济和国家干预问题上达成一致，“双方都在走中间道路，双方都不再认为国家与市场、工人与资本家、私人企业与公有制、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之间存在着对立。从更深的层次上分析，不管在具体政策上存在多大的分歧，工党与保守党都在不同程度上‘修正’了各自的意识形态，摒弃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水火不容、完全对立的观点”。

国家干预主义在二战后兴起的直接起因是20世纪30年代蔓延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这场根源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大危机深刻暴露出自由放任主义的弊端，它推动欧洲国家普遍左转，美国则在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领导下实行“新政”，同样是通过国家干预来刺激发展，推动经济走出萧条，实现复苏。国家干预、中央计划似乎在二战后成为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共同的潮流，正如著名经济观察家 E．德班在1949年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现在全都是计划者……自从大战以来，对自由经济的普遍信仰，已经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在世界各地迅速瓦解了。”

除了在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治理方面出现共识外，在政治领域，两党也都认同英国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赞成运用各阶级合作主义的方式，以一种协商妥协的政治风格解决问题，工会被赋予权力，成为与资方合法的合作者。对于两党所形成的共识，英国学者莫舍·摩尔（Moshe Maor）曾将之概括为：（1）政府在执行总体经济政策以确保充分就业时的广泛角色；（2）适当‘混合’公私资源之所有权的共识；（3）根据客观需要而来的福利保证供应量；（4）继续支援传统的宪政特色如选举制度、国会主权以及内阁制下部会首长集体和个别的责任等。工党和保守党也承认把地区性利益集团，如工会，整合到决策过程中的必要性。

对两党战后在治理模式上的相似，有研究者总结了其历史渊源，认为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39年至1945年的战争期间以及战前，当时萧条的经济与骤升的失业率突显出自由放任式社会和经济政策（即坚持政府干涉应降至最少或完全消失的主张）的缺点……对德及其党羽的六年战争让整个国家团结起来，并使人们渴望一个新的开始；始于1940年至1945年间运作的联合政府，助长工党和保守党在社会与智识上的联系；政府成功地严格控制住战时经济，为计划经济提供了支援基础；政府与工会热忱的合作是战时统治成功的关键，因而促使英国大众强烈要求两者应举行定期的战后咨询……1942年《社会保险与统筹服务报告》公布后，全国民众对社会服务的未来发展已建立共识”。在上述各种因素的联合推动之下，战后第一次“共识政治”局面终于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