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篇
第一章 普罗柯比的传奇人生
“我们考虑一幅画的光与影的对比（即修昔底德与普罗柯比的对比），就会发现修昔底德生活在一个充满着自由空气的世界里，那里是生活和思想的春天。另一方面，普罗柯比生活在一个没有人敢说出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并有间谍埋伏在人们住宅最隐秘处的时代。世界的政治变化伴随着语言的变化，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自然生命和宗教也发生了变化。……当我们考虑到后者（普罗柯比）的写作环境时，其中包括语言的艺术特点，衰落的文明和政府专横体制的负面影响，我们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他已经尽其所能去做了。”
出身名门，经历传奇
普罗柯比是何许人也？凯撒里亚的普罗柯比（Procopius of Caesarea，约公元500-565年）是6世纪拜占庭帝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的三部主要作品《战史》（History of the Wars）、《秘史》（Secret History）和《建筑》（Buildings）全面记载了从527年到560年的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帝国的历史，这三部名著与流传下来的他的大量散文、书信一起，成为后世学者们研究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时代最重要的史料。
可能有读者会问，这个人的名字怎么这么长呢？其实，前边的凯撒里亚指的是他的出生地，普罗柯比大约于490-500年之间出生于巴勒斯坦首府凯撒里亚。为什么要把出生地和名字放在一起呢？这是因为当时重名的现象十分普遍，若是普通老百姓就无所谓，重名就重名吧，但有名气有地位的人就难以忍受这样的情况，再说历史人物的重名也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就在姓名中加上地名，如凯撒里亚的普罗柯比，或者加上缘自体貌特征的外号，如“矮子”丕平、“长腿”爱德华。相比而言，后一种带有讽刺性质，多流行于民间和口语，前一种较为正统，多出现于官方和历史记载。
普罗柯比出生于凯撒里亚的上层贵族之家，可谓叼着金勺出生，但他并非二世祖、败家子、纨绔子弟，而是从小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贵族出身使他自幼衣食不愁，成年后更不必为生计而烦恼，因而可以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自己喜欢的研究和著述事业上。普罗柯比从小就接受系统的贵族文化教育，即希腊化的教育，这对于他日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在家乡接受启蒙教育后，普罗柯比到加沙接受初等教育。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加沙是除君士坦丁堡以外最重要的文学中心，这里的学校非常重视对古希腊经典作家如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等人作品的学习，使学生具备扎实的古典修辞学基本功。普罗柯比在这里为日后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他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准备了条件，而且我们从他的文风中也确实能够看到古希腊的鲜明印记。
此后，普罗柯比进入贝鲁特的法律学校学习。6世纪的拜占庭帝国也像今天一样，律师是一个人人羡慕的高收入职业。毕业后，普罗柯比像拜占庭帝国许许多多有为青年一样，进入帝国的中心——首都君士坦丁堡谋求发展。他经过刻苦努力，终于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君士坦丁堡大学学习法律。当45岁的查士丁尼在527年登基正式成为皇帝时，27岁的普罗柯比已经大学毕业，成为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律师。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此理中外通用。进入法律界不久，才华横溢并通晓多种西亚语言的普罗柯比就结识了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物——查士丁尼皇帝的爱将、美索不达米亚前线战区将军、年仅22岁的贝利撒留。两人家庭出身相近似，又都是春风得意、胸怀大志的年轻精英，有共同语言。加之普罗柯比通晓叙利亚语，正为即将东征波斯的贝利撒留所需要，因而被任命为贝利撒留的私人秘书和法律顾问。从此，普罗柯比开始追随心目中的英雄一同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这一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和贝利撒留丰功伟绩的记录者。
530年，贝利撒留的军队在东部前线与波斯人开战，在达拉战役中大败波斯军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普罗柯比在《战史》中以亲历者的口吻记述了这场战役。在531年的卡利奈孔（Callinicum，位于今天叙利亚北部）一役中贝利撒留的军队被波斯人打得铩羽而归。于是查士丁尼一世传召贝利撒留回首都，普罗柯比也一同回到君士坦丁堡。1年后，普罗柯比又亲身经历了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532年1月的“尼卡暴乱”，这场大规模的民众暴乱几乎颠覆了查士丁尼一世的统治。普罗柯比身临其境，详细记述了这次暴乱的经过。他生动地记述了查士丁尼皇帝和他的大臣们是如何研究对策并决定逃命的场景，还描述了皇后塞奥多拉虽身处险境但临危不乱，力排众议，以一段激动人心的演讲挽狂澜于既倒，使查士丁尼皇帝重新恢复勇气，下定决心派驻扎在首都的贝利撒留和蒙顿两位将军率军镇压起义的经过。
贝利撒留因为镇压暴乱有功，重新获得皇帝的赏识，于533年6月被任命为远征军最高统帅，率军征讨北非汪达尔王国。
这个汪达尔王国，顾名思义，是由汪达尔人建立的，汪达尔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公元1世纪，由于人口过剩和贪图战利品等因素，他们离开了自己的故乡，越过波罗的海，长途跋涉来到北俄，到达黑海地区，接着又向南穿越欧洲中部到达高卢。在迁徙过程中汪达尔人分裂为两支部落：在蒂萨河（多瑙河支流）平原和斯洛伐克定居的一支被称为阿斯丁（Asding）汪达尔人，而在西里西亚定居的一支则被称为西泠（Siling）汪达尔人。后来他们又来到直布罗陀海峡，在一段时间内定居在西班牙，与讲伊朗语言的阿兰人结成同盟。当时正值罗马帝国在非洲的总督卜尼法斯伯爵发动兵变，汪达尔国王盖塞里克应他之邀率军来到非洲协助他对抗罗马政府。429年，汪达尔人全部从西班牙迁出，这时他们的总人数达到8万人，其中有15000名士兵，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他们就将卜尼法斯和其他镇压他们的罗马将军一一打败，435年，他们与罗马人签订停战协议，将罗马人的势力从非洲行省完全排挤出去，盖赛里克以迦太基为首都建立了汪达尔王国。
再接着说普罗柯比，他作为贝利撒留的主要幕僚也随军出征。在随行的队伍中除了普罗柯比之外，还有贝利撒留的妻子安东尼娜。据普罗柯比记载，在出发之前他曾经做了一个梦，梦见当自己正在贝利撒留家中做客时，一个仆人禀告说有客人带着美丽的鲜花前来拜访，贝利撒留命这些人把花都抬到门廊处。贝利撒留和普罗柯比斜倚在花丛中，感觉就像躺在睡椅上一样，嘴里还吃着香甜的花朵，美不胜收。醒来后，普罗柯比认定这个梦预示着远征非洲一定能取得胜利。
因为情报工作的欠缺，贝利撒留将军对北非的情况一无所知，难以选择最佳登陆地点。为了知己知彼，他派普罗柯比伪装成粮食采购商，前往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叙拉古（Syracus）刺探汪达尔人的情报。普罗柯比到达后，毫无头绪，情报工作无法开展。就在一筹莫展之际，他非常幸运地遇见一位正在叙拉古经商的儿时挚友，他的商船经常往来于非洲各地，而他的一个仆人恰巧在3天前刚从汪达尔王国首都迦太基归来。这名仆人告诉普罗柯比，汪达尔人对拜占庭军队前来进攻的消息一无所知，战备非常松懈。普罗柯比闻听此言，喜出望外，立即将这个仆人带回去面见统帅贝利撒留。贝利撒留了解敌情后，信心十足，率领大军急速推进，向敌人发动突袭。9月中旬，贝利撒留的军队与汪达尔军队在迦太基城外10公里处遭遇，拜占庭军队轻易地击溃敌军并一鼓作气攻占了迦太基城，冲进国王盖里莫尔的宫殿，盖里莫尔连午饭都没来得及吃就匆匆逃走，他的美餐也成为拜占庭军队的庆功宴。面对节节进逼的拜占庭大军，盖里莫尔丧失斗志，于534年春天投降，汪达尔王国从此灭亡。在取得汪达尔战争的胜利之后，贝利撒留奉命将非洲军队的统帅权移交给宦官所罗门，带着俘虏和战利品回到了君士坦丁堡，普罗柯比也随军凯旋而归。贝利撒留战功卓著，被任命为执政官，而普罗柯比不久后又被派回北非，担任所罗门的重要幕僚。
在这里，普罗柯比又亲身经历了拜占庭驻军的叛乱。在兵变之中他与所罗门等人逃到了西西里并向老上司贝利撒留求援。此时，贝利撒留正率军在西西里与东哥特人作战，闻听此消息后，他挑选100名精锐士兵，亲自带队与所罗门一同乘船前往迦太基镇压叛乱。普罗柯比没有随同前往，而是作为一名文职官员留在了西西里的拜占庭军队中。不久，西西里的拜占庭军队也发生了兵变。为什么普罗柯比走到哪里，哪里就发生兵变呢？这并不是因为普罗柯比是引发兵变的灾星，而是查士丁尼时期帝国军队四处征战，力图恢复古罗马鼎盛时期的版图，但国家的经济实力却难以支付庞大的军事开支，导致经常出现军饷不足的情况，因而引发兵变。正在非洲平叛的贝利撒留闻讯，急忙率军回援，但因为兵力不足而无能为力，直到查士丁尼的表弟日耳曼努斯率军队驰援才最终平定了这场叛乱。
在此后的4年中，普罗柯比一直随同贝利撒留在意大利对东哥特人作战，因此他对哥特战争记述得非常详细。东哥特人就是今天的乌克兰人。当罗马城第一次被东哥特国王维提却斯围攻时，普罗柯比再立战功，他奉贝利撒留之命，冒生命危险连夜突出重围，赶去那不勒斯招兵买马，筹集军需供应。不久后，普罗柯比便率领新招募的军队日夜兼程向罗马进发。贝利撒留获知这一消息后，马上让自己的妻子安东尼娜也冲出包围，去坎帕尼亚会合普罗柯比共同行动。他们在那不勒斯又碰到了一小股拜占庭援军，便组成联合部队并于冬至日到达罗马城。援军即刻向哥特军队发动进攻，展开城下血战，城中守军也不失时机地从侧翼骚扰敌军。在538年3月，历时一年之久的罗马城攻防战最终以拜占庭一方的获胜而告结束。此役中普罗柯比功不可没。
勇猛善战的拜占庭军队
罗马城解围后，哥特人与拜占庭军队的主要战场移至意大利北部。这段时间，贝利撒留遇到了很大的挫折。538年，查士丁尼派出自己的宠臣纳尔泽斯率军赴意大利救援。虽然这时拜占庭军队实力强大，但由于纳尔泽斯行前已得到查士丁尼的授意牵制贝利撒留，因此，他在重大战略决策上处处与贝利撒留掣肘，影响了战事的发展。纳尔泽斯的亲信将领约翰公然拒绝执行贝利撒留的命令，这使贝利撒留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538年贝利撒留在攻克米兰之后，被法兰克人和哥特人的联军包围。拜占庭军队中几位上层将领之间的矛盾直接影响了米兰保卫战的进程并最终导致米兰城陷落。查士丁尼迫于压力，只好召回纳尔泽斯，仍由贝利撒留全权指挥意大利的战争。
539年普罗柯比参加了贝利撒留围攻通往罗马的门户要塞奥克西姆（Auximum）的战斗。当时，拜占庭军队的号令不统一，当拜占庭哨兵发现小股哥特士兵偷袭部队时，只能靠呼喊来通知，但那些即将受袭的战友却很难听到，因此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普罗柯比向贝利撒留献计，建议用骑兵的鼓声代表继续前进，而以步兵的黄铜号声表示收兵。这么简单的方法我们老祖宗早就掌握了，西方人却到了6世纪才知道。普罗柯比的妙计既为拜占庭军队减少了损失，又便于贝利撒留统一指挥，因而拜占庭军队取得了胜利，一举占领奥克西姆。此后，由于东方波斯战线形势不利，贝利撒留不得不接受东哥特国王维提却斯（536-540年在位）的议和，哥特战争告一段落。540年5月，贝利撒留率领的拜占庭军队攻占东哥特王国首都拉文纳，普罗柯比也在军队中。同年，贝利撒留取得东哥特战争胜利，押解着包括哥特国王维提却斯和权臣显贵在内的大队俘虏回到君士坦丁堡，普罗柯比再次随军凯旋而归。
540年以后，除了一些短途旅行之外，普罗柯比一直居留在君士坦丁堡。他目睹了542年发生在京城的大瘟疫，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导致了拜占庭帝国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人口锐减和生产力水平的剧降。普罗柯比在《战史》中详细描述了这次大瘟疫在君士坦丁堡疯狂肆虐的情况。
这一年，因为查士丁尼皇帝在大瘟疫中也病倒了，所以一些官员们开始谈论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贝利撒留觊觎皇位的谣言四处流传，这引起了皇帝和皇后的不满。查士丁尼皇帝身体恢复健康之后，派人对此事进行调查，虽然没有发现对贝利撒留不利的直接证据，但贝利撒留仍被撤销了统帅的职位并遭到软禁，部分财产亦被没收。普罗柯比也受到牵连，542年以后他虽然仍留在首都，但已经不再担任贝利撒留的法律顾问了。
当贝利撒留的许多朋友因利害关系中断与他的联系时，普罗柯比还继续保持着与这个被冤屈和冷落的帝国功臣的关系，他对贝利撒留的忠诚和友情影响了他的仕途，不得不重操律师旧业。在审理的许多涉及政府的案件中，普罗柯比发现了查士丁尼施政的弊端和朝廷官员的腐败，对查士丁尼皇帝的看法由不满转变为厌恶，再由厌恶转变为憎恨。除此之外，他对贝利撒留也越来越失望，认为这个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功臣不应该再为查士丁尼效劳。因此，当544年贝利撒留复出，在意大利指挥对哥特人的战斗时，心灰意冷的普罗柯比没有一同前往，而是继续留在君士坦丁堡。
正是在长期居留京城的岁月里，普罗柯比登上了事业的顶峰，完成了三部杰出的作品，即《战史》、《秘史》和《建筑》，这使其步入西方伟大历史学家的行列。纵观普罗柯比的一生，阅历丰富，人生多姿多彩，先后从事过律师、军队参谋长、间谍、历史学家等诸多职业，但令他名垂青史的是其作为历史学家的成就。在他的三部著作中，记述最详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8卷本的《战史》，普罗柯比大约是540年回到君士坦丁堡之后开始这部鸿篇巨著的写作，第1-7卷在550-552年发表，第8卷在554-557年发表。《战史》全书共243章，第1、2卷记载波斯战争（527-548），第3、4卷记述汪达尔战争（533-548），第5、6、7卷则叙述哥特战争（535-551）。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使普罗柯比的这部著作涵盖的内容极其广泛，几乎记载了那个时代所有的重大事件，如查士丁尼大瘟疫、尼卡暴乱、罗马人与周边其他民族的相互关系以及神话传说、民族风俗和自然现象等等，极具史料和学术价值。
如果仅仅靠这部书，普罗柯比完全可以步入杰出史学家行列，但其另一部著作《秘史》却为他带来更多争议和诸多疑问。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普罗柯比能够了解到那么多的宫廷秘闻呢？首先他出身贵族，是贝利撒留的密友，因此贝利撒留把他作为知己和家庭中亲密的成员，普罗柯比得以了解到贝利撒留的家庭隐私。又因为贝利撒留的妻子安东尼娜是皇后塞奥多拉的闺中好友，因此他也可以知晓与皇帝、皇后相关的宫廷秘闻。他长期处于帝国权力中心，耳闻目睹国家权力中心的种种腐败和丑恶现象，心中的压抑无处宣泄，于是在558-560年私下里写了这部《秘史》。该书主要论及查士丁尼统治的32年间发生的事情，揭示了当时诸多事件的幕后真相，尤其是无情地抨击了查士丁尼和赛奥多拉、贝利撒留和安东尼娜两对夫妇，记载了他们的放荡、罪恶、堕落、阴谋和丑闻等“恶行”。在《秘史》一书中，《战史》里被塑造为伟大帝王的查士丁尼是一个为获得个人荣耀而不惜牺牲国家利益的卑鄙小人，英明神武的贝利撒留成为一个窝囊男人，大智大勇的皇后塞奥多拉出身低贱、淫荡堕落，贝利撒留的妻子安东尼娜则频频出轨、不停地给老公赠送“绿帽子”。这本书虽然有夸张和谩骂的成分，但也阐述了一些历史真相。这样高度敏感的禁书在拜占庭帝国时代一直被雪藏，直至17世纪才被发现。当时罗马教廷的图书馆管理员阿勒曼尼（Alemannus）在整理梵蒂冈图书馆西面书库的旧书时，偶然发现了一本希腊文手抄本的《秘史》，封面写着“未公之于世”几个字，通过仔细阅读，他猜想这本书的作者一定是生活在宫廷贵族圈子里的人，否则不可能对拜占庭宫廷里的事情知道得如此详细。他与同乡亚尼斯（Iannes）一起把这本奇书翻译成拉丁文，并定名为“秘史”，而且大胆猜想这本书的作者就是6世纪的著名宫廷作家普罗柯比，从此这本书开始在世间流传。
普罗柯比的另一部著作——6卷本的《建筑》是在查士丁尼皇帝的授权下撰写的，因为他的《战史》并没有起到赞美查士丁尼皇帝、扩大皇帝声威的作用，于是，554年皇帝命他写这部《建筑》。《建筑》写于554/558-560年之间，560年发表。虽然这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书，但也记载了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帝国在各地修建众多庞大建筑的情况，包括教堂建筑、民间建筑、军事工程设施等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查士丁尼的好大喜功，保留了关于当时的地理、地形、财政及帝国的行政管理和边关防务等珍贵资料，对于研究拜占庭帝国的经济和建筑艺术具有很高的价值。
秉笔直书还是人格分裂？
普罗柯比最重要的著作——《战史》和《秘史》在内容上相互冲突，尤其是对于皇帝查士丁尼、皇后塞奥多拉和帝国大将军贝利撒留有截然不同的记载，这使普罗柯比成为一个极具争议性的历史学家。为什么同一个人会写出差距如此之大的历史著作呢？后世的学者纷纷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有人认为他是一位秉笔直书的史家，有人认为他在宗教和皇权的压迫下成了患有人格分裂症的疯子？例如，史学家布瑞认为普罗柯比在《秘史》写作前遭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由此患上了人格分裂的精神病。我国拜占庭史专家陈志强教授通过对普罗柯比作品的分析，认为普罗柯比长期生活在高度忧虑与紧张的亚健康状态下，性格日益偏执，逐渐患上了焦虑型神经症并出现了人格分裂的症状。他认为普罗柯比的人格分裂源于对安全的焦虑和愤恨心情的压抑，因其身处社会变动剧烈的查士丁尼时代的权力中心，他的贵族背景和立场使他对来自社会下层的皇帝和皇后产生逆反心理，当他受到重用和信任的时候，这种逆反心理暂时得到了控制。但当他因贝利撒留事件的牵连而受到怀疑和排斥后，他的不满就转化为仇恨，而写作《秘史》就成为这种仇恨的宣泄途径。
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症结还是在于普罗柯比的境遇和经历。540年，当普罗柯比开始写作《战史》的时候，他和贝利撒留都是凯旋而归的功臣，得到皇帝的嘉奖和重用。普罗柯比在这种心态下进行《战史》的写作，其中查士丁尼和贝利撒留的形象都比较正面，或者说普罗柯比侧重记述和展现其人积极的一面。而从544年开始，贝利撒留不断遭到查士丁尼的猜忌和迫害，普罗柯比也被卷入其中。普罗柯比一方面为查士丁尼鸟尽弓藏而气愤，为贝利撒留的懦弱不抗争而失望；另一方面也担心自己受到牵连乃至迫害，所以他只能将全部身心投入《战史》的写作，但还必须在这部书中为他厌恶的查士丁尼和贝利撒留歌功颂德，这让他格外焦虑、紧张和愤懑。同时，普罗柯比长期身处权力中心，见到越来越多的丑恶和腐败现象，也让他心情低落。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他决定撰写《秘史》，将帝国的皇帝、皇后和大将军不为人知的丑恶面目揭露出来，也就是通过自己的笔来抒发心中的愤怒与苦闷，就像今天的心理咨询师可以帮助病人疏导抑郁和不满情绪一样，他不能向任何人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只能通过这样的渠道来宣泄了。与《战史》相反，《秘史》展现的是他们消极的一面。如果我们将《战史》和《秘史》两部著作结合起来研究并相互对比，那么，我们就能得到比较全面、客观、立体的历史人物形象了。笔者认为，普罗柯比不是人格分裂，而是一个心理正常的人，一位秉笔直书的史家，19世纪晚期的一位学者将修昔底德和普罗柯比加以对比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考虑一幅画的光与影的对比（即修昔底德与普罗柯比的对比），就会发现修昔底德生活在一个充满着自由空气的世界里，那里是生活和思想的春天。另一方面，普罗柯比生活在一个没有人敢说出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并有间谍埋伏在人们住宅最隐秘处的时代。世界的政治变化伴随着语言的变化，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自然生命和宗教也发生了变化。……当我们考虑到后者（普罗柯比）的写作环境时，其中包括语言的艺术特点，衰落的文明和政府专横体制的负面影响，我们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他已经尽其所能去做了。”
通过他三部作品的写作，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秉笔直书的伟大史家情怀。他的著作也成为后世学者研究6世纪拜占庭历史最权威的史料。他撰写《战史》和《建筑》主要是为了使当时的重大事件不因时光流逝而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同时以史为鉴，启迪后人。而撰写《秘史》则是为了揭露在前几部著作中因害怕遭到迫害而被迫矫饰的历史真相，说出自己真正的观点，展示历史更为真实甚至丑陋的一面。《战史》承袭古典作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写作风格，明晰、直率，善于用简练的语言表述事实，重视修辞艺术，尤其喜欢在演讲中加入通俗易懂的习语和格言警句。因此《战史》历来被奉为拜占庭史学著作中的经典，《建筑》一书虽然算不上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查士丁尼的好大喜功，保留了关于当时的地理、地形、财政及帝国的行政管理和边关防务等珍贵资料。虽然在他的三部著作尤其是《战史》和《秘史》中包含有歌功颂德和恶意谩骂的成分，但这并不能抹杀他作为一位伟大历史学家的光辉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