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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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接到北京大学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打来的电话,让我收集整理我有关社会理论方面的论述,由北大出版社结集出版,多少让我感到有些意外和为难。其主要原因是,我并非一个从事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因此也不能肯定自己发表的作品,哪些可以归为此类。或许,最终促使我还是能将发表在不同专业杂志上的论文冠以社会理论之名凑在一起,不过是因为我在从事本土社会的研究中,一旦遇到一些绕不过去的理论问题,尚能勇于面对它们罢了。

其实,在经验研究中直面乃至解决遇到的理论问题,本是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极为普通的现象,欧美学者的形形色色的理论大多也来源于此。然而许多中国学者往往在这个时候却不能直面,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照搬或移植西方的相关理论去了。在他们看来,理论与方法的问题必须是西方的,经验研究可以是中国的。为此,我眼中的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大至分为三种:一种是那些本身就在研究取向上对理论问题感兴趣,专门从事理论思考与研究的学者。他们往往喜欢对社会现象和问题做概念上的、类型上的、演绎上的和批判性的研究。我以为,他们算真正的社会理论家。另一种人是在其解决现实的、经验的或实证的问题时,遇到了解释上的、视角上的和方法上的难题,这时诸如概念、方法论、模式及理论上面的一系列问题都出现了。若不直面和解决这些理论问题,会导致有关经验研究进行不下去,或者变得无的放矢。当然这不是说所有遇到这类问题的学者都会关注理论问题。对于那些只对经验研究感兴趣的学者,他们通常会将这些问题交给理论家去处理;假如他们愿意自己腾出手来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在这一点上就会产生一些理论性的成果。我的情况显然属于这一种。还有一种则是那些致力于介绍和评述西方理论的学者,他们在国内外文资料难得的情况下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我始终认为,评介理论和从事理论研究是两回事(有的时候很难分得清,是因为有的学者两者兼而有之)。虽然深入系统地领会和评介已有的经典理论(包括思想传统)对于建立任何新(本土)的理论都是必需的,似乎也没有哪种理论不借助前人的成果,就可以凭空地建构出来,但介绍和评述在本质上应该是为前两种人的理论开拓服务的。如果一个社会中所呈现出的研究状况是前两种人太少,而后者太多的话,那么该社会的社会理论研究非但不繁荣,而且贫乏。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从事本土的研究,也有机会同两岸三地的同行在一起交流。在交流过程中,我发现,如何从事本土的经验研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启用本土的概念来获得经验性的结论,或者说在经验研究中得出了同西方学者相反的结论,然后做一番中国文化的解释。所谓本土研究(或通常所讲的本土化研究),是一个理论上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随着本土研究的深入,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比如本土研究是否就是对本土社会里的成员的研究;本土研究是否就是通过寻求本土概念来从事实证研究;本土研究是否就是因为有了不同于西方研究的结论需要给出本土的解释;本土研究是否意味着自己也能寻求新的研究范式、视角或研究方向;本土研究是否可能在方法论上找到西学学术与中国传统学术的结合点等等。我正是带着这些问题来从事我的具体研究的,也是通过具体研究最终从理论上来思考其中的答案的。随着我的这些思考逐步地展开,我也就不再囿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自身来回答这些问题了,而多多少少看到了东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对世界的理解、学科类型划分及叙述方式的差异和对话等问题。对于这些触及哲学、历史、文化及学术传统的探索,我看也只有用社会理论来涵盖了。

收集在这里的论述,是我自从事研究以来前后整整十年发表的有关作品。当我把它们放在一起后,我才知道自己这些年都做了什么,哪些是已经取得的成绩,哪些是存在的、尚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当我看到自己这些年在讨论本土理论怎么做较为可行的时候,我为自己没有做一个口头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而感到欣慰和自豪。且不论我的理论尝试是多么地不自量力,也不论这些尝试是否成功,单就这些尝试本身已足以说明我的勇气。另一方面也的确形成了不少初步的框架、概念、模式和方法。但罗列出这些论文后,我看出我现在的最大不足是,我的研究单独地看都尚能自成逻辑体系,但既然它们都是关于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现象和生存方式,如何能让它们彼此之间构成一种逻辑关系,还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应该说,我收在这里的最后一篇论文是我对以往研究做的一个统筹的逻辑安排,即将我在不同时期产生的不同研究成果整合到了一个统一的逻辑分析框架中来了。当然我也知道这个框架仍然是一次尝试。如何将它完善起来,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我简单地说明一下我这次结集的依据及其想法。这次结集,我的理论性论文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的探讨。首先是我本人对如何从事本土研究的阐述。其中有社会学的、有心理学的、有社会史的,也有面向本土社会科学的。我现在在这一方面最需要探讨的问题有二,一是本土社会与心理方面的研究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其方法论究竟是什么,二是这方面的探讨如何能在操作化的层面得到实现?这两个问题从我一进入本土研究时就一直困扰着我。我为此不断地收集资料,有些想法已在这些论文中提出来了,但专题研究凭我目前的学识和功力,是写不好的,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其次,收进来的一些论文的起点本是做经验研究的。但如前面所说,为了弄清概念的含义,或是为了让经验研究的结论同西方有关理论做比较,最后也需要回到理论上来回答一些问题,我也就把它们作为理论性的论文来看待了。另有一方面的论文是我尝试建构的几个具体的本土理论模型,它们最终对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解释力如何,或许需要实证检验及至于时间上的考验。

翟学伟

2003年11月20日于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