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传统考证到现代史学

杨先生在清华大学时代读的是经济系，但是他对史学兴趣已超过了经济学。因此他选修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史”和陶希圣先生的“中国社会史”。他的毕业论文《租庸调到两税法》便是在陈先生指导下写成的。陶先生创办《食货》，对他的影响更大。他在1987年所写的最后一篇学术论文中回忆说：

陶师与《食货》诸君，对联陞皆有影响，经济史之转向，实发于此。

30年代，中国史学界诸流竟起，但以学术文化的中心北平而言，与西方“科学的史学”相汇合的考证学仍然居于主流的地位。其次则《食货》派的社会经济史学也很快地激起了波澜。由于陶希圣先生任教北大，又同时在清华兼课，考证派中的许多青年史学人才都被吸引到这条新路上来了，杨先生便是其中之一。法国汉学大师戴密微（Paul Demieville）为《汉学散策》（Excursions in Sinology）写《导言》，曾特别指出：

杨联陞的学问出于他把一己的才性灵活运用在中国最好的博雅传统上面。因此他擅长于对浩博的资料进行精密的分析并从而得出综合性的结论。

这一描述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我愿意略作一点补充。杨先生“观微知著”的学风并不完全是由于天赋的才能，其中也有后天训练的成分。他早年对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史的深厚兴趣后来扩大到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恰好40到50年代，史学和社会科学合流在美国蔚成风尚，杨先生原有的治学倾向也因此发挥得淋漓尽致。“综合性的结论”正是出于社会科学的要求。他的著名论文如《制度史》所收的《朝代兴衰刍论》、《作息考》、《侈靡论》，和《汉学散策》所收《论“报”》、《兴建考》等，以及《汉学论评集》所收的许多重要书评，都是以训诂考证的微观和社会科学的宏观相阐发，所涉有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各方面。其中尤以《论“报”》一篇最为社会学家所激赏，《侈靡论》则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上发掘出一种近乎现代凯恩斯以来所强调的关于消费的理论。

杨先生的基本功力自然是在中国史学方面，他的每一项研究专题都是先在中国史籍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证据，然后才加以整理。这是继承了清代以来中国朴学的传统，清代张穆为俞正燮（理初）的《癸巳存稿》写《序》说：

理初足迹半天下，得书即读，读即有所疏记。每一事为一题，巨册数十，鳞比行箧中。积岁月，证据周遍，断以己意，一文遂立。

杨先生的治学程序正是如此，我正式做他的学生五年有半（1956年秋到1961年冬），后来又和他合教了九年的中国通史和中国制度史（1966—1977年，中间有两年在香港），关于这一层我是相当清楚的。大体上说，杨先生平时在一定的范围内博览群书，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则在阅读过程中发生部勒组织的作用。读之既久，许多具体问题便浮现脑际，而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层次和关系也逐渐分明，这时有哪些专题值得研究，并且有足够的材料可供驱使，都已具初步的轮廓，然后他才择一专题，有系统地搜集一切有关的材料，深入分析，综合成篇。他的《兴建考》（即Economic Aspects of Public Works in Imperial China，收入英文《汉学散策》，中译本见《国史探微》）可以说是专题研究的经典之作。

总之，杨先生的论著都是读书有得的产品，他所提出的问题无一不是从中国史料内部透显出来的真问题，不但有客观的基础而且具自然的脉络。另一方面，传统和现代的学术训练则为他提供了整理、批判、分析和综合的主观条件。因此他从不把西方的概念强加于中国材料之上，他的社会科学的修养融化在史学作品之中，而不露斧凿的痕迹：这是所谓“水中盐味”，而非“眼里金屑”。

杨先生的博雅在他的书评中显露无遗，《汉学论评集》所收四十几篇英文书评便遍涉语言、官制、考古、地理、边疆史、文学史、科技史、哲学史、经济思想史、书画史、佛教史、史学史、敦煌学等专门领域，包罗了中国文化史的全部。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书评篇篇都有深度，往往能纠正原著中的重大失误或澄清专家所困惑已久的关键问题，其结果是把专门领域内的知识向前推进一步。这正是他所说的“第一线”的工作。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证来说明这一点。关于陶瓷的制作，明清文献中常提到一种青料叫做“苏泥勃”或“苏勃泥”，又有“苏麻离”、“撒卜泥”、“撒孛尼”种种异称。由于这种青料来自回教国家，因此一般也称之为“回回青”。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青料”，则专家之间在50年代中期还没有取得定论。一般的意见是以“苏泥勃”为外国地名，例如傅振伦的《明代瓷器工艺》（1955年）解“苏泥勃青”四字为“苏门答腊的泥”和“婆罗洲的青”。杨先生在评论一部有关伊朗所藏中国瓷器的著录（1957年出版）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首先考察中、英、日文现代专著中的各种说法，断定日本专家之说最为近理，即以“苏勃泥”是一种石质的外语译音。但日人追溯“苏勃泥青”一词仅到1591年高濂的《遵生八笺》为止，且未明言其为“石”。杨先生则在1587年周梦旸所编《水部备考》中找到了“回回青又名苏嘛呢石青”的记载。《水部备考》不但年代更早，而且明著“石青”两字。由于此书是官方编纂的，这条证据因此也更具有权威性。我们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偏僻的小问题而加以轻忽，其实许多历史上的大问题都是要靠无数小问题的解决才能得到答案的。何况在明代青瓷史上，“苏勃泥青”早已成了专家之间众讼纷纭的一个中心问题呢！

杨先生考证精到而取材广博，但并不是传统意义下的考证学家，他的训诂和考证都能为更大的史学目的服务。例如他在《质子考》中把《墨子·杂守》篇的“葆宫”和《汉书》的“保宫”以及《三国志》的“保宫”等名词联系起来加以考证，其结果是阐明了贯穿整个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一个侧面。即使撇开社会科学的训练不说，杨先生所走的“训诂治史”的一条路本来便近于王国维、陈寅恪，即“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所以他晚年为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讲《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特别引陈寅恪的话：“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见原书《引言》，第3页）这是相当彻底的现代史学精神，超出传统考证学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