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为故国招魂（1990）

——敬悼钱宾四师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我的老师钱宾四先生逝世使我这两天来的精神陷入一种恍惚的状态，前尘往事，一一涌上心头。我已写了一篇《犹记风吹水上鳞》，记述我和他在香港时期的师生情谊，那完全是个人观点的杂忆。现在再写这一篇《一生为故国招魂》，是想扼要说明钱先生的学术精神。但这也只能代表我个人对这一精神的初步了解，还不足以概括钱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贡献和意义。任何人企图对他的学术和思想作比较完整的评估，都必须首先彻底整理他所留下的丰富的学术遗产，然后再把这些遗产放在现代中国文化史的系统中加以论衡。这是需要长期研究才能完成的工作。我现在所以敢仓促间尝试写这篇文字，是由于我具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钱先生的学术著作我确实读得很仔细，有些更反复体味过许多次；第二，我曾有幸列于他的门墙，四十年来，不但听过他的正式讲授，也和他先后有过无数次的讨论。但是必须声明，所有钱先生的弟子大概都具有上述两个条件。而且在他的弟子之中，追随他比我更久更密切者也大有人在。因此我在下面所介绍的只能代表我个人的看法。不但如此，钱先生的学术精神是多方面的，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便可以看到不同的精神。这正如苏东坡笔下的庐山，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现在所强调的仅仅是他“为故国招魂”的一面。本文开头所引的是我刚刚写成的一副挽联，我想用它来象征钱先生的最终极而且也是最后的关怀。“未学斋”是钱先生的斋名之一，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自序》；“素书楼”则指无锡七房桥的旧址，不是台北外双溪的那所楼宇，因为后者不过是前者的投影，而且今天已不复存在了。

钱先生自能独立思考以来，便为一个最大的问题所困扰，即中国究竟会不会亡国？他在新亚书院多次向我们同学讲演，都提到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曾在他少年的心灵上激起巨大的震动。这篇文字主要是以“沧江”和“明水”两人一问一答的方式写成的。“明水”提出种种论证指出中国随时有灭亡的危险，而“沧江”则逐条反驳，说中国绝无可亡之理。两人的问答一层转进一层，最后说到了中外的历史，中国的国民性，直到“明水”完全为“沧江”所说服才告结束。后来我们读《饮冰室文集》，才知道“沧江”是梁启超，“明水”是汤觉顿。这篇文字的题目也不是《中国不亡论》，而是《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最初刊在宣统二年（1910）的《国风报》上。1910年，钱先生才十六岁，他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文化意识至迟已萌芽于此时，也许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梁启超这篇文字在当时激动了无数中国青少年的国家民族的情感。后来我读到左舜生的《我的少年时期》，也提到他和一位同学夜读这篇两万四千字的长文，至于欲罢不能而热泪长流。但是钱先生和大多数青少年读者不同，他读了此文之后没有走上政治救国的道路，而转入了历史的研究。他深深为梁启超的历史论证所吸引，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史上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钱先生以下八十年的历史研究也可以说全是为此一念所驱使。

钱先生又屡次说过，他非常欣赏梁启超所用“国风”这一源于《诗经》的名称。不用说，他早年也受到了《国粹学报》（1905-1911）的影响，对于“国魂”、“国粹”（借自日文）、“黄帝魂”等流行观念是同样能够欣然接受的。当时梁启超《读陆放翁集》有“兵魂销尽国魂空”的名句，而高旭（天梅）的《南社启》也说：“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又说：“然则国魂果何所寄？曰：寄于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不过五四以后，这些观念在知识界已不流行了。所以后来钱先生改用“中国历史精神”这个观念，意思还是一脉相通的。其实，“国魂”、“国粹”的观念最初从日本开始，而日本人又受了德国人讲“民族国家精神”的启示，如兰克（Ranke）便强调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体现了日耳曼的民族精神。那时日本人编欧洲史教科书往往以兰克为典范。王国维光绪二十六年（1900）撰《欧罗巴通史序》已明白指出。以上简略的陈述不妨看做是钱先生“为中国招魂”的渊源所自。

“中国不会亡”的历史根据何在？此一念当时便引申出了无数的历史问题。《国粹学报》中人如刘师培根据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指出中国史上的治乱循环是因为进化的阶段尚浅，西方则治了便不再乱。梁启超写《新史学》则有“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著名论断。（按：以一史归一姓，可见任公当时情感之激动。稍一寻思，岂非笑话。）这一观念旋即为《国粹学报》中人所接受，并加以宣扬，流风至今犹在。至于中国两千年的政治是帝王专制，更是上帝在“最后审判”中所下的判决词，毫无上诉的余地。从此以后，中国人研究中国历史都或明或暗地有一西方史的模式在背后作衬托。比较的历史观点本来是有利无弊的，但是比较如果演变为一方是进化的高级阶段（西方），而另一方则仍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中国），因此前者成为批判后者的绝对标准，那么许多历史和文化的歪曲便随着发生了。清末民初的中国史学界还没有发展到这样严重的情况，但其倾向已极为明显。因此国粹学派本身即包含了一个无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他们一方面在寻找中国的“国粹”、“国魂”，有人以为此“魂”寄托于历史，有人以为哲学（儒家和诸子）即“魂”，也有人以为文学才是“魂”的凝聚之地。但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当时以进化论为基调的西方社会学则视为天经地义。所以刘师培力证中国古代也有石器、铜器、铁器三级，邓实则深信耕稼为君主专制的时代，工贾才是民主的时代，中国和西方的分别即在处于此二不同的阶段。他更明白宣称：“此黄人进化之阶级，其与西儒之说抑何其吻合而无间也。”然而同一个邓实却又痛斥当时“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风尚。

他们当时解决矛盾的办法大致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认定西方现代的基本价值观念如民主、民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等，在中国早已有之，这才是中国的“魂”，不过湮没已久，必须重新发掘。另一条路是主张汉民族西来说。当时出于排满的动机，几乎人人都尊黄帝为中国人的始祖。中国的“国魂”也就是“黄帝魂”。那么谁是黄帝呢？当时一个法国业余学者提出一个理论：黄帝是近东王号的对音（Nakhunti），黄帝率领西方民族称为巴克（Baks）者，先东迁至中亚，再入中国，征服土著。《尚书》所谓“百姓”即“巴克”，而土著则是“黎民”。这种说法今天听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当时第一流学人如章炳麟、刘师培等都是笃信不疑，且运用他们的训诂与古典的知识加以证立。章炳麟在《序种姓》一文中甚至直呼加尔特亚（Chaldea）为“宗国”。这个荒唐的理论后来却又因为瑞典的安特生发现仰韶彩陶而得到加强，甘肃马厂、辛店彩陶上的几何花纹尤其与南欧所发现者相似。如中国的人种与文化源出西方，那么中国人仍然处于现代世界的中心，而不在边陲。这也给当时不少人提供了“中国不亡”的心理保证。

我之所以特别介绍五四以前这一段学术思想史的发展，主要是想为钱先生治史的动机与方向找出一种比较可靠的历史说明。梁启超、章炳麟、《国粹学报》派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钱先生实有支配性的影响。他深信中国文化和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精神，这一点无疑是承清末的学风而来。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承继了清末学人的问题，但是并没有接受他们的答案。他的一生便是为寻求新的历史答案而独辟路径。《国史大纲·引论》所说的“于客观中求实际，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正是这一路径的具体描写。但这在他不是空论，而是实践。他的主要学术著作全是针对着当时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大问题提出一己独特的解答，而他的解答则又一一建立在精密考证的基础之上。清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支配了学术界一二十年之久，章炳麟、刘师培虽与之抗衡，却连自己的门下也不能完全说服。所以钱玄同以章、刘弟子的身份而改拜崔适为师。顾颉刚也是先信古文经学而后从今文一派。钱先生《刘向、歆父子年谱》出，此一争论才告结束。他也是因为这篇成名作而受聘于北大的。章炳麟、梁启超提倡先秦诸子之学，风靡一世。胡适在美国写英文本《先秦名学史》也是闻章、梁之风而起。但其中具体问题而未能解决者尚多。即以整体而论，诸子的先后渊源与系统，以及战国史的转变关键，也都在模糊不清的状态。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则为诸子学与战国史开一新纪元，贡献之大与涉及方面之广尤为考证史上所仅见。根据古本《竹书纪年》改订《史记》之失更是久为学界所激赏。在这样大规模的考证中，由于资料不足和推断偶误，自然不免有可以改正之处。他自己在再版时便增订了两百多条。最近的考古发现当然又提供了足以补充此书的新材料，如《孙膑兵法》的出现即一例。但全书大体绝不因此等小节而动摇。这是一部考证之作，但卷首《自序》的文章则写得掷地有声。序末论战国世局三变与学术四期一节更是考证、义理、辞章融化一体的极致。1978年我到中国大陆访问，遇见一位中年的先秦史专家，他对这一节文字居然已熟读成诵。这一点最使我惊异不已。因为钱先生在大陆受“批判”已三十年，白寿彝且曾撰文痛贬《先秦诸子系年》。在这种气氛下还有人能如此爱好此书，其引人入胜之处可想而知。

这里我要指出：钱先生对于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不一一具备。他自己便说道，他的疑古有时甚至还过于顾颉刚。但是他不承认怀疑本身即是最高价值。他强调：“疑”是不得已，是起于两信不能决。一味怀疑则必然流于能破而不能立，而他的目的则是重建可信的历史。许多人往往误会他是彻底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事实上，他对于所谓“科学精神”是虚怀承受的，不过不能接受“科学主义”罢了。我们试一读《国学概论》最后一章，便可见他确能持平。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文化的争论上，他并不同情梁漱溟的武断，反而认为胡适的批评“足以矫正梁漱溟氏东西文化根本相异之臆说”。

在30年代，钱先生是以擅考证见称于世的，虽然他从来不掩饰他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也不讳言他的考证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服务——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他力排众议，独自承担北大“中国通史”的教学，便是这一立场的鲜明表示。所以他为中国“招魂”是凭借着他对中国文化的信念和他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真实贡献，绝非空喊几声“魂兮归来”的方士之流所能相提并论的。正因如此，他的通史一课才能那样吸引着学生。同时学人对钱先生的学术贡献是怎样评价呢？由于中国没有严格的书评制度，不易举证说明。但是我们也偶然可以从间接的资料中找到线索。例如闻一多《古典新义》关于“神仙”、“楚词”的考证中，便常常借助于《先秦诸子系年》。闻一多后来在政治上激进化以后，把钱先生看做眼中钉，以至于斥之为“冥顽不灵”。所以他在学术上对钱先生的尊重自有客观的意义。我最近在杨树达的日记中偶然看到下面一则：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这是陈、杨两人私下的谈话，当然更代表客观的评论了。这里要加以说明：《诸子系年》是1935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寅恪之所以得读原稿，是因为顾颉刚建议送此稿至清华出版，为《清华丛书》之一，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例。陈寅恪和冯友兰都是审查人。但此事为冯友兰所阻，清华没有接受《诸子系年》。杨树达日记中又提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六日。阅钱宾四（穆）《近代三百年学术史》。“注重实践”，“严夷夏之防”，所见甚正。文亦足达其所见，佳书也。

杨树达特别指出“文亦足达其所见”这一点，是有眼光的，因为钱先生在此书中每写一家必尽量揣摹其文体、文气而仿效之，所以引文与行文之间往往如一气呵成，不着剪接之迹。但读者若不留意或对文字缺乏敏感，则往往不易看得出来。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特“严夷夏之防”，正是因为这部书是在抗战前夕写成的，这时中国又面临另一次“亡国”的危机。因此书中“招魂”的意识表现得十分明显。但“招魂”意识全幅呈露的绝大著作必推《国史大纲》为第一。由于这是今天在海外依然畅销的一部书，我便不用多作介绍了。至于《国史大纲》的内容复杂，论据隐而不露，因此不易通读，我也在《犹记风吹水上鳞》一文中略有说明，此处不再重复。我只想指出，这部书的“引论”最初曾在昆明的报纸上单独发表过，而引起巨大的反响。同情的读者如陈寅恪称许它是近年来少见的大文章，反对者也以它为驳论的根据。前面提到闻一多骂钱先生“冥顽不灵”的文字似乎便是读了“引论”以后写的。当时有一派人固然对“引论”公开攻击，不遗余力，史料派的巨擘也在私下多所议论。钱先生关于中西文化与历史的对比成为集矢之所在。其实，从钱先生个人的思想发展上看，“引论”正是对他早年所承受于国粹学派的种种问题一一提出了自己的答案。抗战时期他曾在马一浮的书院中讨论过中国两千年政治是不是君主专制的问题，这是针对当初梁启超的论断而发的。70年代中，他也曾特别问过我现在大陆考古对于甘肃彩陶问题得到了什么样的新结论。可见他仍然没有忘记“中国文化西来说”。几十年来他的用心一贯，“引论”则是他对于“中国魂”的新诠释。为了说明中国史的独特精神，他不能不以西方作为对照，这也是百年以来中国史学的共同倾向。中西对比是永远得不到定案的，但又永远不可能停止，因为这是倾向宏观或整体论的中外人文学者所不易克制的一种“超越的冲动”。

钱先生为中国招魂当然没有停止过，然而1949年以后中国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他在这一阶段的学术著作，如《庄子纂笺》和《朱子新学案》，也改变了招魂的方式。曾国藩“体庄用墨”，钱先生则是“体儒用庄”。他想通过《新学案》而重建现代儒学之“体”，通过《纂笺》而重显庄生之用。《庄子纂笺·序目》中的话尤为沉痛。在“一马之是期”的时代庄子又如何自处呢？最后他说：“若苟四十年来，漆园之书，尚能索解于人间，将不致有若是。天不丧斯文，后有读者，当知其用心之苦，实甚于考亭之释离骚也。”一个不幸的可能性使他早在1930年便开始忧虑。他在《国学概论》的最后一章说：

盖凡此数十年来之以为变者，一言以蔽之，曰求救国保

种而已。凡此数十年来之以为争者，亦一言以蔽之，曰求救国保种而已。……然而有以救国保种之心，而循至于一切欲尽变其国种之故常，以谓凡吾国种之所有，皆不足以复存于天地之间者。复因此而对其国种转生不甚爱惜之念，又转而为深恶痛疾之意，而唯求一变故常以为快者。……则其救国保种之热忱既失，而所以为变者，亦不可问矣。

他所举的具体例子之一便是陈独秀先后心理的转变。

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一生为中国招魂，虽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但是无论是世界的思潮或中国的知识气候都和五四时代大不相同了。钱先生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会同意这个看法。他曾说过：“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抟聚凝结。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这段话完全可以用于钱先生个人，但是也未尝不能适用于中国这一集体。在这意义上，我们应该承当起钱先生的未竟之业，继续为中国招魂。

1990年9月2日

（《犹记风吹水上麟——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三民书局，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