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历程

一、古代关于国家间关系的思想

在古代，虽然没有系统、专门的国际关系研究，但是国家间的冲突现象大量存在，因此古人经常思考和谈论国家间的关系。中国先秦时期的先贤著作中就有了关于国家间关系的思想。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在我国目前版图内存在着许多诸侯国，它们之间的关系虽然与现代民族国家间的关系不完全相同，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国家间关系。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不过是人类历史上多种国家间关系的一类。在《管子》、《荀子》、《孟子》、《老子》、《墨子》、《国语》、《左传》、《战国策》、《吕氏春秋》等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国际关系思想和论述。

例子：

《管子·霸言》提出：“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时。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这是讲了国家国际地位变化的相对性，即一国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其他国家的衰败。没有他国的衰败，一国是不可能崛起为世界霸权的。

《荀子·王制》提出：“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这是讲争取人心、争取盟友和兼并土地三种不同战略所能产生的三种不同战略结果，以及对国际体系的影响。

《左传·烛之武退秦师》记载了烛之武劝秦穆公不要帮助晋国攻打郑国。他对秦穆公讲：“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这是说，由于郑国与晋国相邻而与秦国相隔，郑国被灭后必然归晋国所有而不会归秦国，而增加晋国的实力实际上等于秦国相对实力的下降。他以国际政治中的实力相对性原理说服了秦穆公放弃助晋攻郑的政策。

欧洲古代的城邦国家、帝国与现代民族国家也存在很大差别，但欧洲先哲们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和思想则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思想根源和基础。这主要是因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创建者是美欧学者，他们熟悉并理解欧洲古代国际关系的思想，而不太了解中国古代的此类思想。在古希腊，修希底德把希腊城邦战争的史实和评论记录在《波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至今学者们研究国家间的冲突仍参考该书的观点。到了近代，霍布斯所著的《利维坦》提出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是一种自然状态的观点，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提出了“战争不能避免而只能推迟”的观点，这些观点形成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萌芽。格劳秀斯所著的《战争与和平法》是最早的国际法著作。该书与康德的《论永久和平》都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早期代表作品。

有趣的是，中国与欧洲在17世纪之前联系很少，但两种不同文明下的人们却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不少相似的认识。这也许是因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客观不变的，因此无论人们的文化背景有什么差别，只要他们深入其中，所观察到的国际关系本质都是一样的。

例子：

烛之武和马基雅弗利两人相隔了一千八百多年，而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提出的“谁使另一人强大，谁便是摧毁自己”的观点，与烛之武的“邻之厚，君之薄也”的思想认识极其相似。至今，这种相对实力的思想观念仍是国家决策者和国际关系学者分析大国实力关系的认识基础。

二、现代国际关系学的形成与发展

学界普遍认为，现代国际关系学的建立始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研究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作出的贡献最为突出。至今形成的几个主要学派的重要代表中多数是美国学者。

首先兴起的是理想主义学派，其最具代表性的文献是美国总统威尔逊1918年发表的“十四点”讲话。理想主义主要从应然而非实然的角度看待国际问题，认为人性是善的，或者至少是可以通过教育而改变的，并认为可以通过建立类似世界政府这样的组织来避免国家间的战争。理想主义为以后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但其自身却没得到持续性的发展。

现实主义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较大发展。摩根索在1948年出版的《国家间政治》一书，是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作。20世纪50年代起，科学行为主义推进了国际关系研究，最为突出的成就是谢林1960年出版的《冲突的策略》，他于2006年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第一个也是唯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沃尔兹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将古典现实主义升级为新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2001年出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发展出进攻性现实主义。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兴起。基欧汉与奈于1977年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在经济学传统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新自由主义理论。20世纪90年代，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兴起。其代表性著作是温特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到了21世纪之初，除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流派之外，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英国学派、批判理论都有所发展。英国学派的主要贡献是欧洲学者，而并非都是英国学者，布赞是目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其代表著作为《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表1-3是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四个主要流派的总结。

我们在本书的附录一中概括、总结了主要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思想渊源、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以方便读者在学习和思考国际关系问题时借鉴和参考。

三、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进程

（一）研究历程与现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职能部门负责外交工作的研究，媒体负责关于国际时事的报导和评论，国际关系作为学术研究处于一种无人问津的状态，更谈不上学科发展。1964年我国政府开始设立国际政治专业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但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使得这些刚刚建立起来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又全面停顿。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际关系研究才在中国有了实质性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政府机构从事政策研究，二是学术界介绍国外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篇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是陈乐民1981年发表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以后关于国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成果的介绍越来越多，且速度越来越快。从80年代末起，中国学者开始模仿国外的国际关系研究。张季良1987年出版的《国际关系学概论》是中国学者写的第一本国际关系教材。同年8月，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

进入21世纪，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三个方面有了新发展。其一，科学研究方法受到了重视。开设“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课程的高等院校增加。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与《世界经济与政治》两家杂志社专门组织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研讨会，会上形成主张传统研究方法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学者之间的一场大辩论。这一争论比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类似的争论大约晚了40年。随着研究者方法意识的增强，有实证检验的研究性论文数量逐渐增多。

其二，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创新意识增强。中国学者开始主动寻找需要研究的问题，而不再是消极等待发达国家学者发现问题后再参与研究。2005年创刊的《国际政治科学》是中国第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的国际关系学术杂志。为了有效地回答问题，中国青年学者开始主动地创造新的理论框架，而不再重复使用国外已有的理论原理。

其三，对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思想的关注增强。中国学者开始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去汲取营养。这表现为对先秦思想的整理和介绍以及以中国古代外交史为案例发展新的理论。进入21世纪后，中国学者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整理先秦有关国家间关系的哲学政治思想，第二阶段是运用现代国际关系的概念分析他们的思想，第三阶段是借鉴中国传统思想和东亚历史创造新的理论。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努力，创新成就得到了国际上同行们的关注。普林斯顿大学于2011年出版了一本中国学者的文集，名为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成为国外翻译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本土学者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

上述三个新现象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开始进入了创新性研究阶段。那些以问题为导向、以科学方法为工具、以中国古代思想为资源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创新理论的成果。目前最为成功的代表性成果是《国际政治科学》于2011年发表的周方银的《朝贡体系的均衡分析》，该文创建了战略均衡理论。这个理论有效地解释了中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个理论不仅可以解释东亚朝贡体系的历史现象，也能解释冷战后美国霸权与其他大国的关系，还可以解释每个地区大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其理论解释力非常强，立即引起国关同仁们发表对这一文章的学术评论。

在政策研究方面，中国学者最关注的是与中国崛起相关的问题。例如，中国能否摆脱历史宿命实现和平崛起？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才能保证崛起不半路夭折？中国的综合国力何时能达到与美国相同的级别？中国崛起是否需要重新采取结盟战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后能否继续韬光养晦战略？中国如何建立起国际战略信誉？等等。

（二）不同理论流派的影响力

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很多，但它们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力却不同。在20世纪80—90年代起，现实主义理论主导了政策研究、理论学术研究、国际关系专业教学以及国际新闻评论等多个领域。2001年“9·11”事件后，国际反恐缓解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这一度使现实主义的影响力下降。2010年美国实施防范中国崛起的重返亚太战略，使现实主义学派重新巩固了其主导地位。现实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具有主导影响力，原因是其对国际关系现象的解释容易理解，与人们的客观生活经验有较强的一致性。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在政策、学术、教学、新闻四方面的影响力仅次于现实主义。在国际经济领域，其影响力则大于现实主义。主要原因是国际经济关系中双赢的机会较大，国家容易达成合作，因此制度主义关于如何实现国际合作的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方面，其影响力明显小于现实主义，因为这些领域中的国际关系多数情况下是零和关系，难以达成合作。

建构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力始于21世纪，主要局限于大专院校的理论研究与教学。该理论对中国70后和80后的学者影响力最大。由于这派学者侧重研究理论问题，对政策研究和国际评论做得较少，他们的文章主要发表于国际关系专业杂志，因此其影响力难以超越书斋，对现实国际政治生活缺乏指导性作用，也就是说理论性强、应用性差。

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影响范围较小。这一理论派别的学者以大专院校的“两课”教师为主，虽然“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被规定为大学生的必修课，但从事这门课教学的人员很少发表有关国际关系的文章，即使发表也多在非国际关系专业杂志上。这派学者与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交流较少。

（三）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议题和创新情况

我们统计了11种中国国际关系学期刊在2008—2011年所发表的理论研究型论文，共得到463个样本，基本可以反映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现状。在这463篇论文中，有11个议题的论文数超过了10篇，总数达194篇，超过了样本总数的40%，它们是当前中国理论研究的主要议题。在这11个主要议题中，“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国际规范”、“同盟理论”、“规范性理论”和“战争相关问题”这五个议题属于传统的研究议题，基本涵盖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研究领域。另一个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则属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正在探索和发展的重要领域。而“国际政治中的话语和语言”、“国内政治与国家行为”则属于比较新的前沿性议题。此外，“中国学派”、“古代中国思想”和“古代东亚历史经验”这三个议题目前也受到中国学者非常大的关注，反映了中国学者迫切希望作出属于自己的理论贡献，也标志着中国学者已经开始摆脱西方研究议程的束缚而努力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

理论创新型研究占全部理论研究成果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学科某阶段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在上述463篇样本中，共有65篇创新性论文，占样本总数的14%。也就是说，目前，中国学者平均每写10篇理论研究性的论文，就会出现大约1.4篇创新性的论文。考虑到统计的全部样本中包括了书评等原本不以创新为目的的论文类型，因此实际的创新比例应该还高于这个数字。这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学正在步入理论创新阶段。在宏观理论方面，有学者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概念，也有学者发展出了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理论。中观和微观理论方面，创新成果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传统安全问题研究、国际规范的传播和演化以及国际制度与国家的相互作用是涌现创新成果最为集中的议题。其中，传统安全问题的理论创新涉及了权力转移、联盟、制衡、崛起战略、冲突调停等多个经典安全理论议题。

第四节 国际关系研究和学习方法

一、科学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研究方法由观察与分析两部分构成。不进行观察，研究者就无法知道所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但是只进行观察并不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例如，人们很早就观察到了物体下落的现象，但在牛顿之前却没有人得出地球有引力的结论。只观察而不分析就无法取得认识上的进步，而没有观察为基础的分析很容易形成错误认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主观臆断”。科学方法主要是提高我们观察的能力，从而提高我们分析的可靠性。

例子：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一些经济学家将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不断上升的原因归结于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处于1000—3000美元的水平。他们说经济发展处于在这一水平的社会将处于社会矛盾多发阶段，称之为“矛盾多发期”。不观察世界上多种多样的发展状况，就容易得出这种错误结论。仔细观察一下世界上人均GDP低于1000美元的非洲国家和高于3000美元的发达国家的现实情况，人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事实：低收入的非洲国家充满了内战、政变、种族仇杀；同时，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犯罪率远高于中国，法国2007年连续发生大规模严重社会暴乱，发达国家人均罢工和示威次数不仅比中国多，而且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没有什么差别。

国际关系并不是容易观察和分析的事物。早期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们主要是靠历史经验和人生经验来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现象，或是对复杂的国际关系现象作简单的类比或分类，然后归纳出经验性的结论。这种方法被称为传统研究方法，用以区别以现代统计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传统研究方法对理解国际关系现象是有用的。这种方法至今仍是多数人用来理解国际关系现象的方法，目前我国多数国际关系专业人士也是以这种方法分析国际关系现象。然而，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已经不满足于定性研究，要研究国际关系的程度变化。传统方法无法满足这种研究需要，即无法描述和发现国际现象的程度特征。

例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美对双方关系的性质判断不清。中美关系中的友好与敌对内容是明确的，但两者相兼就使人们难以判断中美关系是敌是友。习惯于传统研究方法的学者们作出的定性判断是：中美关系非敌非友。这个判断仍不能帮助两国政府理解双边关系的性质，因为任何国家关系都包含了合作与冲突两个方面。决策者需要了解的是，中美关系到底是敌大于友，是友大于敌，还是敌友各半。这种程度性的问题靠传统研究方法是得不出结论的。

要研究国际关系的程度变化，就需要进行定量分析，于是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开始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人们往往只注意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而忽视两者之间的共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具有科学属性。科学最根本的内容是方法和规则，而不是研究的主题。国际关系学作为一种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一样，其科学性只能体现在研究方法上。由于科学研究方法有许多具体的要求，因此它不能像传统研究方法一样无师自通，没有专门的学习、训练是无法了解和掌握的。科学研究方法与传统研究方法的核心区别在于前者要求有实证步骤，而后者不要求。科学方法要求在假设的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即要做到假设与事实具有完全的一致性，而传统研究方法则没有这种严格要求。

例子：

冷战结束后，中国学界曾经出现过一次关于当时的国际政治特征与冷战时期有何区别的讨论，被称为“关于时代的讨论”。有人认为世界政治从革命与战争时代进入了和平与发展时代，有人认为世界从美苏争霸的时代进入了美国称霸的时代。前一种认识的主要依据是我国领导人的讲话和政府文件中有关国际形势的论述，后一种则主要依据大国的实力对比变化和美国发动的战争频率。由于科学方法强调实证，即强调主观假设应当符合客观的经验事实，而不管这个主观假设是否与其他人的看法一致，因此以某权威人士的论述为依据的分析方法，通常不被科学研究者所采用和接受。引用名人的观点只能证明研究者与名人的看法一致，但不能保证这种一致的看法就一定符合客观事实。名人的看法当然也可能与客观事实一致，但从科学实证的角度来讲，名人的看法本身并不能作为支撑某个观点的依据。

学习科学研究方法，还要破除科学迷信，即科学方法不是万能的，其作用是有限的。科学方法不但不能解决所有国际关系问题，而且也不能保证研究结论就一定可靠。其实，这两个缺陷是科学研究方法与传统研究方法的共同缺陷。多数使用科学研究方法的人公开承认科学方法的缺陷。他们之所以选择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是因为传统研究方法比科学方法能解决的问题更少，得出的结论可靠性更低。科学研究方法的最大优点在于，使用者知道其研究过程中的缺陷是什么，而且不会盲目相信未经实证检验的判断和结论。

（二）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程序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已经成为一个专业，其知识内容已经不是几本书所能承载的，其最基础的知识是研究程序。科学方法的研究程序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基本步骤。

第一，文献回顾和批评。每天发生的具体国际事件都不同，但人们对于相同性质的事件或现象已有了很多的研究。从回顾前人对一种国际现象或一个事件的研究成果入手，研究者可以从多方面受益。一是从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吸取知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从而产生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效果。二是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避免走弯路，可以节省许多时间。三是避免重复前人已经完成的研究。四是根据前人研究成果的缺陷或不足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在多数情况下，不作文献回顾的研究是难取得有实质意义的研究成果的。

第二，寻找研究问题。所有的科学研究工作都是为一个问题寻找答案，用方法论的语言讲就是破解一个谜。为了保证研究工作是有意义的，确定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要符合三个基本条件。（1）所选择的问题应是一个没有答案或是现有答案有缺陷的问题。很多问题都已经有了答案，而且答案比较完美，是可用于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国际现象。（2）所选择的问题应是一个有学术或社会意义的问题。有些问题和现象虽然没有答案，甚至没有人研究过，但研究这些问题或现象很可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例如，没有人研究布隆迪与新加坡的关系是什么性质，因为这个问题的意义可能非常小。（3）所选择的问题是研究者有可能回答的问题，即这个问题的难度在研究者的研究能力和条件之内。很多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但难度太大，超越了研究者的能力，也难以取得研究成果。

第三，提出合理假设。有了问题之后，研究者需要给出一个假设，即可能的答案。研究者用这个假设指导下一步的检验工作。没有假设，就没有检验的目标。特别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假设是用于实证检验的。当检验的结果与假设一致时，这个假设就成了结论。即所谓“最后一个假设是结论”。如果检验结果表明假设是不成立的，则需要修改假设，而不是更换检验的事实。学术界中最常见的造假现象，就是通过篡改或歪曲事实来支持假设。这种做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也是常见的，是违背科学研究精神的。

第四，检验假设。检验假设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个案分析、案例比较、统计分析、模拟实验、专家访谈等。无论使用什么方法，都首先要制定出检验假设的标准。没有具体的检验标准，检验就得不出结论。例如，比较两国军事实力差别，需要明确军事实力的定义和衡量的标准。这个标准可以是算数标准的军费开支，也可以是物理标准的武器装备水平，也可以是两者的结合。总之，有了标准才可能衡量比较。即使是定性比较也需要对事物的性质作出定义和判断标准。例如判断一场战争是胜利还是失败的标准，可以是以实现政治目的为标准，也可以是以实现军事目的为标准，也可以两者都实现为准。如果没有标准，我们就无法判断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

第五，得出结论。一项研究的结论是对一个问题给出的答案。从科学的角度讲，任何一个答案的合理性都是有条件的，因此在得出结论时，研究者要明确这个答案的适用范围，以及不完善方面和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上述五个步骤是科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程序，下面以一个实例演示这五个步骤。

例子：

回顾文献：有些文章认为苏联解体源于军备竞赛。对文献观点提出批评：冷战期间，美国、以色列和叙利亚、印度和巴基斯坦、朝鲜和韩国都没有因为军备竞赛解体。苏联解体源于军备竞赛的这一解释缺乏说服力。明确研究问题：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什么？提出假设：苏联解体源于政府没有决心使用武力制止分离主义。案例检验：叶利钦上台后以武力阻止车臣独立，车臣就没能分离成功，冷战后的俄罗斯没像苏联一样发生分裂。而普京上台后重新加大国防开支，2005年起开始与美国进行军事抗衡，恢复了苏联时期的国防政策。但是，俄罗斯分裂的危险却进一步下降而不是上升。得出结论：军备竞赛不是苏联国家解体的原因，原因是戈尔巴乔夫政府没有军事镇压分离主义的政治决心。这一结论引发的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在一个军事强国里，分离主义成功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本书附录二中收录了几篇学生的学术短论样文，供读者写作国际关系学术论文时参考。要掌握科学研究方法，除了了解上述研究程序之外，还需要学习如何使用具体的研究工具和手段，以及掌握一些必备的逻辑知识。有意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读者，可读一些相关的方法论著作或教材，这有助于较好地掌握和运用这些方法。

（三）常用的研究变量

1．自变量

自变量是指不受其他研究变量的影响而自身变化的变量。一般来讲，自变量多是事件或发展趋势发生变化的条件或原因。

例子：

当我们研究两国的经济关系时，我们观察到贸易逆差的变化对两国的经济关系有影响。如果我们研究贸易逆差对双边经济关系有什么影响，我们就可以将贸易逆差当做自变量来研究。

贸易逆差（自变量）—→经济关系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贸易逆差越大两国的经济关系越紧张，反之则越平和。于是我们可以认为贸易逆差的变化是经济关系变化的原因或条件。在现实生活中贸易逆差的产生是有原因的，但在项研究中，贸易逆差的变化被认为是自生的，是不受经济关系好坏的影响的。

但是，如果我们研究贸易逆差是如何产生的，这时的贸易逆差就不再是自变量了，因为它不再被视为是变化的条件和原因，而被看做是其他因素变化的结果。

2．因变量

因变量是指随着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变量。一般来讲，因变量往往是关系变化的结果。在自变量的讨论中，我们以贸易逆差对经济关系的影响为例，其中经济关系就是因变量。

例子：

贸易逆差（自变量）—→经济关系（因变量）

在这个例子中，经济关系是随着贸易逆差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如果我们研究其他的问题，经济关系则可能被当做自变量来对待，而不关心其变化的原因。

3．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

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多样的，在此我们仅介绍几种基本的关系。

（1）正相关：x增大，y也增大；x下降，y也下降（综合国力——国家利益）。

（2）负相关：x增大，y下降；x下降，y增大（安全环境——军费增长）。

（3）强度相关：x变化到一定程度，y才发生变化（利益冲突——战争）。

（4）曲线相关：x与y的变化率不同（国防开支——国家安全）。

（5）对称相关：x与y的变化相互影响（苏联核战略——美国核战略）。

（6）不对称相关：x变化影响y, y变化不影响x（外交技巧——对外关系）。

（7）中介相关：x的变化通过干预变量影响y的变化（冷战后中美都需要避免双方军事冲突——认识到避免军事冲突需要安全合作——发展战略合作）。

（8）伪相关：x变化直观以为会影响y的变化，研究结果发现两者没有关系（有学者认为冷战后的世界主要矛盾是文明冲突；研究结果是，日美文明有重大区别，但冷战后日美同盟得到新发展）。

4．干预变量

干预变量是影响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的变量。在研究一个国际关系的问题时，可以有多个自变量。每个自变量不仅都对因变量有着不同的影响，而且自变量之间也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联系，因此我们如果将其中的一个自变量抽出来单独研究，这个自变量就成了干预变量。

例子：

分离主义思潮（自变量）—→台湾分离主义势力（因变量）

↑

大陆军事威慑力（干预变量）

冷战后的分离主义思潮，本有可能促成台湾分离主义势力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但由于大陆的军事威慑力量存在，台湾分离主义势力虽有所发展，却终不能成为主导力量，不能使台湾“独立”。

（四）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

必要条件是指缺少了它某现象就不会发生的条件。任何一个国际现象的出现都是许多有关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分析一个国际现象时，必须对相关的因素（也就是所研究的变量）进行分析。但是，这些相关的因素有些对国际现象的发生与否产生作用，有些只对现象发生的程度产生作用。那些必不可少的因素，也就是没有它某一个国际现象就不会出现的因素，就是必要条件。作为必要条件来研究的因素，基本上都是研究中所选定的自变量和干预变量。

例子：

导致2011年发生的“阿拉伯之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腐败、两极分化、失业、独裁都是重要自变量，但这些自变量不足以引发“阿拉伯之春”。而2008年金融危机及长期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使美国无力再在经济和军事上支持自己在中东的盟友，这使得“阿拉伯之春”发生了。在这个案例中，美国的无力支持就是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必要条件。当这个条件不具备时，就没有“阿拉伯之春”的发生。

充分条件是指具备了它某现象就会发生的条件。由于绝大多数国际现象都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往往是多个条件组合在一起，才能够共同成为某个国际现象的充分条件。正因如此，充分条件的形成是有过程的，有的条件先具备，有的条件后具备，当最后一个构成充分条件的条件具备时，充分条件就形成了。从条件的性质本身观察，所有的条件对一个事件的发生都是同等重要的，但是如果从条件具备与否和形成的先后次序观察，就可以发现，在一般情况下越难形成的条件在国际事件中的作用越大，最难具备或最晚形成的条件常常是最重要的条件。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就是最后一个变量最重要。这就是所谓的“最后一根稻草压倒骆驼”。如果仍以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为例，腐败、两极分化、失业、独裁和美国对阿拉伯盟友的无力支持结合到一起，就构成了充分条件。

二、学习国际关系的方法

显然，在有限的课时内让学生掌握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似乎要求过高了。实际上，研究方法之类的课程在国外大学一般属于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必修内容。因此，我们这里还是强调读者应首先明确学习国际关系的方法。学习国际关系与研究国际关系有本质区别，前者是了解国际关系的历史、现状、理论及其他研究成果，而后者则是要对国际关系中令人迷惑的问题作出回答。因此学习国际关系学和研究国际关系在方法上也有所不同。简单地讲，学习国际关系学需要多读、多想、多说、多写。

多读是指阅读相关的书籍和报刊，了解最基本的国际关系事实和分析方法。阅读国际关系专业书籍和杂志的效果与阅读新闻类报刊中有关国际关系的文章效果不同。前者可以获得系统性的知识，后者则是了解当前时事。因此对于初学者，阅读专业书籍和杂志进步得会比较快。很多人学习国际关系是从读国际新闻开始的，这容易形成对国际关系的误解。将阅读专业著作和阅读新闻报道相结合将有益于正确理解国际关系。

多想是指培养独立的思考和分析能力。对于同一国际关系现象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学习者应对多种不同的解释进行反复思考和比较，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有独立的结论不是指与众不同的看法，而是指掌握了可以支撑自己看法的事实依据和完整逻辑。只要有事实和逻辑支撑，与他人观点一致也证明有了独立的思考能力。相反，只有与众不同的结论和看法，但却找不到事实和逻辑支持，这仍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表现。

多说是指通过讨论来检验自己观点或看法的合理性。国际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学习者对某一问题的认识未必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与他人讨论有助于发现自己认识上的错误，并能汲取说服力强的解释。例如，有一种非常流行的看法是，台湾分离主义势力发展是因为大陆的政治制度民主程度不如台湾。当持这种看法的人在讨论中被问到为什么英国的民主不能化解北爱尔兰分离主义时，他就会重新思考民主可以促成两岸统一的观点是否正确。

多写是指通过写作提高分析国际问题的逻辑能力。与阅读、思考和讨论相比，写作需要更加严格的逻辑能力。由于读、想、说的过程往往是一次性的而非反复性的，因此逻辑不完整也不容易发现。而写一篇关于国际关系的文章需要反复修改，逻辑不完整的情况就比较容易发现。一篇文章的写作往往需要数天、数周以至数月，在写作期间学习者会不断获得相关的新知识。这些新知识很可能帮助学习者发现自己原有观点的逻辑问题，对原先的观点进行修正和完善。

对于国际关系学的初学者来讲，先从概念学起，然后学习历史，再学习理论，这是一个相对事半功倍的路径。为了更好地掌握国际关系基本概念和原理，读者可充分利用本书各章节中的黑体字部分、课后思考题和讨论题。重复阅读包含黑体字的段落有助于把握有关基本概念的含义，通过思考题重温重要概念，通过集体讨论增强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应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