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白编辑希望出版我的近年随笔集，起初我是颇有些忸捏的。但被她的诚意所感动，终于同意把散落在各处的、内容各异的稿件汇拢在一起，就有了这本书。借此机会也对白编辑的细致梳理和编辑，并对早前提供不同形式表达机会的机构、论坛、报纸、杂志以及相关人士，致以由衷的谢意。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此处的长短篇章互相关照印证，构成了中国法治三十余年进程的部分观察记录，也是作者心路的一片缩影。在江西形成的红壤印象，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呼吸到的清新空气，使我始终无法把自己完全关在学术象牙塔里，无法对社会中每天上演的活剧熟目无睹、对来自人民群众的呼声充耳不闻。这就造成了本书的政治维度。

实际上，1979年我从江西考入北大法律系，个人生涯发生了巨大转折，与此同时整个国家大转折的帷幕也次第拉开。这场大变局以渐进方式演变至今，我们突然发现已经身处“历史三峡”中水流更为湍急凶险之处：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到达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临界点，是需要对政治改革进行决断的时候了。中国能否真正推动政治改革、能否成功建构民主法治的新秩序，这是当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

在过去的六年间，世界格局丕变，中国形势复杂，家庭环境变迁。这一切都使我密集地穿越不同的时空、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群体，扮演不同的角色，抱有不同的心态。考察对象和写作主题也随之不断切换，但都围绕“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中国法治何去何从”这个主题展开，特别是对核心价值、基本制度、主要举措的是非得失给予了深切关怀。在有关论述中我试图把顶层设计、底层压力、整体渐进、个体突变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先法治、后民主的路径，统筹兼顾、刚柔兼济的方式以及社会代价最小化的手段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软着陆”。

以20世纪90年代中国日益明显的多元化以及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激化为背景，我在近些年的评论和讲演稿中重申并且进一步发挥了新程序主义的持论。众所周知，我们的文化传统是非常重视实质性价值的，在人际关系网络中不断增值的互惠合意也总是压倒法定权利的观念和审判制度的形式理性，这就使得程序正义的理想很难在中国生根。在转型期，各种改革主张也更倾向于实质性价值的推陈出新，对点点滴滴的制度建设、特别是对尽量保持价值中立的程序设计却显得缺乏耐心。尽管如此，我还是要特别强调公正程序原则对现阶段中国重建改革共识的特殊意义，因为在核心价值空洞化之后，舍此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得不通过程序来避免合法性危机，通过程序公正来使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主张和平共处，通过程序共识来逐步累积实体共识。

站在新程序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司法改革是法治秩序形成的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突破口。因而我集中讨论了审判独立与民主参与、法律教条主义与法官的有思想性服从、法官的规范创制活动、对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律师在保障司法公正方面的作用、法律执行过程中的等级原理和平面互动关系等相关主题。在近些年的特殊氛围里，司法独立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法学讨论的禁区。为此，我在写文章、作讲演时特意在这一点上加强了拨乱反正的力度，指出了某些认识论上的盲点，澄清了某些大局观上的命题。在法治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的情况下，必须把审判权的独立性作为法治的最重要指标，因为没有审判独立，就不能明确守法的责任，就不能树立法制的权威，就没有平等适用规则的正义可言。

从新程序主义的视角观察司法改革、法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建立一个工具性框架，以此分析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典型现象、热点问题、疑难案例、潜在趋势，往往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虽然在本书所使用的素材形形色色，但论述的逻辑线索是连贯的、主张的立场方法是统一的。毋庸讳言，随笔就是随笔，不可能像学术论文那样严谨、那样周全。但正是这些观察和思考的碎片，我们可以用来拼画出一幅关于大变局下中国法治发展前景的马赛克图像来。正是在这些碎片的隙缝里，一个与改革同行的法学研究者的忧患意识、批判理性以及建设提案都是有迹可循的。如果这些包含着思维和情感的碎片还能够为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一砖一石，那么这本随笔集的出版就不算太浪费油墨纸张了。

季卫东

2013年3月30日于鹿鸣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