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康桥初识

1955年秋天我初到康桥，参加第二届“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计划”。那时杨先生才四十一岁，但是他的学术事业已如日中天。胡适之先生在1953年5月15日给他的信中推重他是“最渊博的人”。1955年冬天，哈佛燕京社社长叶理绥教授（Serge Elisseeff）也曾亲口告诉我：杨先生受过最严格的现代学术训练，是最杰出的中国史学家。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许多重要的英文论著那时都已发表，并且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了普遍而热烈的反响。其中包括专书如《中国史专题讲授提纲》（1955年）、《中国货币与信用小史》（1952年）以及《哈佛亚洲学报》上的论文和书评。总之，在50年代中期，杨先生毫无疑问已是世界汉学界“第一流”而兼“第一线”的学人。这里所用“第一流”和“第一线”的分别是根据杨先生自己所设立的标准。当时有不少人都推许杨先生是汉学界的“第一人”，但是他谦让未遑。他说：

我想论学问最好不要谈第一人，而谈第一流学人与第一线学人（或学徒）。凡治一门学问，有了基本训练，自己认真努力，而且对前人及时贤（包括国内外）的贡献，都有相当的认识的人，都是第一线学人或学徒。第一流学人则是已经卓然有所成就，他的工作同行决不能忽视的人，其中也有因年老或因语文关系对时贤工作不甚注意，仍不害其为第一流。

这一划分在今天还是完全适用的。

我初到哈佛时，在中国史研究上不但未入“流”，而且也不上“线”，因为我连杨先生的名字都没有听见过，也不知道哈佛大学还有中国史研究的课程。记得是1955年10月的一个晚上，已故的语言家董同龢先生临时动议去拜访杨先生。同行的还有邢慕寰先生。我们三个人当时都是“哈佛燕京访问学人”。董先生和杨先生是清华老同学，彼此很熟，所以我们连电话也没有打，便一同闯进了杨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杨先生。那一晚我们天南地北谈了很久。他的和易的性情、丰富的学识和通明的见解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离开杨府还是不清楚杨先生的学术背景、路向和他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后来我在给钱宾四师的信中，附带报告了我和杨先生晤谈的情况。我说，据我的观察，杨先生在中国文史方面的造诣是深度和广度兼而有之。钱先生很快回我一信，告诉我，“杨君治经济史有年，弟能常与接触，定可有益”。我第二次见到杨先生还闹出了一个趣闻。不久，在费正清先生家中的下午茶会上，费先生介绍我和杨先生交谈，并当面说明杨先生是非常著名的史学家，我告诉杨先生，已从钱先生的信中知道他专治中国社会经济史。但接下去我竟问他专门研究些什么问题。这一问越发暴露了我的无知和社交技术的拙劣。像杨先生那样已负盛名的学者也许是第一次听到一个同行的后辈向他提出这样鲁莽的问题。杨先生的涵养很好，他微笑地告诉我，在美国讲中国学问，范围很难控制，因为学生的兴趣各有不同，先生也就不能不跟着扩大研究的领域了。我这一问不久便在哈佛校园内传为笑柄。其实我的问语是诚恳的，而且是出于对杨先生的敬重。我那时既未读过他的任何著作，如果用“久仰”一类游辞来敷衍，岂不反而是对他不敬了吗？他的答语也完全是实话，后来我了解的情况确是如此。