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细读文本与文学元素

细读文学作品的过程是心灵与心灵互相碰撞和交流的过程。我们阅读文学，是以自己的心灵为触角去探索另一个或熟悉或陌生的心灵世界。我这里所指的心灵世界，包括两个主体：一个是作家的主体，即作家在创作的背后应有一个完整的理想境界，是作家对作品应达到的境界的期待；另一个是读者的主体，即读者对阅读作品所期待的一种理想境界。但文学作品本身是自在的客体，它既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作家的主体期待，也不可能完全重合读者的主体期待。文学阅读也正是这样三个元素的互相融合与冲突。

我试图用三个定语作为自己阅读文学作品的途径，那就是欢悦地、投入地、感性地阅读才能使自己真正进入文学。欢悦即快乐。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有许多学生问过我：人生有许多选择，你为什么选择文学？我回答说，因为我喜欢文学，我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是最放松最快乐的时候，是想象力最活跃最放纵的时候，读文学作品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也不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首先是为了快乐，通过阅读我重温人性的美好与温馨，窥探人性的黑暗和深刻，同时也遐想、憧憬和寻找生活的勇气，人生所有不能达到的境界几乎都可以在文学里得到满足。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这样切身的体会，无论遭遇了什么样的困境和绝望，读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会使你平静下来，忘却身边烦恼，人需要最后的精神家园，而唯有文学能够给予。其次是投入，读文学不是读文件，可以放松自己的情绪，任自己被文学的语言和审美境界所吸引所感动，你可以哭笑自如，可以拍案叫绝，可以舞之蹈之，可以废寝忘食，投入是一种忘我境界，只有“忘我”才能把你的人生经验和内心欲望都调动起来，使你与文学产生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你从文学中读出的是你自己内心的隐秘声音。于是就有了第三点：感性的要求。读文学最怕是失去感性内容，当你的情绪与文学融为一体的时候，你需要了解的是：你为什么读之感动？你需要通过阅读文学来认识自己内心深处纠缠着怎样的情感因素。这时候最忌讳教条的理性指令：就像多数评论家所教导的那样——从主题思想到政治教条或是验证某种思想理论，最终是把文学自身的魅力割裂得支零破碎。一旦属于你个人经验和生命体验的审美效果失落了，那么再精致的文学也会索然无味。文学的魅力就是能使人的生命变得丰富起来，满溢开去，这就是巴金所说的“生命的开花”，也是文学艺术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这三个定语修饰的阅读态度都说明了阅读者对作品的主体参与。作为阅读者，你首先是在当下环境中生活着的人，是一个对生活有自己的感情寄托的人，当你真的欢悦地、投入地、感性地进入文学世界，你必然会把自己强烈的生命信息和主观愿望带进去。从主体出发，你在阅读中总是会读到你所愿意读到的东西。文学是美好的也是丰富的，能够从各个方面来满足阅读者的需要。但这种主体性包含了文学的和非文学的两个部分。前者诉诸感情或者审美的需要，后者解决的是知识或者工具的问题，前者没有功利性的目的，而后者相反。在其他社会科学尚不发达的情况下，社会科学研究者不能不利用文学作为研究政治历史、文化经济以及各种相关学科的材料，但这不是文学自身的本质功能。文学曾经有过一个畸形繁华的时代，它背负了极为沉重的非文学的责任和功能，成为一门显学。人们在文学文本里寻找着各种非文学的信息和答案，弥补各种学科知识的缺乏，但文学自身的审美功能则很容易被遮蔽。与此相关，还有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即长期统治文学理论领域的工具论倾向，把文学创作视为意识形态传播的工具。从左翼文学开始，这种功利主义就逐渐渗透到文学分析与文本解读之中，一度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主要方法。——这两种倾向，无论是以知识为目的还是以工具为目的，都属于文学批评的非文学的元素，可能导致文学元素的异化。

我之所以要在讨论文本细读之前先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一直在思考：文本细读是一种方法，可以体现为各种层面的阅读需要，因此我们必须先解决的是，本书所倡导的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究竟应该从文学着眼还是从它的社会功能着眼？我们有没有可能提供一种方法，即透过文学审美的读解达到对某些非文学的社会的认识，而不是简单回复到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法？提出这一问题与读解者的思想倾向无关，只是出于对那种把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方法的警惕。在当代文学史上，存在过长期把文学当作思想演绎工具的危害，直到1985年“寻根文学”崛起以后，创作才从偏重思想观念转向审美境界、语言与形式革命，以及开始重视文学的主体性。文学批评不是文学创作的附庸，批评者与创作者同样是站在生活的面前，以创作为对象来抒发对当下生存环境的感受。任何文学作品中都可以发现文本所含的社会意义，只是由于艺术观念和表现方法的不同，有些社会意义必须通过对作品的艺术分析才能感受到，有些则直接就表达出来。我们在今天重新探讨文本与社会分析的关系时，首先要警惕的是跨越了文本的文学性而片面强调其社会意义的倾向，这样做的话，本来就不为人们重视的文学因素会因此而淡出，庸俗社会学的阴魂也会卷土重来。

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应该从文学出发，那么，我还要追问：文学元素究竟应该怎样衡量？是什么样的文学元素在文学作品里足以包容社会性而不是排斥它？抽象地来讨论这些问题有些含糊不清，但可以从文学的审美功能这一特点上来理解，文学是诉诸感情或者满足审美的需要，阅读审美是主观的形式，只能在主观体验下真正确认文本的文学元素。我可以举自己的一个阅读例子。我才十三四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每个少年都百无聊赖。有一次，我读了巴金的长篇小说《憩园》，是一本旧书，封面都撕掉了，我读繁体字直排本还很吃力，但读完以后却深深地感动。“文革”中泛滥成灾的暴力事件与小说描写的温馨故事完全背道而驰，我的内心竟然受到了很大冲击。黄昏的时候，太阳斜斜地照过来，树的影子慢慢地长下去，我呆呆地朝着树底下看，仿佛眼前就会转出这么一个老乞丐。我脑子里虚构了一个人：灰白的长头发，胡子很脏，穿一件绸的蓝布大褂，是个很瘦的老人。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老是觉得看见过这么一个人，脑子里老是出现这样的形象。然后我又想象，如果这个人出现了，我就会像书中的孩子一样给他什么东西，等等。现实生活里从来没有过这么一个落日、黄昏、老人的衰败形象，但是这个故事却让我激发了生命内在的同情心，激发了人性的善良的道德力量，帮助我辨别当年的形势和以后的人生道路。后来读大学写论文，我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巴金的书，研究巴金，进而再研究现代文学史。艺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未必能够有效地利用它，但它会在你心里生下这么一个根，那就是对人生的理解，对自我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也许《憩园》并不是巴金最有影响的小说，我也没有对这部作品做过深刻的研究，但小说里这个人物形象我一直深深记得。我想，人文的培养就是这样。文学的魅力也就是这样产生的。

文学元素对读者的影响，体现在人格的潜移默化作用，并非是理性的指点迷津，更不是思想理论的演绎图解，而文学对社会的理性批判也并非衡量其优劣的重要标准。正如我从《憩园》里受到的感动，在“文革”时代正是一种当下意识的批判立场，它与当时的主流意识格格不入。这样的独特的感情世界里包含了对社会主流意识的抗衡和批判。如果读者一定要在这个文本里寻找社会批判的意义，其深刻性或许不及巴金的其他小说（如《激流三部曲》、《爱情的三部曲》等），而我却在它问世二十多年后的现实环境下，切实地感受到它的微弱温馨里含有的尖锐的批判力量和孤独的人道力量。我讲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文本细读的功能在于探讨一部作品可能隐含的丰富内涵与多重解释，窥探艺术的奥秘与审美的独特性，而不是重返以往庸俗社会学所做过并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所谓的社会学分析。

既然文本细读的文学性因素联系着极为隐秘的个人感情经验，那么文本细读就是个人经验的传播与交流，是人心从互相隔膜到互相了解的心灵撞击的过程。我不赞成把文本细读看作是与作家主体和社会客体都无关的纯技术形态，因为作家主体的所有信息都会从文本中反映出来，包括他对社会的态度与立场，但文本也不是意识形态的简单图解。文本细读不应该有标准答案，只是一个待启发、待补充与交流的开放性的文学平台。有时候需要热烈的争辩来充实其留白空间，有时候需要静静的玄想才能感受其丰富内涵。中国古代有“诗无达诂”的说法，西方也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之说，两者的意思差不多，任何对文学作品的解读都不能穷尽其艺术魅力，也没有一种标准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