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现实战斗精神的绝望与抗争：《电》

一、为什么要讲巴金的《电》？

就巴金的创作而言，分析《激流三部曲》或者《寒夜》才是理所当然的，而我特意选择了《爱情的三部曲》中的《电》，这似乎有些不合常规。《电》的影响无论如何也不能跟《家》相比，现在读它的人一定也没有那么多，这是一部逐渐为人们所遗忘的作品。

我先说说这部小说的遭遇。巴金在1933年12月写完，作为《爱情的三部曲》的第三部，但出版时遇到了重重困难。巴金把前四章寄给上海的《文学》杂志，那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学刊物，可是排好了前两章后，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审查第一批清样时就禁止发表，为了逃避检查，巴金把它改名为《龙眼花开的时候》，还改变了小说里的人物名字，以“欧阳镜蓉”的笔名发表于北平的《文学季刊》上。为了障眼，他还特地用“竟容”的名字写了一篇散文，故意把自己写成一个在香港生活的人。但是在1935年3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单行本时，书稿还是被删去了许多内容，开了囗囗囗的天窗。后来巴金又把《雾》、《雨》、《电》合成一部书，以《爱情的三部曲》之名出版。（注：《爱情的三部曲》1988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金全集》第6卷。本讲中有关《电》的引文，都是依据这个版本，不再一一加注。）

在当时的评价中，对这部小说也是有争议的。我可以举当时的两位名家的评论：一位是老舍，他专门为《电》写了一篇书评，以作家风格而言，老舍与巴金是很不相同的，他对《电》的评价是：“这篇幅不甚长的东西——《电》——像水晶一般地明透，而显着太明透了。这里的青年男女太简单了，太可爱了，可是毛病都坏在这‘太’上。这篇作品没有阴影，没有深浅，除了说它是个理想，简直没有法子形容它。他的笔不弱，透明到底；可是，我真希望他再让步一些，把雪里搀上点泥！”（注：老舍《读巴金的〈电〉》，陈思和、周立民选编《解读巴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177页。）另一位是茅盾，他在《电》以《龙眼花开的时候》为名只发表了上半部的时候，就发表了评论。他说：“作者的文章是轻松的，读下去一点也不费力，然而自然而然有感动人的力量；作者笔下没有夸张的字句，没有所谓‘惊人’的‘卖关子’的地方，然而作者的热情喷发却处处可以被人感到。这两点，我以为是这位作者的特长。”他的批评意见是：“这里有些活生生的青年男女，可是这些活人好像是在纸剪的背景前行动——在空虚的地方行动。他们是在一个非常单纯化了的社会中，而不是在一个现实的充满了矛盾的复杂的社会中。”（注：茅盾《论〈将军〉、〈春雨〉、〈电〉》，陈思和、周立民选编《解读巴金》，第170、173页。）

两位作家的话都说得很轻松，但把这部小说的优点和弱点大致都指出来了，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这部小说发表时的一般反应。1949年以后出版的文学史和研究论著中，对这部作品以持批评的态度为多。尤其是在1958年的巴金作品讨论中，有人就说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是反集体的无政府主义者，根本找不到正确的革命道路（注：参见李希凡《谈〈雾、雨、电〉的思想和人物》，载《文学研究》1958年第4期，收入贾植芳等编《巴金专集》（2）（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还有人说，这部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悲观失望、思想空虚无聊的，虽然反映现实黑暗有真实的一面，但作品中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会对年轻人思想会起到腐蚀作用（注：参见武汉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巴金创作研究小组《论〈爱情三部曲〉》，收入贾植芳等编《巴金专集》（2）。），等等。这些主导性的舆论影响了这部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命运。

巴金的小说创作，有两个比较著名的系列，一个是“家庭系列”，从《家》、《春》、《秋》到《憩园》、《寒夜》，另一个是“革命系列”，从《灭亡》、《新生》开始，到《爱情的三部曲》，等等。这两个系列的作品随着时代的变化，命运很不一样。前一个系列，因为可以扣住“反封建”的主题，评价越来越高；而后一个系列，由于巴金特殊的思想信仰，评价越来越低，甚至成了一种忌讳。巴金在中年以后写过许多创作谈，介绍自己创作各种小说的体会，可是对《爱情的三部曲》讳莫如深。五六十年代，他写过一本《谈自己的创作》，从《灭亡》一直谈到《寒夜》，就是跳过了《爱情的三部曲》。“文革”以后，他又写了一本《创作回忆录》，对《爱情的三部曲》还是避而不谈。国外的很多研究者对巴金抗战以后的作品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尤其是《寒夜》，法国人评价很高。巴金后来谈自己的作品时，就说《家》、《憩园》和《寒夜》是最好的三部。（注：《〈爱情的三部曲〉总序》的一个注释，《巴金全集》第6卷，第4页。）但这些说法与他之前的说法大相径庭。1930年代他写《〈爱情的三部曲〉总序》，一开始就说得明明白白：“我不曾写过一本叫自己满意的小说。但在我的二十几部文学作品里面却也有我个人喜欢的东西，例如《爱情的三部曲》。”“这部小说（指《电》——引者）是我的全部作品里面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本，在《爱情的三部曲》里面，我也最喜欢它。”（注：《〈爱情的三部曲〉总序》，《巴金全集》第6卷，第3—4、37页。这两段话与初刊文略有差异，后一段中的“比较喜欢”在初刊文中是“最喜欢”。）——当时，《憩园》、《寒夜》都还没有创作，巴金当然有权利更喜欢以后创作的作品。但是，巴金后来避而不谈《爱情的三部曲》，并非因为对它没有感情，而是外界环境发生了变化，他一直找不到恰当地谈论它的语言。直到1987年底编印全集的时候，在给责任编辑的信（即这一卷的代跋）中，他才小心翼翼地用“理想主义者”这个不犯时忌的词来称呼《爱情的三部曲》的人物原型，他说：“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使我感动的发光的东西。”“他们身上始终保留着那个发光的东西，它就是——不为自己。”但是谈到具体的信仰和革命活动时，巴金还是比较谨慎，似乎对以前的批判还心有余悸：“有人批评我写革命‘上无领导，下无群众’，说这样的革命是空想，永远‘革’不起来。说得对！我没有一点革命的经验。也可以说，我没有写革命的‘本钱’。我只是想为一些熟人画像……”“我所写的只是有理想的人，不是革命者。”（注：上述引文均引自《致树基（代跋）》，《巴金全集》第6卷，第479、480页。）说到这里，有一点非常明确了，巴金吞吞吐吐要避开但又避不开的东西就是他早年的“信仰”，即安那其主义（也就是无政府主义），《爱情的三部曲》写的就是一群安那其主义者的革命活动。

巴金早年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五四”时期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毛泽东、陈延年等，早期也曾经信仰或研究过安那其主义。安那其（Anarchy），原指一种没有经过治理的状态（注：Anarchy的希腊词源是α′ναρχι′α，表示一种without a chief or head的状态，中世纪拉丁语为anarchia。），中文最普遍的是译作“无政府”，这个词比较生动，但也容易引起误解。我看到另外有人译作“无治”，无政府主义也叫无治主义（注：吴克刚《一个合作主义者见闻录》，中国合作工作社印，非卖品。），含有一种还原到原始的、自然的、非人治的生存环境的意思。中国初期的安那其主义者把这一理想与中国老子的思想、俄罗斯托尔斯泰的理想都解释成同一根源的思想学说，大概也是出于这样的理解。所以我觉得译作“无政府主义”不是很准确，还是称“安那其”比较好。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际社会的反抗思潮，有过很长的演变过程。“五四”以前它在中国非常盛行，但到了1920年代，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蓬勃发展，吸引了更多的革命青年，另一方面安那其运动被新老军阀所镇压，1927年以后，安那其运动在中国已经彻底失败了。

巴金自称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但他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社会思潮里，主要接受的是安那其主义的社会反抗思潮。他当时才15岁，读了两本宣传安那其的小册子，一本是克鲁泡特金的演讲《告少年》，鼓吹青年要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另一本是波兰戏剧家廖亢夫的剧本《夜未央》，写俄罗斯民粹派革命的故事，剧本里也是充满了爱与死、自我牺牲等英雄浪漫故事。巴金就是这样被鼓舞起来参加了四川的安那其团体。以后大约十年的时间，他从四川到上海、南京等地，一直从事安那其运动，成为这个运动中比较重要的代表人物。（注：万树平教授在《美国学术界对中国无政府主义和巴金的研究》一文中综合了美国有关无政府主义的研究成果以后指出：“就我所见到的一些无政府主义刊物，凡是谈到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就必然提到巴金。”他得出结论说：“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和作家，巴金（芾甘）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巴金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后期（1927—1949）的重要代表。”（《解读巴金》，第359、360页。））1929年初，巴金从法国回国的时候，还雄心勃勃地写了一本安那其主义的理论著作，叫做《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讨论安那其理想如何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但是过了不久，他发现中国的安那其运动已经沉寂了。这一时期，他陷入极其孤独的境地，这种孤独带给他恐慌和灰暗的情绪，在1930年代初的散文小说中，他一遍一遍诉说自己的绝望、痛苦、孤独……有一篇散文《我的心》（注：巴金《我的心》，《巴金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他写自己在梦里与妈妈的对话，要妈妈把他的这颗心“收回去”。就是说，他拒绝这个现实生活，对这个现实充满了恐惧。为什么有这种态度？就是因为他的安那其信仰在那个时代已经完全失落了，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是“信仰危机”。不是说他不相信安那其主义了，而是安那其运动已经被镇压下去，已经不存在了。以后怎么办？他只有通过不断地写小说来宣泄自己的痛苦，宣泄自己失去理想的绝望。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就是写安那其运动中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活动，他通过小说里人物的悲剧性遭遇来发泄他对这个社会的愤怒和抗议，这一点能够与当时社会的革命思潮相呼应，为众多读者所喜爱，但是巴金自己并不愿意当个作家，他甚至不断地写文章批评自己，认为写作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注：例如，在《灵魂的呼号》中，他说：“我却以为还有一个比艺术更长久的东西。那个东西迷住了我，为了它我甘愿舍弃艺术。艺术算得什么？假若它不能够给多数人带来光明，假若它不能够打击黑暗。”（《灵魂的呼号》即《〈电椅集〉代序》，《巴金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页）又如他在《我的梦》一文中，虚拟了两个人的对话，不断地质问“文章和话语有什么用处？把生命花在这上面是一种浪费”（见《巴金全集》第12卷）。）巴金就是在这种悲观心理的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我曾经在《巴金传》里写过这么一段话：巴金在文坛上的魅力，“不是来自他生命的圆满，恰恰是来自人格的分裂：他想做的事业已无法做成，不想做的事业却一步步诱得他功成名就……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巴金的失败就是他的成功”（注：拙著《人格的发展——巴金传》，台湾业强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他是越苦恼，就越拼命写作，拼命发泄，越是这样，他在文学上的名声就越大，结果让他更加感到孤独和苦恼，心里全是黑暗。到他晚年，我有一次接受一家杂志社的委托去采访他时，他还在说：“我并不想做一个作家，搞文学不是我的初衷，我是想做些实际的事，对国家人民更有用。”他一直希望通过他的社会实践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这个理想的内核就是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

讲到这里，可以回答为什么选《电》这部作品了。我还想谈一点我私心的体会。二十多年前，我还在复旦大学读书，与同学李辉一起研究巴金的著作，合作撰写一批研究论文，就是后来出版的《巴金论稿》。当时就有一个疑团存在我的心里：巴金是个信仰安那其主义的作家，无政府主义在“文革”中被描绘成最凶恶的反动思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国内呢，把一切打砸抢流氓分子全说成无政府主义者。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一个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会写出那么充满革命朝气的小说？为什么能显现出那么崇高的人格理想？为什么会在读者中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带着这些疑点，我去找安那其主义的书来读，中国的外国的，大约能找到的都读了，这才发觉安那其主义完全不是教科书和宣传册里描绘的那么可怕，它只是一种人类的乌托邦理想。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些理想实现的可能性了，但是它所揭示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仍然是存在的，只是冲突的方式已经变化了；它所追求的乌托邦的理想仍然会对这个世界的弱势群体具有吸引力。美国有位左派历史学家德利克教授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在一个文化环境里，如果将霸权看作是社会、政治组合一个理所当然的原则，那么无政府主义决不是一个容易思考、写作和谈论的课题。”（注：转引自万树平《美国学术界对中国无政府主义和巴金的研究》，《解读巴金》，第353页。）对此我深有同感。在全球化的世界趋势下，我们恐怕无法回避世界霸权对人类和平生活的威胁，但这种威胁却被另外一个对抗霸权的力量、被命名为恐怖主义的运动所掩盖，这些问题构成了世界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争论话题，新的话语、思想、理论层出不穷，但是，我想说的是，许多接近原始正义的理论，许多基本的概念，早在一个世纪前的安那其主义中已经重复了无数遍。虽然当年的历史真相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被重重的历史灰尘所蒙蔽，但文学创作却鲜活地保留了历史的蛛丝马迹。《电》就是这样一部对人类梦想的文学追怀，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很特别，因为它是对中国安那其主义的革命与理想的一次描述。在俄罗斯文学中，有许多伟大作家都描写民粹派运动和民粹派革命家（民粹运动与安那其运动有一定的联系），可是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电》是唯一的一个完整描述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